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濱孫飄流記》的書名應該如何翻譯？
在中西文化的轉型時期，譯者對西方小說的譯名多采用“移西就中”的方式，以適應中國讀者的閱讀期待。但在數十年後，中國的讀者不但熟悉了西方小說的文體，甚至連中國傳統小說都慢慢被西方小說同化；加上翻譯開始受到學術思潮在規範化方面漸趨嚴格的影響，也更為嚴謹，所以，建國後的譯本一般來說都會盡量依其原名來譯。
不過，即便在這樣學術化的背景下，仍然有一些作品的譯名沒有回復原本書名，其中一類是其作品的原名在早期翻譯中已經存在，而且譯名並不完全背離原名，且影響亦大，若完全拋開原譯名會對傳播造成干擾，所以隻好沿襲或部分沿襲原譯名。
就這一類而言，最典型的代表便是被視為小說文體誕生標志的《魯濱孫飄流記》（1719），此書及魯濱孫的奇遇也在社會常識層面傳播開來，“魯濱孫”成為歷盡艱險而不屈服之精神化身，也成為人類面對自然之險惡而不懈奮鬥的旗幟。所以，“魯濱孫”在中國文化常識層面已經從一個專有的人名變為一個共名，隨著這個轉化的完成，連“飄流記”三字也隨之經典化了，建國以後的譯本基本都沿用此名。
但實際上，這個譯名是有問題的。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是譯名的來源，第二是譯名的缺陷。
首先，正如近代以來很多譯名的取徑一樣，這個譯名也襲自日譯。此書在日年（1848）便已有黑田麹廬譯《魯敏孫漂荒紀事》出版，安政四年（1857）又出版了橫山由清譯《魯敏遜漂行紀略》（京都出雲寺），二書一舉奠定了此書日譯書名素，此後又分別出版了十數種譯本，其中明治十六年（1883）井上勤《魯敏孫漂流記》、明治二十年（1887）牛山良助《魯敏孫漂流記》（東京春陽堂）、明治二十七年（1894）高橋雄峰《ロビンソンクルーソー絕島漂流記》（東京博文館），都是影響較大的譯本。而中國最早的譯本是由瀋祖芬（1879—1910）於1898年譯出、1902年出版的《絕島漂流記》[1]，其書雖據英文譯出，然書名則當源自前舉高橋氏譯本——瀋氏之兄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瀋瓞民（1878－1969），其於1897年以浙江省公費生身份赴日本留學，則其弟所譯之名，或得於乃兄。瀋瓞民服膺康、梁思想。瀋祖芬譯此書，始於1898年11月，其時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東避日本，並提倡小說界革命，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一文，末雲擇“有關切於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則其譯此，或與梁啟超有關[2]。其後，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關於《新小說》的廣告，其宏大計劃中有“冒險小說”一類，雲“如《魯敏遜漂流記》之流，以激勵國民遠遊冒險精神為主”[3]，則其追隨者實早著先鞭。不過，從梁啟超所用譯名可知，他看到的是井上勤或牛山良助的譯本。
1902年12月至1903年10月，上海《大陸報》第1至4期及第7至12期小說欄連載了秦力山翻譯的《魯賓孫漂流記》[4]，這個譯名基本是按照梁啟超所讀之本的譯名，隻是把日人擬音之“敏”改為更切近的“賓”。1905年，林紓譯本出版，此名因在林氏之前已經產生了影響，故林氏在譯名上並未作太大調整，基本沿襲秦譯本之名，隻將“賓”改為“濱”，“漂”改為“飄”，在林譯小說的命名中已經算是少有的“直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