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擁有可行的人口控制手段，但在產權界定效率低下的制度背景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庭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來行使產權保護功能，使家庭規模超過由生產技術決定的最優值。這種微觀上的理性決策形成了宏觀上人口行為的非理性過剩現像：頻繁的戰爭、饑荒、瘟疫等“現實性抑制”以及不斷的大規模移民；而與宗族活動區域非均衡分布所引起的產權界定效率“南盛北衰”相適應的是，南方家庭規模小於北方，南方人口增長率也低於北方，明代更是出現了南減北增的人口現像。

理性假設前提下，中國傳統社會中節育手段與人口過剩的同時存在是一種矛盾現像，這種矛盾現像同時存在於今天的發展中國家當中。將產權界定引入人口行為分析，可以為此矛盾現像的解釋提供一種方法。
產權包括人們對財產的權利和人身的權利，其界定從來就是不完全的。界定不完全的產權會進入公共領域，也就意味著自由取用，為了獲得進入公共領域的產權需要花費資源。和生產活動一樣，投入產權“獵取”活動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而且在爭奪公共領域產權的活動中，勞動力資源的比例更大，作用更為明顯。這樣，社會在生產活動之外有了額外的勞動力需求。當第三方組織（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過於低下時，這種勞動力需求和社會生產活動勞動力需求相比會很大，到一定程度時便會導致人口過剩——相對於生產活動的最佳人口均衡值的過剩。投入到爭奪公共領域產權的資源屬於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有內生與外生之分，由產權界定引發的人口過剩也就通過兩個相應的機制形成。
換個角度講，產權的界定是由人們爭奪、保護的努力程度以及第三方組織（政府）的效率決定的。由於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當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降低，更多的產權由個人以武力或其他方式進行界定時，必然會因喪失規模經濟而導效產權界定活動中投入的勞動力資源大大增加，從而在社會人口體繫中出現過剩人口。所以，產權界定的不完全滋生了人口過剩，而第三方組織（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越低，人口過剩的情況越嚴重。

陳紀平（1972-），男，陝西大荔人。1994年畢業於西安石油學院油田開發繫，獲工學學士學位（石油開發專業）；2000-2003年就讀於西安石油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獲經濟學碩士學位（產業經濟學專業）；2003-2006年就讀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經濟史專業）。現就職於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經濟發展、制度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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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概念的界定
一、人口行為
二、傳統社會
三、經濟理性
四、人口過剩
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
一、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性質
二、歷史主義和邏輯方法
三、理性與演化
四、分析框架的假說性質
第四節 研究價值及意義
第五節 研究思路及結構安排
一、研究思路
二、結構安排

第二章 產權界定與人口行為
第一節 產權界定與人口過剩
一、基本框架
二、另一個角度
第二節 制度繫統的“過剩”人口
第三節 生產繫統的過剩人口
第四節 發展中國家人口剩餘的特殊原因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人口的產權分析模型
第一節 一般均衡分析
一、不考慮產權保護的子女數量
二、考慮產權保護的子女數量
第二節 理論模型：局部均衡分析
一、基本假設
二、均衡結果
第三節 理論模型：比較靜態分析
第四節 動態均衡的簡單描述
第五節 對相關學術爭論的分析
第六節 中國傳統人口行為模式

第四章 中國傳統社會的生育控制
第一節 房事控制
一、伊懋可的概率模型
二、節欲文化基礎
第二節 婚內節育技術
一、由江浙到中國
二、避孕技術
三、墮胎技術
四、絕育技術
第三節 節育技術的傳播
一、傳播途徑
二、“三姑六婆”
第四節 溺嬰
一、溺嬰行為界定
二、溺嬰的道德約束
……
第五章 中國傳統社會產權界定制度及其效率
第六章 宗族與產權界定
第七章 “理性的”人口過剩

