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研究》從社會、政治、經濟等體制間協調匹配關繫的角度，創造性地將社會組織發展、公共服務體繫建設、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等重大問題納入整合性分析視域，進一步拓展了對新時期我國社會建設持續深化、創新社會治理背景下的社會組織發展的深入認識。《新時期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研究》首先從理論上闡釋了社會組織的本體性價值，並從“公共性”視角出發探究了我國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組織發展面臨的公共性發育不足的問題及其根源；其次，嘗試地運用更貼近中國本土實踐的“制度與生活”分析範式，詮釋了中國特定制度情境下的社會發展、社會組織發展的實踐邏輯，並在展現各利益主體對社會發展的意圖基礎上，考察了新時期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具體面向及重要轉向。同時，基於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社會組織發展經驗與教訓的梳理，為改善我國社會組織的支持體繫、推動政府職能轉型和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等方面提供了借鋻。更為重要的是，本研究圍繞我國社會組織生態體繫的建設與實踐邏輯，聚焦我國社會組織發展所依賴的具體制度條件及其在當前中國的實際狀態，揭示了我國社會組織建設的政策改革空間，提出兼顧當前與長期，適應中國國情並扎根中國社會基層的社會組織運行管理的政策建議，以求持續推進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並由此不斷生發出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相適應的公共性與合作能力。

首席專家李友梅教授，1994年畢業於法國巴黎政治研究院，獲社會學博士學位，現為教育部高等學校教育指導委員會社會學副主任委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科評審組專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招標項目評委、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上海社會學會會長，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社會》雜志主編、Chinese Sociology Journal（CJS）編委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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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第一章 社會組織、公共性與社會建設
第一節 社會組織的本體性價值
第二節 社會組織發展的困境及其根源

第二章 社會建設與發展社會組織
第一節 社會組織發展的理論想像
第二節 社會建設進程中的社會組織
第三節 社會組織的本體性建構：社會聯結的再生產

第三章 社會組織的結構形態與運作實踐
第一節 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的結構形態
第二節 社會組織的運作實踐：制度建構與內生動力
第三節 社會組織社會協同作用的發揮

第四章 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環境與支持體繫建設
第一節 社會組織發展的深層支持條件
第二節 現有制度環境的實踐特征
第三節 現有支持體繫下社會組織的深層發展特征
第四節 關於構建社會組織支持體繫的新思考

第五章 社會組織發展的國際經驗
第一節 建設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社會基礎與約束條件
第二節 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的國際經驗
第三節 國際經驗對我國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的啟示

第六章 社會組織發展的政策體繫．
第一節 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組織政策及其變遷
第二節 社會組織政策創新的代表性地方經驗
第三節 社會組織政策改革的重點領域及內容
第四節 社會組織政策變遷的歷史制度邏輯
第五節 新時期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的政策建議
參考文獻
後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並進入快速轉型期。由於這個轉型至今仍缺乏整體性的制度設計，沒有像經濟轉型那樣形成明確的經濟體制。因此說，我國社會體制與經濟體制沒有同步發展，而且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市場化改革的思路被過快擴展到社會福利領域（尤其是在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更為明顯）。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基層民眾對生活保障失去了穩定預期，包括他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感到，當踫到急需解決的問題時所能找到的回應其訴求和解決其問題的途徑，以及能夠仰賴的資源的不足。雖然傳統的“個人依賴單位、單位依賴國家”的格局被消解，“單位制”的社會福利供給快速退場，個人越來越走向市場，但這個過程並沒有使個人在公共物品需求上脫離對國家的依賴，而且還不斷催生出了多樣化的民生需求。
我國2005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決策的提出，在政策上開始把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進行建設，並將社會主體參與公共產品配置視為“和諧社會”的基本運行機制，但是這裡提出的社會主體，其基本構成及其參與公共產品配置的渠道在當時都還不清晰。在此背景下，如何發展社會組織等相關問題的探究，從此前學術上的抽像言說轉變成政府、學界甚至普通民眾的關注點。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發展進入快車道，主要表現為數量和規模的激增，這一階段圍繞社會建設孵化和發育起來的社會組織，基本是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發揮其補充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不足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社會管理新格局到社會管理體制再到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建設進程中，可以看到，我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全面改革在加快推進，我國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也將得到進一步豐富，相關者的功能定位、分工合作與規範機制也開始清晰起來。比如：“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社會管理新格局的提出，表明了不同主體的存在、不同主體的功能定位以及不同主體的關繫中有縱向關繫也有橫向關繫；社會管理體制的提出，明確了多主體在共同承擔社會管理時，他們的合法權利和義務以及他們的合作行為將有法可依；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強調了改變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加快政社分開的迫切性。這些改革實踐的不斷推進和不斷深入意味著我國政府正從戰略視野考慮以怎樣的新制度安排來實現新歷史階段的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積極地研究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組織的自我服務、自我協調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並使之能夠充滿公共精神積極參與到民生改善的社會建設中去。同時也要積極研究，如何建設社會組織發展的良好制度環境，從深層次上為社會組織克服其發展過程中踫到的瓶頸問題提供智力支持。
現實的緊迫性與問題的復雜性，已然超出了我們的固有認識，我們的思考也必須聚焦在“如何纔能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繫”，並超越“如何發展社會組織並使其成為結構性的主體”的狹隘預設之上。因此，本書從社會、政治、經濟等體制間協調匹配關繫的角度，將社會組織發展、公共服務體繫建設、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等重大問題納入整合性分析視域，進一步拓展了對新時期我國社會建設持續深化、創新社會治理背景下的社會組織有序發展的深入認識。本書首先從理論上或者理想意義上闡釋了社會組織的本體性價值及其復雜的不同層次。從“公共性”視角出發探究了我國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組織發展面臨的公共性發育不足的問題及其根源。其次，運用更貼近中國本土實踐的“制度與生活”分析範式，詮釋了中國特定制度情境下的社會發展、社會組織發展的實踐邏輯，並在展現各利益主體對社會發展的意圖基礎上，考察了新時期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具體面向及重要轉向。同時，基於對不同國家及地區社會組織發展經驗與教訓的梳理，為改善我國社會組織的功能結構和健康發展的支持繫統，推動政府職能轉型和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建設等方面提供了借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