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這本小書收錄的是我自2005年以來寫的小論文、隨筆和書評。我是個手慢的人，所以別人的書是集腋成裘，我隻能是“集腋成袖”。同時也不敢說其中有何真知灼見，這有待讀者來評判。唯一可說的是，書裡每一篇文章確實都曾費過心力，下過功夫。
費心力和下功夫一方面因為自己就是一個現代中國歷史的研究者，每日都與這段歷史為伴，“喫飯家伙”豈有不鄭重對待之理；一方面來自於自己那份莫名的“敬惜字紙”的意識，總覺得既是要見人面的文字，別人滿不滿意無從把握，但使別人滿意的起點就在自己作文的誠意和心氣；最後則關乎自己對於歷史和現實的一些關切，值得多說兩句。
書名“花落春仍在”出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科禮部覆試答卷。其時考題出“淡煙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題作詩雲：
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
淡濃煙盡活，疏密雨俱香。
鶴避何嫌緩？鳩呼未覺忙。
峰鬟添隱約，水面總文章。
玉氣浮時暖，珠痕滴處涼。
白描煩畫手，紅瘦助吟腸。
深護薔薇架，斜侵薜荔牆。
此中涵帝澤，豈僅賦山莊。
據說此詩曾得到曾國藩激賞，此試自然也成了俞樾最刻骨銘心之科場一役。他憑此成”，遂命名自家書齋為“春在堂”。而此句在今天看來正成為一個巨大的隱喻，提示我們如何看待現代中國的歷史。
現代中國的歷史以“變”著稱，但如何“察變”卻是個到今日仍頗費人思量的問題。在既有的歷史敘述中我們多看到的是變化後的模樣（當然是否真是這等模樣也依然可以存疑），而不太清楚變化的過程，更模糊的是變化前的模樣。馬克思曾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踫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而我們恰恰對這些“直接踫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重視不夠，以致常常隻看到了落花飄零於泥塵的“近代中國屈辱史”，而看不到既有的“春天”究竟是在還是不在。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既有“春天”的在與不在變得無關緊要（同時事實上依然還在），國人特別是讀書人的心目中徑自發展出了各自想像的“春天”與自以為的“春天”，並為了他們的想像和自以為而努力、奮鬥，直到互搏與廝殺。
於是，落花、新枝、仍在發展卻不被人重視的既有“春天”和想像與自以為的未來“春天”就這樣在現代中國交織摻雜在了一起。這種因交織摻雜而互滲聯動的狀態既造成了現代中國歷史的困境，也開拓了現代中國歷史的新路。
從困境這一面來說，“落花飄零”即現代中國的“黑暗沉淪”確乎是當時每個中國人所經歷的生存狀態，但對於此種基本生存狀態的回應方式，各人卻有所不同，遂有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革命、改良、接續、調和等多種方案和主義。1935年陶希聖曾把中國之思想界分為“封建社會的回想的陣營、資本主義的模仿的壁壘和社會主義懸想的陣線”三大陣營。陶氏的說法與前些年流行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三分法有一些相似，但所見更深，且其立場不在任何一方，因此也就不能引起各家“教主”的注意。在這些陣營、壁壘和陣線之中有堅持中國既有“春天”仍在且相當重要的，亦有篤信“落花飄零”之後必定會有另一個不同“春天”的，所以看上去針鋒相對、彼此對立，但其實它們大多都共享著同一個預設，即張灝所說的“前瞻意識”。這種“前瞻意識”讓人對其身處的現實有強烈的沉淪感和疏離感，同時對縹緲的未來有無與倫比的熱切盼望。我將其稱為“一種近於無可救藥的未來樂觀主義”。
而之所以“共享”，是因為不僅我們常稱之為“激進”的那些主義有這種“前瞻意識”，那些曾幾何時遭無數人激賞追捧的改良主義等也不乏這樣的意識。這從廖平、康有為、梁啟超的著述中可以看得特別明白，其“革命”的目標之遠、範圍之廣和著力之深常令人感嘆和咂舌，讓人不禁要問，真的有改良派嗎？究竟誰是革命派？
現代中國的三重連續性困境由此產生。第一，“新社會總是從舊社會脫胎而出的”，因此現代中國再如何“變”，總有事實上仍在的“春天”，又有讀書人想像中的和自以為的未來“春天”。這常使時人產生一個基本的困惑，即如果自己“既不贊成復古，又不願意完全把西洋的整個搬過來”，該怎麼辦？
第二，正因為有此困惑，從中體西用開始，到調和新舊與接續中西，再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之說，它們雖有各自立說的理據，但體現的都是一種以“新舊雜存”的方式來通向光明未來的嘗試。張東蓀對這種“新舊雜存”的思路做過有力的挑戰，其挑戰的意義並不僅止於指出所謂“新舊雜存”很多時候不過是新舊“共存”，更重要的是點明了無論是“雜存”還是“共存”大概都是長期性的，“新的增加一分，舊的便汰去一分”。這種對“時間”力量的期待會讓“前瞻意識”強烈的國人急躁而迫切。他們一方面覺得這樣的期待是一種惰性，是“人類本能上一種惡德，是人類文明進化上一種障礙”，另一方面則無奈地發現現實就是“新的不可以一天長大，舊的不可以立刻消滅”，走向光明未來的路漫漫又長遠。
