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轉折點與勞動力再配置效應：中國經驗》的主要目標是對“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這一命題進行實證研究，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以及該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變動趨勢，探索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後的經濟增長源泉。準確判斷中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折點，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現實意義。

嶽龍華，1974年生於河南南陽。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四川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在《中國人口科學》、《人口學刊》等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研究領域為：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1982年出生於湖南嶽陽。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四川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在《浙江金融》、《江西財經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篇。研究領域為：人力資本、管理技能開發、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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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導論
1．1 研究問題
1．2 研究目標和研究內容
1．3 研究方法
1．4 研究的邏輯
1．5 本書的概念定義和數據說明
1．6 結構安排

第2章 轉折點理論對中國經濟的適用性研究
2．1 轉折點理論
2．2 轉折點理論對中國經濟的適用性
2．3 關於劉易斯轉折點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第3章 中國勞動力市場轉折的典型化事實
3．1 引言
3．2 勞動力市場轉折的典型化事實：勞動力供給態勢
3．3 勞動力市場轉折的典型化事實：勞動力需求變化
3．4 勞動力市場供求態勢判斷：結論性評論

第4章 Minami準則下的劉易斯轉折點實證研究
4．1 引言
4．2 文獻回顧
4．3 Minami轉折點判斷準則與拓展
4．4 經驗實證
4．5 結論性評論

第5章 基於轉折點理論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研究——來自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數據的分析
5．1 引言
5．2 中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回顧
5．3 邏輯假說與數據說明
5．4 農業部門的勞動產出彈性的計算
5．5 農業部門的工資估算
5．6 對假說1的檢驗
5．7 對假說2的檢驗
5．8 對假說3的檢驗
5．9 結論性評論

第6章 中國勞動力市場轉折的時間窗口測算——基於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
6．1 引言
6．2 時期分析的勞動力市場供求模型
6．3 中國勞動力市場轉折實證結果
6．4 結論性評論

第7章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的MRA分析
7．1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7．2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文獻的描述性分析
7．3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文獻的MRA方法分析

第8章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
8．1 引言
8．2 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兩種計算方法
8．3 數據來源和數據序列的構造
8．4 中國各地區三大部門物質資本存量的估算：1990～2009年
8．5 基於世界銀行（1996）方法的測算
8．6 結論性評論

第9章 劉易斯轉折點的東亞經驗
9．1 日本的經驗
9．2 韓國的經驗
9．3 中國臺灣的經驗
9．4 結論和啟示

第10章 跨越劉易斯轉折點後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
10．1 日本經濟增長之謎（1960～1990年）
10．2 劉易斯轉折點後中日兩國經濟特征比較
10．3 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
10．4 結論性評論

第11章 結論和政策建議
11．1 主要結論
11．2 政策建議
11．3 存在不足以及有待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劉易斯轉折點與勞動力再配置效應：中國經驗》：
分地區看，1990～2009年，勞動力配置效應和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表現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表現差異較大。東部勞動力配置效應和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按照時間段是遞減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1991～1995年是0.52%，由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1996～2000年，勞動力再配置效應變為負值，在2001～2005年該效應盡管有所上升，但是不到1991～1995年效應的1／2，在2006～2009年，該效應繼續下降。勞動力配置效應和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變動趨勢是一致的，包括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的配置效應和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的配置效應。從經濟發展的水平來看，東部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勞動力的配置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拓展的空間已經很小。但是仔細觀察圖8—8可以發現東部地區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一線發達地區，如北京、天津、上海，勞動力再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多數年份為負值，這說明這類地區已經經濟的發展階段，農業在這些地區已基本消失，三大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基本趨同，從勞動力產業轉移獲取經濟增長源泉基本不可能；第二類是民營經濟發展成熟的地區，如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經濟的拉動還是比較明顯的，農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庸，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很小，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發揮的空間仍然較大，隨著這些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必然會減小乃至消失；第三類是山東、廣西等經濟不很發達地區，這些地區農業部門在其經濟結構中還有相當的比重，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在大多數年份為正數，這類地區勞動力配置效應發揮的空間仍然較大。
……

本書的主要目標是對“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這一命題進行實證研究，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以及該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變動趨勢，探索中國經濟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後的經濟增長源泉。準確判斷中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折點，研究勞動力再配置效應的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現實意義。
為了判斷“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我們從四個角度來研究這一問題。首先，從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多個經濟指標變化，探尋中國勞動力市場轉折的典型化事實。這一部分利用了官方統計的數據，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到達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即短缺點。其次，對日本著名經濟學家Minami的劉易斯轉折點判斷準則進行了拓展，運用1990-2009年31個省份（或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對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已經越過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中國經濟進入了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化點。再次，從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角度來判斷劉易斯轉折點，這裡運用劉易斯一費一拉尼斯模式的三個邏輯假說，利用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提供的小麥、粳稻、玉米等三種主要農作物的數據來驗證這三個假說。最後的結果表明，中國經濟整體上已經到達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存在不平衡性：發達地區的省份已經到達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化點）；中西部地區已經到達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正在接近第二轉折點；西部欠發達地區還沒有到達劉易斯第一轉折點。最後，我們從人口學的角度，設定了三種勞動力退出方案，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測算了中國勞動力供求發生逆轉的時間窗口。
在完成了上述命題的實證後，本書利用世界銀行（1996）方法對中國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進行了測算，研究發現：中國的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沒有想像的大，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要素中，投資的貢獻是最大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很小，在多個時段均顯示為負值，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模式是投資拉動的粗放模式。另外，在分地區的研究中，本書研究發現勞動力再配置效應在發達地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於中西部地區，而且表現為逐年下降。這正是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的必然結果，是正常現像。
最後部分，我們研究了東亞經濟體——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的劉易斯轉折點前後的產業政策，中國從中得到的啟示。除此之外，我們還研究了日本在1955～1990年這一時段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並且對中日兩國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前後經濟狀況的差異性進行了比較。從比較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國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盡管都是投資拉動的，但是投資的領域差異比較大，中國主要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日本的投資主要集中於機器設備的引進和改造，另外，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一直都很顯著。因此本書最後提出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源泉是技術創新，但是在勞動力成本還有比較優勢的情況下，企業是不可能有技術創新的動力的，技術創新的前提是要建立激勵相容的創新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