《改革·增長·發展》是圍繞中國經濟改革理論與實踐探討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展開，選取近幾年發表且以往未輯集出版的較有代表性的文章予以論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反思和檢討改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在探討供給管理和供給側改革的基礎上，展望分析經濟增長中經濟總量與產業結構之間的相互聯繫和數量關繫，研究體制改革與政府宏觀決策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並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得出我們的研究結論。

劉偉，男，漢族，1957年1月出生於河南商丘，祖籍山東蒙陰，中國共產黨黨員。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召集人，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主要學術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演變理論。以及經濟增長和企業產權等。發表學術論文逾兩百篇，出版學術著作數十部。獲得多項學術獎勵，主要包括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1994年、1996年）”，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經濟學一等獎（第六屆）、二等獎（第二、第三屆），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第四、第七、第十一屆），獲全國首屆青年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1995年）等。2006年被聘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供給管理與我國現階段的宏觀調控
供給管理與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
良性與惡性“通縮”衝擊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對近期中國經濟趨勢的考察
關鍵是推動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管理具有重大意義——兼論供給側改革與發展新理念
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制度創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和理論的深刻革命
堅持穩中求進的宏觀調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繫列重要講話關於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論述
完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革命”的根本區別
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繫建設——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於新發展理念的體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與新發展理念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繫
必須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內在邏輯

《改革·增長·發展》：
（3）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宏觀經濟失衡調控行為產生了周期性差異，使政府總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效應程度受到深刻影響。
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相互利益關繫以及相互間的機制也已發生深刻的變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改革開放中地方政府的權、責、利的獨立性獲得了很大提升，地方政府本身越來越成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制權的掌握者。因而，地方政府的行為與中央便產生了顯著差異。
首先，行為目標不同。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加以調控，其目標在於實現宏觀意義上的均衡，既要防止惡性通貨膨脹，又要防止嚴重的衰退；而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目標隻能是地方經濟利益最大化，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包含財政收入和非財政性的地方政府各類收入）最大化。
其次，進入經濟的方式和壁壘不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方式是行政機制，因此，中央政府需要通過地方政府貫徹其對經濟調控的擴張政策意圖時，可以通過行政方式進行安排，而地方政府作為行政下級也應當服從中央的行政指示，這裡對於中央政府的決策來說，是通過行政方式貫徹，若有失誤首先付出的是行政決策引發的代價。但地方政府進入經濟的方式和面臨的壁壘就有所不同，無論是地方政府出自收入最大化目標的衝動，還是出於執行中央加快發展經濟的行政指示的需要，發展地方經濟首先要加快投資，而投資的基本渠道主要有以下兩條。
①財政投入，應當說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財力是不足以支持其投資性要求的，甚至地方財政應當承擔的基礎建設、公共品生產和公共服務等都難以保證，況且地方政府又不能在財政上以發債的方式進行“增量改革”。
②將銀行儲蓄轉化為投資，由於我國國有專業銀行壟斷性的金融體制的“垂直性”，再加上地方中小中介金融機構欠發育，因而，我國地方政府的投資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及相應的地方居民儲蓄能力之間高度不相關（北京大學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增長研究中心，2004），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難以要求銀行等金融機構支持其地方投資。
在財政和銀行兩方面都不能或不會支持地方政府投資活動的條件下，發展地方經濟所需要的投資，隻有依靠“招商引資”。而地方政府與其所依靠的所要招的商和引的資之間並不是行政上下級的關繫，不同於以往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繫，地方政府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指示其進入當地經濟，而隻能通過市場談判，吸引其進入。這不僅需要一個談判過程，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資條件等方面作出努力，通常是把這些條件改善作為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由地方財政擔保，向銀行貸款融資。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關繫和聯繫機制的變化，使得在宏觀需求調控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行為產生了周期性的差異。當中央從總需求角度認為需求不足，經濟不景氣，需要繁榮經濟、增加就業時，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機制要求地方政府加快發展，加快對需求的刺激，但地方政府在這時無論是通過財政還是通過銀行，都無力即時擴大投資，因為地方經濟發展主要依靠招商引資，而這又需要一個過程。當各地方政府紛紛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和速度，經過一定時期取得了所要招的商和資的信任後，各地紛紛聚集了一批引入的商、資，形成總需求尤其是投資需求的迅速增長，迅速擴張的總需求，又使經濟產生了需求過大的失衡。因此，中央政府從宏觀總供需均衡目標出發，又要抑制總需求，進而通過行政方式要求各地方政府減緩投資衝動，甚至要求其從已經進入的經濟中退出。然而，此時的地方政府已經難以退出了，因為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投入，這些投入構成了地方政府退出的經濟壁壘。顯然，改革帶來的體制變化和利益格局的改變，也使得單純從需求方面進行宏觀調控產生了嚴重的局限，至少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的行為主體，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總需求的擴張或抑制的利益衝動及相應的行為周期產生了顯著差異，這種周期錯落，甚至可以說是周期與反周期的行為差異，對需求管理的效應必然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即從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總量方向性上，從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政策工具上，從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和貫徹行為主體上，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我國現階段的宏觀經濟失衡的調控目標的實現，需要對宏觀調控方式作出重要調整，尤其需要加強供給管理政策在短期調節經濟波動方面的應用。
……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走過了40年的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這一偉大的歷史實踐進程中，一方面為中國的經濟理論發展不斷提供著豐富的實踐土壤；另一方面理論對實踐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指導和推動作用。正是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交互作用中，中國的經濟理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伴隨改革開始學習經濟學的一代，以及以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作為研究基本命題的學者，需要特別感謝偉大時代的恩賜。
經濟科學出版社為經濟改革開放40年推出一套叢書，邀我就經濟方面的問題輯一小冊子。這本集子是圍繞中國經濟改革理論與實踐探討中具有鮮明特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展開，選取近幾年發表且以往未輯集出版的較有代表性的文章予以論述。
本書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理論與實踐研究（15ZDA007）”的研究成果，是為了紀念我國改革開放40年而撰寫的，是經濟改革與實踐的理論探討與總結。在所收的文章中，有若干篇是我與他人合作發表的，需感謝這些合作者，特別是蘇劍教授、蔡志洲教授；也要感謝出版社的領導、編輯給予的信任與幫助，特別是他們的多次敦促和多方面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