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民生改善問題研究》分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不同層面，圍繞經濟結構中的矛盾、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以及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深刻分析了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和一些民生“短板”問題，尤其是結合部分大學生和農民工群體在城鎮化、企業轉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在就業、職業培訓、住房、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出現的矛盾做了長期的、深入的調查和理論研究，為著力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民生“短板”持續深入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胡放之，1957年生，湖南桃江縣人，經濟學博士，湖北工業大學三級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
長期致力於產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領域的教學科研工作。出版專著2部，主編教材8部；發表論文120佘篇；多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或被求是理論網、中國改革論壇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鳳凰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媒體全文轉載；主持或參與完成各類科研項目50項；多次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湖北發展研究獎、湖北省優秀調研成果獎、武漢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華全國總工會優秀成果獎等重大獎項。

第一部分 城鎮化進程中的民生改善問題研究
城鎮化進程中民生改善進程問題研究
——基於湖北城鎮化進程中低收入群體住房、就業及社會
保障的調查
關於湖北省資源型城市工礦棚戶區改造的調查報告
保障住房、增加就業與改善民生的可持續性
——以湖北黃石棚戶區改造為例
大力推進“農超對接”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
當前我國農村消費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及對策選擇
返鄉農民工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刍議
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
——基於制度排斥與工資歧視的分析
農民工市民化之制度障礙與路徑選擇
關於湖北省農民工就業質量的調查報告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民生改善問題研究
——基於湖北企業職工收入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的調查

第二部分 企業轉型升級與民生就業收入增長問題研究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於湖北省傳統制造企業一線職工收入狀況的調查
“招工難、就業難”並存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基於湖北的調查
企業用工短缺與結構性失業的深層原因探析
——基於湖北企業的調查
創新驅動、人纔為本與中國制造企業轉型升級
——以湖北制造企業高技能人纔培養為視角
降成本補短板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險制度
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的比較優勢與競爭力
勞動成本、勞動生產率與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競爭力
大力開展集體協商推進企業一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
——基於湖北省部分行業一線職工收入狀況的調查
員工參與與工資決定
——基於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的實證分析
關於企業勞動定額與職工工資決定的調查與思考
企業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決定機制研究
——基於湖北省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狀況的調查

第三部分 經濟結構調整與民生改善問題研究
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障職工工資合理增長
破解結構性失業難題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
——基於湖北省企業用工短缺與結構性失業的調查
制度障礙、社會流動性與大學畢業生就業難
發展數字經濟大力創造就業
關於湖北省新興產業高技能人纔供求狀況的調查
保障“網約工”勞動權益促進“新業態”健康發展
新時代和諧勞動關繫的構建：影響因素與對策
——基於湖北企業的調查
勞資關繫協調及勞資矛盾化解機制研究
行政壟斷、收入流動性與我國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
從收入流動性看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我國產業結構演進中工資水平與勞動力配置刍議工資水平與經濟起飛刍議
加薪就能提高勞動報酬比重嗎
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例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後記

