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品理論的不斷發展早已將人們的目光從傳統的概念探討引向了圍繞公共品的供給、需求以及搭便車等問題的深入分析。這一學術上向縱深領域探索的轉變也深刻地影響著我國公共品理論的發展。研究公共品的供給問題，勢必要涉及政府行為領域，這格外觸動了國內學者關注政府經濟行為效率改革的敏感神經。因為與私人品市場中對政府經濟行為研究的“過熱”狀況相比，對公共品供給中同一對像的研究還處於初步的探索階段。因此，將公共品供給中政府的經濟行為作為書的主題，剖析在公共品供給市場中，政府自身作為經濟社會的參與者和裁判員，在公共品的供給決策、生產分配以及融資、規制等諸種經濟行為中的具體運行機理，尋求和論證政府的哪些經濟行為是有效率的，哪些經濟行為又是無效率的；探討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軌的過程中，政府因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與其他經濟主體在上述諸種經濟行為中的各種合作、競爭、管制與被管制、監督與被監督等關繫的變動，這些變動著的博弈關繫格局又是如何影響著政府經濟行為效率的發揮。在本書的實證部分，結合我國公共事業治理中的具體案例，運用上述理論分析框架，具體分析了在城市水務產業和社會保障事業中，政府的供給決策行為、與其他經濟主體不同的契約合作方式下的供給行為、融資行為以及政府作為上述兩類公共品供給主，對自身行為的自律和對其他經濟主體的規制。通過理論的分析和實證的檢驗，提出了一整套適合公共品市場的政府經濟行為規則，為我國在制度轉軌期下實現公共品有效供給的改革進程中，全面提升政府行為能力提出了切實的政策建議。這也是本書的主要價值和研究目的。
不同的公共品特點決定了不同的公共品市場結構，不同的市場結構下政府與其他經濟主體的契約合作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從政府經濟行為角度對公共品的市場屬性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歸納得出了具有不同市場屬性的公共品種類，構成了三種公共品市場類型：壟斷市場、競爭市場和處於二者之間的“混合”市場。政府作為公共品供給主體之一，在這三類市場中，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經濟行為的活動邊界。要實現公共品供給中政府與私人廠化合作，以切實地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必須要根據不同的公共品市場結構合理規劃政府與其他經濟主體的契約合作方式，對經營公共品組織的產權、經營權等進行正確的劃分和配置，合理分擔經營過程中的財務風險，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種缺陷，明確劃分各自的責任、權利邊界，為公供給機制的市場化運作提供切實的制度保障。
政府與私人經濟主體不同的契約合作方式，決定了公共品供給決策權可以部分地讓渡給市場。對於轉軌國家的政府而言，改善公共品供給決策的路徑選擇是構建制度環境，建立市場導向的決策機制，以克服政府因內生性的制度缺陷而導致決策行為效率低下的狀況。不同的公共品適用的分配原則是不同的，政府需要在分配的公平和效率之間進行準確的權衡。由於公共品的社會屬性對分配中的公平要求更高，公共品籌資的特點決定了“等量貢獻獲取等量報酬”的效率原則在實踐中的困難，這都要求政府必須參與公共品的分配，利用政治權力的強制性優勢實現上述兩大原則。對不同的公共品，政府的分配方式和參與分配的程度是不同的。對由政府供給的純公共品來說，全部由政府來分配，對準公共品則是部分由政府來分配的。這要求政府優化分配手段適度參與其分配過程。
政府融資行為是對公共品供給的籌資過程，也是政府供給公共品決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的融資制度及融資結構下。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而融資方式又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些都會影響到政府的供給規則及相應的水平和效率。因此，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不同的融資制度：政府作為融資主體下的單一融資制度和政府與私人共同參化融資制度。剖析各自的運行機理以及二者之間的制度演變，以及在上述兩種融資制度下各種融資方式的經濟效應。
理論界對政府規制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私人品市場，對公共品市場的政府規制研究主要集中在電信、電力、航空、鐵路等具有自然壟斷性的公用事業，很少有專門針對公共品市場中政府規制的研究。隨著公共品市場概念被人們逐漸接受和現實世界中公共品市場開始成熟有序地運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態勢下，政府更多地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現的，在公共品供給領域也不例外。這是從監督管理角度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的必要舉措。但是，公共品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必須要介入具體的供給環節，因此對該領域的規制總是避免不了政府對自身行為的自我規制。特別是處於制度轉軌期的政府，對政府規制能力的提升同時也是政府運行效率的改進。在公共品供給領域，政府的規制行為不僅要讓外部效用內部化，作為一種信息中介，還要填補公眾與產業之間的信息真空。因此，政府要與眾多的外部者發生關繫，達成規制中的契約，包括規制機構、被規制者以及大眾的多重委托一代理關繫和契約關繫，因而政府自身角色的變化會導致全局的變動，從而影響到規制行為，這又是與制度環境的演變密切相關的。
通過對政府在公共品供給中一繫列經濟行為的理論探討，適合於公共品市場的政府經濟行為規則框架逐漸浮出水面。我們明確了政府在公共品市場中的決策、生產、分配、融資、規制行為，如何運行是有效率的，那些對公共品供給形成額外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以致降低了供給效率的行為需要構建合理的制度環境來規範和約束。理論必須要經過實踐的考驗。我國當前正處於制度轉軌時期，公共品供給領域新舊制度的交替使政府在公共事業治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缺位、越位和錯位現像。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在公共品市場中經濟行為的低效率卻沒有得到明顯地改善。為了進一步尋求問題的答案，並將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進行實證檢驗，選取了我國城市水務產業和社會保障事業兩個具體案例，將理論分析引入實證，探尋政府在公用事業中的治理之道。
個案的結論要具有普適性，需要上升到一般層面。在本書的政策建議部分，將理論和實證的結論放在我國特殊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環境下，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助於提高公共品供給效率的政府具體行為規則。（1）針對我國傳統公共決策體制中主觀隨意性較大的弱點，需要建立科學的公共決策體制，根據公共品產權契約特點，進行決策權的優化配置，利用市場機制來提高決策能力。（2）在我國“國退民進”的改革大潮中，在公共品供給領化政府與私人供給者的契約合作方式，明晰合作契約中的產權、經營權，科學界定各自的責權利，優化資源配置。（3）在公共品分配中，要格外關注轉軌時期消費者群體的動態變化，將新出現的弱勢群體及時納入公共品分配範疇。（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對公共品融資體制的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初步打破了依靠政府財政的單一融資模式，在融資過程中引入了競爭機制，投資主體，並出現了多種融資方式的創新。但是，化融資的制度環境還未充分建融資主體的分工協作機制也未有效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政府融資行為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因此，明確化融資行為的創新原則和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是改善公共品融資行為的首要任務。（5）由於公共品市場的特性，要完善政府的規制行為，全面提升政府的規制能力，意味著不僅要運用科學的手段對政府的規制程序、規制手段等進行改造，還要針對轉軌期的制度特點，重塑政府自身在規制合約關繫中的角色定位，以求從根本上構建適合公共品市場的政府規制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