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理論範式》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就宏觀調控的思想背景、政策背景、實踐模式、發展路徑與演變、政策績效等進行了繫統的歸結，並對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結合歷史（含中國古代籴糶平衡理論與實踐）進行了理論創新，展望了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前景。

龐明川，研究員，博士研究生。現任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理論、政府行為與公共政策問題研究。近年來，先後主持和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以及遼寧省教育廳、大連市科技計劃項目等.

0 導論
0．1 從“巴山輪會議”說起
0．2 相關文獻綜述與存在的分歧和誤區
0．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研究的演進及其內涵
0．4 探究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0．5 總體思路與結構線索

第1篇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源流考察
第1章 中國經濟思想中的宏觀調控思想
1．1 中國古代宏觀調控思想
1．2 中國近現代宏觀調控思想
1．3 中國當代宏觀調控思想
第2章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思想
2．1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宏觀調控思想
2．2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宏觀調控思想
第3章 西方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理論
3．1 西方古典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思想
3．2 西方現代經濟學中的宏觀調控理論
3．3 發展經濟學論政府的作用
3．4 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政府干預思想

第2篇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政策績效
第4章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產生的宏觀背景
4．1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產生的政治經濟背景
4．2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產生的實踐背景與理論背景
4．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產生的思想背景與政策背景
第5章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踐模式的發展演變
5．1 轉軌以來中國的經濟運行與宏觀調控
5．2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踐模式的演進
5．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實踐模式的總體特征
第6章 宏觀調控實踐模式的國際比較研究
6．1 發達國家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特色
6．2 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特色
6．3 轉軌國家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特色
第7章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績效的宏觀評價
7．1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績效的總體評價
7．2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績效的階段性評價
7．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第3篇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理論範式與發展方向
第8章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理論範式及其貢獻
8．1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理論範式研究的緣起
8．2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
8．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理論範式
8．4 中國特色結構性調控範式的理論貢獻
第9章 中國特色結構性調控範式的形成邏輯
9．1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的影響
9．2 中國特殊的國情基礎對宏觀調控的影響
9．3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對宏觀調控的重大影響
第10章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基本經驗、存在問題與發展方向
10．1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基本經驗
10．2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存在的問題與創新發展
10．3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發展方向與未來展望

參考文獻

《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模式與理論範式》：
1.3.1 毛澤東、周恩來與陳雲的宏觀調控思想
毛澤東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與靈魂人物，在長期領導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點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目的是不斷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沿著共產主義的方向逐步前進。這些特點體現在毛澤東的大量經濟著作中，如《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關於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論十大關繫》《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關於農業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等。在他的報告、講話和一些批示中也有很多關於經濟方面的論述和指示，如農業的“八字憲法”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四個現代化”等。
1912-1927年，毛澤東關於經濟問題的思想和觀點標志著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開端，其內容涉及治學、婦女解放、勞工、農民、軍閥統治、國家建設、各階級政治態度等問題，具有時代性和探索性等特點；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形成於延安時期，其實踐成果表現為農村根據地的自給性經濟體制；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經濟思想又得到進一步發展。總結毛澤東經濟思想中的宏觀調控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繫》中以蘇聯為鋻戒，總結我國已有的經驗，提出了我國自己的建設路線。其中，毛澤東提出了國民經濟的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的宏觀調控思想的具體體現，反映了中國的客觀經濟規律。①“二五”計劃期間，毛澤東鋻於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反思性地研讀了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官方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做了許多重要的談話和批注，反映了他對計劃經濟的矛盾而復雜的看法。
雖然毛澤東在原則上不反對計劃，但是他對計劃的看法與蘇聯正統理論大相徑庭。毛澤東贊同斯大林對客觀經濟法則和主觀計劃的區分，但是計劃的主觀性也使他找到了懷疑計劃的理論依據，尤其當這些計劃是由專家技術管理階層制訂出來的時候。他認為《教科書》“根本否認突擊、趕任務，講得太絕對了。預定進程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實際，一切都機械地按照預定進度表執行，就會妨礙生產。”毛澤東承認計劃必須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問題在於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麼程度；在於是否善於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麼程度。”“程度”這個概念導致了他對計劃的唯一性和權威性的懷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合乎規律”的前提是排除人的主觀願望和意志，這是計劃原則非人性的一面。毛澤東對此也持懷疑態度：“我們的政治掛帥，就是為了提高居民的覺悟程度。我們的大躍進，就是實現這種計劃或那種計劃的嘗試。”思想覺悟這一不確定因素的引入使計劃不僅要反映客觀規律，還要“依據工人階級的意志創造出來”。④在他看來，蘇聯的計劃經濟和中國的“一五”計劃都沒有估計到人民群眾的衝天干勁。
對計劃的懷疑還表現在毛澤東對經濟平衡的看法上。他認為“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這裡的“利用不平衡”似乎費解，因為計劃的本質就是平衡或實現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要求。“利用不平衡”隻能合理地解釋為利用群眾運動造成的不平衡來加速發展。因此，“平衡”和“不平衡”不過是“計劃”和“群眾運動”這對範疇的另一種表達。從平衡或計劃相對論出發，毛澤東認為“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於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纔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又說：“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⑥還說：“計劃是意識形態。”“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繫統，總是落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這樣，計劃的預期性被打了。從不平衡絕對論出發，毛澤東對“一五”計劃做過這樣的評論：“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省份不建設新的工業，1957年以前沒有進行什麼新的建設，整整耽誤了7年時間。1958年以後，纔開始在這些省份進行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快的發展。”他不同意斯大林關於蘇聯的計劃基本上反映了客觀法則的判斷，認為蘇聯缺少消費品，農業不足，“沒有群眾，沒有政治”，“是一條腿走路”。這種懷疑乃是對計劃本質的懷疑，他說：“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人員創造的，而不是人民群眾創造的。”⑩在他看來，群眾運動不應成為執行計劃的工具，相反，計劃應為群眾運動服務，成為動員群眾的工具。群眾運動可以突破計劃約束，“打破常規”，實現超常發展。
……