《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民生改善問題研究》：
就戶籍制度而言，戶籍制度是我國經濟結構的制度基礎。它的存在，使我國城市和農村居民在權利、義務上被分隔開來。一是在就業方面，由於戶籍限制，職業分割非常嚴重。農民工難以進入正規部門就業，隻能在那些收入低、環境差、待遇低、勞動強度大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即使在正規部門就業，與正式職工也是同工不同酬。二是在社會保障方面，目前社會保障制度較為混亂，不同身份的人分別設定一套，農民工與其他身份的人差別相當大；而且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剛性不強，一些用人單位特別是一些非正規就業部門鑽制度的漏洞，常常導致社會保障中斷。三是城市公共服務方面，農民工及其子女難以享受在城市裡平等就學的機會，難以享受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服務，農民工在公共服務方面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公平。四是戶籍制度的存在還使農民工在工資收入方面直接面對歧視，致使相當數量的農民工成為低收人群體。一些媒體上報道的“‘10年沒漲的地板工資’農民工還要拿多久？”即是對農民工低工資歧視的深刻描述。
就土地制度而言，長期以來，我國土地產權不清，土地不能正常流轉，這使得土地市場長期得不到發育。土地和住房是連在一起的。從農民工老家的土地情況看，一方面，農村的房子處於閑置，而宅基地不能流轉，房屋不能自由處置，使進城農民工缺乏原始積累，隻能從事簡單繁重的體力勞動，獲取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即便一些農民工想將土地進行流轉，他們也得不到合理的補償，以至於不得不保留那麼一點土地並根據農業生產季節性特點邊打工邊種田，而無法完全脫離土地，融入城市。從農民工在城鎮住房情況看，一方面，農民工在城鎮居住條件惡劣、極度渴望擁有城鎮住房；另一方面，城市保障房制度缺失。受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被排除在公房租售和購買經濟適用房之外，也無法在城市獲得土地自建房屋，唯一可能的是從市場上租用或購買商品房。但城鎮商品房房價和人均收入比又完全脫離國際上的一般水準，絕大多數低收入農民工可望而不可即，以致大部分農民工無力在城市定居。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為此，建議如下：
第一，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清除影響農村勞動力進城的各種制度性障礙。重點就是改革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剝離戶口制度背後的城市偏向性的各種福利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和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徹底破除農民工的身份界限，讓農民工能平等地參與就業競爭，平等地享受勞動權利，消除城市就業歧視；解決農民工就醫難，子女入學難問題；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繫，讓農民工能在城市安居樂業。
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在於農村宅基地的流轉及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解決。為此，應有計劃地開展試點，完善土地確權，改革農村土地制度、特別是宅基地制度。隻有明晰土地所有權，纔能保障農民自由耕種、土地合法流轉的權利，纔能加強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定價權和話語權，農民纔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轉讓和土地增值過程中的利益和好處，並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村和農民土地財產資本化，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資金短缺問題，纔能建立健全農村宅基地退出、復墾機制，實施土地規模經營，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纔能真正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讓農民工真正成為市民，破解結構。
第三，增加勞動收入在總收人中的比重，探索建立現代社會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制度。因此消除工資歧視，實行同工同酬，是夯實農民工進城的重要經濟基礎。一是通過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二是健全基本工資制度，使勞動收入成為收入的主要部分，大幅提高勞動收入在總收人中的比重，給生產一線的勞動予以合適的所得份額，使一般的勞動者通過自己的辛勤勞作能夠獲得適當的收入。三是各級工會應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積極引導和幫助組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積極引導他們參與勞動法律制度、工資集體協商等相關制度的建設。
第四，加快將農民工群體納入城鎮社保體繫之中，並盡快推進社會保障體繫的城鄉一體化建設。為此，必須創新城市公共財政制度，使各種基本公共服務包括社會保險、公共衛生、義務教育、勞動報酬等逐步覆蓋到全體低收入農民工，並與城市職工一視同仁，徹底破除農民工的身份界限，從制度上保障進城農民的合法權益。當前，針對農民工就業不穩定，流動性高，社保關繫無法異地轉續，且轉移時隻能提取個人繳納部分，導致很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不願意繳納社保，基礎參保率很低，無法享受基本的社會保障的問題。
……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深刻分析這一矛盾，從民生方面來說，一是收入上的不平衡，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目前人們對收入的不滿意，主要體現在對收入不平衡的原因方面。造成社會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除市場經濟引發收入上的差距外，現行分配體制的不完善也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二是發展上的不充分，具體表現在就業、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方面。如在就業領域，由於人力資源過剩、結構與勞動者生活成本和就業預期的提高造成“就業難”與“用工荒”並存的結構性矛盾。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制造業用機器替代人的方式來應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壓力，引起用工需求持續下降。“用工荒”是由於職業教育不足引起高技能勞動者短缺，不能滿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快對高素質勞動者的要求。再如在社會保障領域，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較快，但仍存在保障水平較低、覆蓋面不廣，進而社會保障制度難以應對老齡化、人口流動和就業方式多樣化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挑戰。又如在住房方面，住房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真實反映了社會分化的程度，特別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的住房問題成為制約城市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
民生問題的結構性矛盾是經濟社會轉型期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集中體現，是轉型期的經濟社會資源、機會缺乏或配置不合理所引起的。而民生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從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入手。保障民生就是要對現有的經濟資源和機會配置格局進行結構調整，讓更多的人共享發展成果；改善民生就是要通過產業調整、升級、教育培訓和制度創新推動經濟發展，為民生提供更多經濟資源和物質基礎。
本書是基於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所累積的民生領域的結構性矛盾、在大量的實際調查以及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撰寫而成。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即：城鎮化進程中的民生改善問題研究；企業轉型升級與民生就業收入增長問題研究；經濟結構調整與民生改善問題研究。
本書分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不同層面，圍繞經濟結構中的矛盾、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以及一些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深刻分析了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基礎和一些民生“短板”問題，尤其是結合部分大學生和農民工群體在城鎮化、企業轉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在就業、職業培訓、住房、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出現的矛盾做了長期的、深入的調查和理論研究，為著力解決高質量發展中的民生“短板”持續深入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書收集了35篇調研報告和理論文章，繫筆者長期調查研究和多年理論研究的成果彙集，體現了“改善民生永遠在路上”的時代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