首先，人口生育與養育的過程要受到財富“流動性約束”的限制。在前述靜態模型中，人口或子女被簡化成為一個勞動能力與消費能力同時具備的經濟主體，而實際上每個人的這兩方面屬性並非完全同步：在未成年之前與年老之後，一個人是不具備典型意義上的勞動能力的，即屬於一個純粹消費者；隻有在其成年階段，纔具備勞動並獲取收入的能力。個體的這種消費與收入之間的時間間隔需要流動性財富來彌補，否則即使成年人能創造再多的財富，但如果少年時不能以某種方式提前消費這些財富，那麼個體的生命周期便不可能完成。這就是說，個體的生命周期要受到財富的流動性約束。一個社會的財富的流動性，大體體現在信用制度、財富存量水平、社會福利制度等幾個方面。中國傳統社會中，信用制度不發達，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財富存量水平極低，而且社會保障制度主要是由家庭組織來完成，所以財富的流動性水平不可能很高。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隻能以“養得活”為標準決策當前的子女數量，從而通過數代的生育行為完成人口數量的最優配置。
其次，家庭組織的交易費用也是一個限制因素。和企業一樣，家庭組織不可能擴展至太大的規模，原因之一可能就在於其運作需要花費組織成本。一般來講，家庭組織成本函數具有凸性性質，即邊際成本遞增。這一性質促使傳統社會的人們將其家庭規模限定在不大的水平之上。而一旦分家，家庭規模減小，組織成本降低，重新為增加子女數量提供經濟空間。其他條件不變，家庭組織成本函數的凸性假設必然使得家庭規模在時間序列中相同。
再次，生育能力的限制。當人口數量均衡水平與當期人口的差距大於當期人口存量的生育能力時，那麼達到均衡水平就需要幾代人來完成。隻要存在著這個差距，說明擴大家庭規模的淨收益大於零，人們也就在一個持續的時間裡生育的子女數量超過兩個，人口持續增長。
……

人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人口問題也成為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對人口問題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人口大國，解決人口壓力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因此，中國的人口壓力形成的問題更是國內外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史學界關注的重要研究領域。如200多年前世界著名的人口學家馬爾薩斯在他著名的《人口論》中對中國人口做了專門的研究，將中國視作人口無控制增長的典型。近代以來，隨著經濟的近代化，人口問題成為研究經濟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許多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都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進行研究。如諾貝爾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他對許多國家經濟近代化的歷史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人口的加速增長是現代經濟起飛的重要標志。中國是一個後發展國家，中國經濟近代化問題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領域，而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人口問題同樣是研究的重要課題。20世紀後半期以來許多經濟史學家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人口問題進行過較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論點。如何炳棣關於中國人口制度的研究、黃宗智的“內卷化增長”理論、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模型等。20世紀末，更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個領域的研究，臺灣學者劉翠溶、美籍華裔學者李中清和王豐等對明清時期家族制度和人口的研究、曹樹基的歷史人口統計分析，李伯重對中國歷史上的生育習慣的研究等，對馬爾薩斯的理論提出了挑戰。
以上的研究多偏重於歷史學，對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統計和發展狀況進行了梳理、對一些地區的生育行為進行了考證。但是還沒有見到對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行為的經濟學理論的分析研究，從而不能從理論上更深入地探討人口行為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繫。陳紀平的著作《理性的人口過剩——中國傳統人口行為的產權經濟分析》是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作為陳紀平攻讀博士學位的導師，記得當年他作論文選題時，我們曾經談到，這是一難度很大的課題，其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來自理論框架的設計，人口行為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運用產權經濟學分析人口行為是一種嘗試，研究框架的有效性和科學性是一個難題；困難的另一方面在於可用資料的缺乏，中國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散和長序列數據的缺乏。但是憑著對學術研究的執著和良好的經濟學理論素養，他還是選擇了這個命題。正如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在對他論文評語中所講“從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角度來研究人口行為，解釋中國傳統社會人口過剩的現像。這是一個完全創新的研究，前人未曾做過。而今天我們的制度改革（包括產權界定）中，仍然存在著農村人口過剩問題。故本選題有其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
《理性的人口過剩——中國傳統人口行為的產權經濟分析》采用邏輯實證主義研究法，即設定若干初始條件的命題、觀點或假說，從公共產權入手，運用產權經濟學理論，建立人口行為分析的產權經濟模型，並以此對中國人口行為進行分析和界定，推導出結論。而實質的研究，在於用歷史實踐的資料逐一證實這些命題、觀點或假說。作者在廣征博引、本證、旁證和支流的歷史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並在實證方法上有所創新。論文認為經濟因素仍然是人口行為決策的重要約束，為解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節育手段運用與人口過剩並存的矛盾現像提供了一種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