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研究：以司法“公平”審查為中心》試圖沿襲的就是這樣一個思路：以中立和理性的角度來看待利益衝突交易，利用對利益衝突交易的規制為契機，以對受信義務的司法審查為中心進行展開，進而完善各項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研究：以司法“公平”審查為中心》將以行為法律經濟學對傳統法經濟學所假設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批判入手，以行為法律經濟學的主要觀點為論述起點，結合其他國家發達的立法和實踐、我國國情和現行法的相關規定進行思考，引申出法院對利益衝突交易的“公平”審查標準，為該審查標準提供一種不同的解釋視角，試圖達到用新證據論證老命題的目的。同時，《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研究：以司法“公平”審查為中心》認為法院的司法審查雖是撐起利益衝突交易法律規制的主心骨，但也離不開企業內部治理、證券監管機構和市場參與者的作用，因此，《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研究：以司法“公平”審查為中心》雖以司法審查標準為主要研究點，但在相關部分會涉及到證券監管機構的信息披露制度、董事會內部的決策完善機制，以及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強制或自治制度。

杜晶，女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清華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博士，中美富布萊特聯合培養博士，主要研究領域，證券法，公司法，商法學，金融法學，合同法。

第1章 導論
1．1 文獻綜述
1．2 研究方法
1．3 理論路徑

第2章 經濟學的多角度分析
2．1 新古典經濟學派：無私的管理者
2．2 傳統企業理論：剝洋蔥
2．3 專業化交易理論：信任、專業化與公平
2．4 行為法律經濟學：從芝加哥人到K-T人

第3章 利益衝突交易的形成
3．1 “利益衝突”與“交易
3．2 近似概念的聯繫與區別
3．3 利益衝突交易與關聯交易

第4章 司法審查規則的歷史嬗變
4．1 忠實義務理論和審查標準的演變
4．2 忠實義務的現代困境
4．3 公平標準

第5章 公平交易義務的司法審查規則
5．1 披露
5．2 公平

第6章 對封閉公司的特殊考慮
6．1 封閉公司的界定
6．2 章程（股東協議）自治與司法審查
6．3 強制披露

第7章 我國的關聯交易司法審查規則
7．1 我國公司關聯交易的特征
7．2 對現有法律規定的批判性評價
7．3 公平交易義務的架構

第8章 自我交易、競業和共同董事
8．1 自我交易
8．2 競業
8．3 共同董事

第9章 公司機會
9．1 公司機會問題的特殊性
9．2 英、美公司機會理論比較
9．3 中國的司法裁判實踐
9．4 小結

第10章 管理報酬
10．1 上市公司與封閉公司
10．2 管理報酬的本質及其理論
10．3 有限的司法審查
10．4 非司法規制機制
10．5 小結
第11章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研究：以司法“公平”審查為中心》：
7.3 公平交易義務的架構
根據以上分析，針對利益衝突交易確立一種控制股東、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公平交易義務”的交易規則，甚有必要。具體而言，利益衝突交易是中性行為，並不例行禁止，但一旦少數股東認為這種交易損害了公司利益而提起訴訟時，從事利益衝突交易的控制股東、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就有義務證明自己的確履行了公平交易義務——其一，向少數股東進行了披露；其二，交易過程和價格皆對公司公平。當然，如有非利害關繫決策者的同意，舉證責任和證明標準應該有所不同，畢竟非利害關繫決策者為法院的審查起了一道“過濾”的作用。
7.3.1 在交易人未得到內部非利害關繫決策者同意的情況下
允許其在訴訟中以“公平”為由為自己辯護，如果能夠證明交易的確有利於公司、對公司是公平的，那麼承認該交易的效力又有何不可呢？
7.3.2 在得到內部非利害關繫決策者同意的場合，區分公開公司與封閉公司的情形
（1）在公眾公司中：如果得到了非利害關繫股東（會）同意或非利害關繫董事的同意，則對這種內部非利害關繫決策者的同意效力予以一定尊重，即產生舉證責任轉移的效力：
第一，如果相對交易人是控制股東或多數股東，則轉而由異議股東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交易對公司的實質不公平；
第二，如果相對交易人是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則轉而由異議股東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交易實際上構成了對公司財產的“浪費”或者是公司對該董事的“饋贈”。因為如果非利害關繫股東的大多數都已認可了該交易的話，法院沒有必要僅因少數異議股東的主張就主動質疑交易的公平性。
此時，如果對非利害關繫股東（會）同意或非利害關繫董事的同意程序本身有異議的話，引發的是對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有效性審查的問題。
（2）在封閉公司中：無論相對交易人是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還是控制股東，都不應排除司法對交易實質公平與否的審查權。
在尊重封閉公司自治、尊重章程和股東協議對利益衝突交易決策機制的安排的前提下進行司法介入。即使封閉公司章程中明確了利益衝突交易的決策機制，但一旦發生訴訟，無論是非利害關繫股東還是非利害關繫董事的同意，都不應免除司法對交易的公平性最終審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其實是要限制已深入人心的“商業判斷規則”在封閉公司中的適用，強調“實質公平”“合理期待”（Ames，2013）。“商業判斷規則並不能滿足有限責任公司對良好司法審查的需求，反而會助長和加劇多數股東及大股東對少數股東及中小股東的欺壓，動搖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基礎。”①因此，在發生利益衝突交易糾紛情境下的少數股東實際上已難在公司立足，其後將不得不從公司中退出，法院作為最後一道保障機制，應在封閉公司的利益衝突交易訴訟中應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以上公平交易義務是否就能滿足不同形式利益衝突交易的具體審查需要？
根據我國第16條、第116條和第148條的規定，不同形式的利益衝突交易的具體程序性要件其實是不同的。換言之，以上關於公平交易義務的設想，隻是一般性的設想，最適合基本的自我交易形式，尤其是如下三種情形：第一，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或為他人提供擔保；第二，依照章程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經股東會或董事會同意後，可以將公司資金借貸給他人或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第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根據章程規定或經股東會、股東大會同意，可以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進行交易。這三種情形都因為允許章程自治而使得程序性公平要件的效力再有商榷的必要。但是，我國在對基本自我交易行為的現實審判中，對程序性公平要件的效力似乎並沒有考慮太多。可以說，現實審判思路與上述公平交易義務的架構是有一定差別的。
……

