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大典：國民經濟學分冊》：
“市場失靈”也稱市場失敗、市場失效，是指由於市場機制的內在原因，出現市場調節的局限性和失效性。亞當·斯密於1776年提出“看不見的手”以來，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論證市場作用的前提條件與理想結果。20世紀的現代經濟理論最大成果之一，就是利用現代數學方法論證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及其伴隨一般均衡存在而衍生的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但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依賴於帕累托最優或帕累托效率概念，進而又依賴於完全競爭市場假設（薩拉尼耶，2004）。當完全競爭市場的產品均一、價格接受者、進退自由、信息完全、無交易成本等假設條件難以滿足時，市場機制作用受限，帕累托最優難以達到，出現了市場失靈問題。
目前，人們探討比較深入的市場失靈主要包括以下四種情形：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及信息不完全的市場。對於單一經濟壟斷會導致價高量少質低、造成福利損失的問題已經十分明朗了，需要關注的是自然壟斷這個“技術性的壟斷”問題。另外，對於轉軌國家，還存在一個特殊的行政壟斷問題。此外，對於現實中大量存在的由於產品差異而導致的壟斷勢力，還應該考慮到熊彼特基於創新而對壟斷所做的辯護，針對不同的情況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
外部性是指私人邊際收益（或成本）與社會邊際收益（或成本）不一致的情況，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看，庇古最早觀察到了這種個人決策對他人的影響，從而導致市場調節難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的情況，進而提出通過稅收來解決經濟外部性的辦法。羅納德·科斯則認為當產權界定明確、交易費用為零時，外部性可以通過產權各方的自由交換而得以解決，結果對資源配置效率不產生任何影響，從而並不需要政府干預。但顯然產權界定明確、交易費用為零的條件也比較苛刻。布坎南也對庇古的干預思想提出質疑，認為政府干預者作為理性人，其決策也存在局限性，也會帶來外部性問題，進而提出通過“立憲對話”，用個人主義一契約主義一立憲主義來重新構造國家權力的立憲限制，以維護公民的利益要求。
公共物品理論可追溯到瑞典經濟學家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1896年在其《財政理論研究》一書中，他將“邊際成本定價”方法應用於公用事業服務及寡頭壟斷產品中，提出了“純公共物品理論”。1919年，林達爾（Erik R．Lindahl）在其博士論文《公平稅收》中首次提出了“公共物品”概念。後來，經濟學家進一步對公共物品的內涵進行了明確：“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定誰來得到它”（Friedman，1986），這被稱為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或者是指“每個人對該產品的消費不會造成其他人消費的減少”（Samuelson，1954；1955），這被稱為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關於公共物品的市場失靈，林達爾在維克塞爾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林達爾均衡模型，提出由於“免費乘車者”的存在，公共物品難以實現有效供給，從而政府有必要通過稅收等方式獲取提供公共物品的資金。此後，薩繆爾森探討了公共物品的最佳供應問題，認為某種私人物品的總消費量等於所有消費者對該物品消費的總和，而某種公共物品的消費總量則等於每位消費者的消費量。具體而言，某種公共品的邊際社會利益是由各種數量水平的個人邊際利益加總得到的，其邊際社會利益曲線等於每個人邊際利益曲線的垂直加總，而邊際社會成本曲線與邊際個人成本曲線則是一條重合的曲線。當然，如帕金（2009）認為的那樣，在這個領域，需要深刻理解科斯的觀點。
如前所述，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依賴於完全競爭市場條件，從而假設信息是完全的（並且信息應該是外生的）。哈耶克（1945）較早地意識到市場信息的分散性及其對個體決策的影響，施蒂格勒於1961年建立了搜尋理論，1970年阿克洛夫討論了市場質量信息不完全導致的萎縮市場問題，而斯蒂格利莰、格林沃爾德等人則關注資本、保險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理論分析表明，現實中廣泛地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對稱現像，產生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問題，增加了市場交易成本，導致市場參與者和交易量減少，並有可能促使市場完全關閉。
針對各種市場失靈問題，經濟學家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辦法。但究其思想而言，如同經濟學的兩大學派分野，其政策主張也大致可以區分為干預主義與自由主義：前者認為市場機制自身存在固有的缺陷，隻有通過非市場機制纔能得以克服；而後者則認為現實中表現出來的市場失靈問題並非政府干預的充分條件，隻有當市場本身再無自我修復可能時，也即真正的市場失靈來臨時，纔需要通過非市場機制來解決。如薩繆爾森所言，“市場可以是我們駕馭下的一匹好馬。但是馬無論怎麼好，其能量總是有個極限的，這個極限不會馬上顯露出來。……如果越過這個極限，市場機制的作用必然會蹣跚不前”（費爾德斯坦，1990）。卡斯林（Caslin，D．）等人也聲稱“如果人們想要在這樣根本失靈的面前來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人們就必須承認自身利益，並探究非市場的選擇辦法”（胡代光、周安軍，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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