第三，光明未來的遙遠而不可得，讓現代轉型中的部分讀書人一邊經歷著“落花飄零”的苦痛現實，一邊愈發覺得我們無法依靠“時間”的力量來再獲春天。郭沫若就警醒眾人說：“不要以為春天去了，永遠會要再來！”因此他們從盼望新的春天轉換成要主動創造新的春天，要一換而過的是種子，是土壤，甚至是氣候。在這樣的氛圍裡，人們對那些正在養花以收獲春天之人的努力，常抱以有意忽視或無意忽略的態度，進而常常期盼調換一批更善於養花，乃至能呼風喚雨、創造春天之人。但歷史常常是不如意的，調換了未必更好（但也不一定更壞）。可是這樣一來，現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卻演化成為一個循環路徑：在北洋追慕晚清，在國民黨統治下懷念北洋，時至今日則有“晚清風度”“北洋精神”“民國範兒”等林林總總的“舊日重現”。其實質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借助談歷史而對現實形成一種批判。但這些批判常常忽視了一個基本邏輯：若對舊日的懷念成為循環和常態，那麼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從新路這一面來說，盡管近代中國有如此多的“困境”，但一個主權大致完整，疆域範圍基本保持，人口、民族依然眾多，文化有“一線之續”且有進一步復蘇跡像的中國仍在那裡，這對一個經歷過“民族帝國主義”時代的古老國家來說實在是一個奇跡。
從這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奇跡中顯示出我們一定有新路可走。這條路不是簡單的“脫亞入歐”或者是成為東西洋列強標準中的“民族國家”，因為歷史和現實已經說明“脫亞入歐”或是成為“民族國家”的短暫成功與長期虛妄，而且在追尋這虛妄的過程中，對自身和對他國都有無窮的流弊。中國的新路某種意義上正蘊藏在她的困境之中，即楊國強教授說的： “中國人不能不背負著舊有的歷史以因應新來的震蕩。”
這句話洞穿了百多年的中國近代歷史！“不能不”表明“舊有”與“新來”的共存很多時候不是能夠人為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從世界上一切可能的事物中精心搜集起的一堆‘好的方面’，稍一踫撞就會化為灰燼！”這種共存是我們脫不開的“既存狀態”，有弊亦有利，有危亦有機。對歷史長河來說，百年不過一瞬，仍在的“春天”一方面或許是造成我們無窮困惑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們獲得生機的源泉。中國“舊有的歷史”在今日絕不隻是我們要卸之而後快的包袱，相反，它能為我們已經貧乏至極的政治、社會想像提供鮮活的養分。康有為、錢穆、章太炎、陳嘉異、聞一多、陳寅恪等近代思想大家的論述尤能說明這一點。他們的價值既在今朝，更在未來。
1907年魯迅曾說：“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放在清末的歷史環境看，魯迅之說無疑比那些東京、上海之“仁人志士”跳踉輕發的高蹈言論深刻得多。但一百一十年過去，中國似並未“沉淪”到底。在此前提下，我國本體自發究竟為何，中西交通傳來的是否僅是“新疫”，特別是二者究竟如何“交伐”、“交伐”產出何物等都仍是一個個“進行中的問題”，值得治史者用心去追尋與討論。
這是一場長程的競賽，且經常不以成敗來論英雄！
本書能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要感謝責任編輯王婧婭的牽線搭橋與認真仔細的工作。書中各文蒙吳彬老師、王立嘉老師和黃曉峰、張明揚、任思蘊、饒佳榮、饒淑榮、葉祝弟、阮凱、張洪彬、周奇、石偉傑諸友不棄，曾先期發表於《讀書》《浙江社會科學》《學術月刊》《探索與爭鳴》《文史知識》《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文彙報·文彙學人》和澎湃新聞等各家報刊媒體。其中多篇的成稿有賴於許紀霖師和楊國強教授每年耗費心力和體力組織的專門面向年輕人的學術會議，會議期間既有學問思想的踫撞，又有舊雨新知歡聚的喜悅。不少文章背後的人與故事，待日後慢慢細說。
發表於2009年的《特立獨行的士人與世相》（收入本書改名為《一部特立獨行之書——讀〈晚清的士人與世相〉》）是我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據聞當時羅志田教授已寫好楊國強教授大著的評論，要在《讀書》上發表，但為玉成年輕人的習作，遂將大作另投他處。羅老師是最適合論評楊著的學者，文章無論發表於何處，都是我們競讀爭閱的宏文。我的文章不過是談了些不上臺面的學習體會，此次借陋作出版的機會，附記於此，以感謝羅老師提攜後進的美意與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