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文學（2016年7月 總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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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的時候，還以為斯大林時期的文學隻有高爾基與馬雅可夫斯基，後來知道，另有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布爾加科夫、布羅茨基等一幫極好的作家。直到最近，纔曉得還有一個叫巴別爾的狠角色。
巴別爾不僅在俄羅斯是個獨特的作家，即使在世界範圍裡，他也是個絕無僅有的天纔。他的文學個性真讓人折服得一蹋糊塗。在《敖德薩的故事》裡，他要寫一個外號叫國王的年青的土匪頭子別亞克。他壓根兒沒寫別亞克臉上有一條刀疤之類，也沒寫什麼黑話或切口，巴別爾寫別亞克剛開始的時候到某匪幫向一個獨眼的小頭目作入伙自薦，小頭目就和頭頭商量這事。頭頭問獨眼龍這個別亞克“能派什麼用場”，獨眼龍於是講了自己的意見：
“別亞克話雖不多，但他的話意味深長。”
這半句沒什麼，我們也能寫得出。但後半句則堪稱驚世駭俗了：
“他話說得不多，我想看看他還能再說點什麼？”在短篇小說《居伊·德·莫泊桑》裡，關於語言與敘述，巴別爾寫過這樣一句話：
“任何鐵器都不如一個放置恰當的句號更有錐心之力。”
正是在讀到這句話的那一刻，我確信巴別爾是一個精通敘述之道的小說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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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有原理與方法嗎？寫作教程能教人寫作嗎？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所以魯迅先生在《答北鬥雜志社問：創作要怎樣纔好》裡說得很直接：“不相信《小說做法》之類的話。”有趣的是，魯迅在同一篇答記者問裡，自己又提出了幾條“小說做法”，例如，“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你最好也別信。
我們都知道契訶夫曾說過這樣的話，並且認為說得很有道理如果在第一幕裡，牆上掛有一杆槍，那麼，在第四幕裡，這槍一定要打響。
然而，我們又知道，薩繆爾·貝克特在第一幕裡就讓愛斯特拉岡與弗拉季米爾擺開架勢在舞臺上等待戈多，但戈多卻絕對不能在整場戲的任何一幕裡出現。否則就玩完。
藝術與技術的不同之處也許在於，藝術總是超越原理與模式的。
在這個角度上說，歐·亨利的小說肯定不是一流的。因為他的小說每篇都有歐·亨利式的結尾，幾乎形成了雷打不動的模式。其實，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歐·亨利這種過度利用巧合的模式化的小說，是有它的缺陷和軟肋的，如它們不怎麼經得起重復閱讀。這與通俗的偵探小說經不起重讀是-個道理。
那麼外國文學教授們為什麼總是把歐·亨利與契訶夫、莫泊桑放在一起，方便地稱之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大師”呢？我猜答案也許是：教授們要麼是不讀小說文本的，即使讀，也總是隻讀一遍的。其實，你隻要把歐·亨利的小說多讀幾篇，就馬上心知肚明，歐·亨利是不能與契訶夫同日而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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