宏觀調控無論是在中國官方文件中還是在國內學者的研究文獻中乃至日常百姓的生活中都是一個高頻詞，也是學者們爭議的焦點與熱點問題之一。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對於中國宏觀調控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反差現像：國內學者圍繞中國宏觀調控的概念、目標和手段等展開了多次激烈的爭鳴和交鋒，多數意見認為中國的宏觀調控具有目標泛化、工具龐雜、且常態化等特點，從而貼上偏離西方主流傳統的標簽加以質疑和批評；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和範式進行探討，認為中國的宏觀調控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實踐的經驗總結與概念創造，是基於中國經濟轉型的實踐衍生的理論概念，從目標選擇到手段選擇都不能用經典經濟學理論來解釋。然而，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宏觀調控就曾“引起國際上廣泛關注和贊賞”。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宏觀調控也多持贊揚和肯定的態度。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外宏觀調控績效的鮮明對比，更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思，並開始注視新興市場的經驗，有學者甚至明確提出了“向中國學習宏觀調控”的呼吁。這表明中國的宏觀調控必然有值得主流理論認同和借鋻的價值所在。問題在於，這些值得主流理論認同和借鋻的特色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色？中國宏觀調控的發展方向是什麼？這也成為本書重點探討的三大問題。由於拙著的篇幅較長，這裡以自序的形式進行扼要提點，實則僅具導讀的性質。
首先，從中國宏觀調控值得主流理論認同和借鋻的特色來看，本書提出，經過近40年的長期實踐，中國宏觀調控逐漸形成了對西方經典宏觀調控理論在兩個層次上的重大創新與突破：第一，在總量與結構的關繫上，不僅注重總量調控，而且還更加注重結構性調控。雖然早在1985年“巴山輪”會議上就從西方引入了“宏觀控制”這一以總量調控為特征的概念，然而，在近40年的宏觀調控實踐中，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總量+結構”的調控範式，被一些學者稱為“雙軌並行”的特色。第二，在結構調控方面，不僅注重需求結構調控，而且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控。在長期堅持對需求結構調整的同時，也不時對供給結構進行調整。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凸顯出中國宏觀調控在結構調控上的“需求+供給”組合。此外，中國的宏觀調控還具有調控常態化，調控目標多重、政策工具多樣化等特點。據此，本書認為，結構性調控是中國宏觀調控最大的特色，因而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範式即為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相結合並以結構性調控為主的調控範式，以區別於西方主流經典宏觀調控的總量調控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