“利益衝突交易”（conflict-of-interests transactions）涉及公司法中最基本的受信義務制度，且幾成現代公司的商業慣例，在英、美公司法中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在中國公司法中卻仍有較大的研究餘地。在現實中，公司中的利益衝突交易現像非常普遍。我國上市公司中，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成的並非少數，其中相當一部分采取了主體上市、原企業改造成母公司（集團公司）的模式。這種特有的模式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造成了我國上市公司利益衝突交易特有的表征，例如：關聯方通過與上市公司進行資產交易占用上市公司資金、轉移資產；或利用上市公司資信取得貸款，違規擔保、轉移風險；又或者，在程序極不規範的情況下制定管理者高額報酬決策，且無外部信息披露行為等。在封閉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未公開發行股票、未公開轉讓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實務中，也存在著大量不規範的利益衝突交易現像，如非規範關聯擔保、控制股東轉移公司利益。以有限責任公司為例，股東經常以親自擔任管理者的方式直接地介入到公司經營管理當中，公司股東或由股東所控制的管理者與公司之間的交易實際上較之上市公司更為頻繁、形式也隱蔽得多。總的來說，由於有外部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自律管理機構以及相應強制性法律、規章、自律規則的存在，我國公眾公司的利益衝突交易規制其實多表現於一種公司內部治理機制，訴諸司法審查的實例非常罕見；而封閉公司的利益衝突交易問題則多以司法審查終結。
我國於2005年修訂、2006年生效的《公司法》首次提及了“關聯關繫”，並確立了關聯方股東回避表決制度。這是公司法的一大進步，表明中國公司法對待關聯交易的態度漸趨理性，意味著關聯交易在透明度高、可信度強、公允決策、運作規範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進行的。然而，盡管法律態度雖傾向於一定程度的“許可”，但這許可範圍仍然是模糊不明的，例如，《公司法》對利益衝突交易的規定不僅零散於各個章節，而且從這些屈指可數的條文字面意思上來看也難以得知法院將在何種程度上對這些利益衝突交易予以司法審查。簡言之，現行法的規定缺乏將利益衝突交易作為公司交易行為進行繫統規制並予以司法審查的脈絡和視野。
筆者對本書主題最初的興趣，即來源於“對利益衝突交易進行司法審查”這一命題的困惑。這種困惑並非因為中國公司法中相關規定的語焉不詳，或是司法實踐相關案件的缺乏，而是源自學習美國公司法理論的過程當中。美國法院總體傾向於用“公平”標準來對利益衝突交易進行衡量，當然各州法院的“公平”程度不一樣，學界也時有主張“商業判斷規則”的聲音出現，①但“公平”標準是大勢所趨。在思考建立我國利益衝突交易統一司法審查標準時，循此思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自始，筆者秉從樸素的法律觀（司法是私權利的最終救濟途徑），認為法院應保留對利益衝突交易是否公平的最後審查權。在學習過程中，盡管對此假設一再比較研究、歷史研究等方面找到了不少論據支持該觀點，但是不免依舊困惑：法律為什麼要選擇以一種家長式的、不信任公司董事會或其他公司決策者的姿態出現？這聽起來是很“傻”，像在質疑一個常識或試圖白費力氣去探究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因為從人性最基本的“自利”假設就已可給出很好的解釋：在利益衝突的場合，代理人的自利動機會戰勝他為被代理人服務的動機，從而損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產生代理問題，為了公平起見，法院有必要插手。回溯利益衝突交易的法律規制史，回想利益衝突交易曾經的“惡名昭著”，也佐證了為什麼要對公司內部利益衝突交易進行“家長式”的司法審查。這種解釋是說得過去的，且是大部分現有研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