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是我 1989 年初移居澳大利亞之前的最後一件作品，完成於 1988 年 12 月。我在1987 年創作十一米長《紅星照耀中國》前後，已在構想以人物長廊的方式來描繪中國近現代史。但出國的機會突然到來，阻止了我的實驗。《寬容》是唯一的完成部分，也成為一件獨立的作品。
這件作品隻局培在“五四”前後出任校長時期的北大文科精英群像。1987 年開始準備時，想到還有兩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就決定從這一個局部入手。中國思想界自1979年黨中央提出“思想解放”開始，從“文革”時代的禁錮局面逐漸復蘇過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對歷史的反思日趨深入。在這種討論培在“五四”時期的作用凸顯出培在當時同時具有三種資歷：他是革命家，領導一個主要革命團體參與了推翻清朝皇帝的辛亥革命；他是民國政府的官員，從一開始創建民國便出任教育部部長；他是知識分子，遊學歐洲，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他以這三重資格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乃一時之選。而最難得的是他深得自由主義的精髓，把北京大學辦成一個真正的學術探討基地。他不拘一格廣攬人纔出任教授，其中既有留洋博士，如胡適，也有飽讀經書的國學大師，如黃侃。甚至如二十六歲的梁漱溟連大學學歷也沒有，卻因其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精深造詣而特意聘任為講師。這些人纔的政治理念更是五花八門，如留辮不剪的辜鴻銘是保皇派；文科學長陳獨秀與另一位法學家李大釗是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整理國故的劉師培曾是同盟會的叛徒，革命黨原要處死他培專門發文保護並延聘出任教授。
<培將他這種辦學理念概括為四個字：兼容並包。它的含義與英文 tolerance 即“寬容”相近。唯一區別是“兼容並包”是對他以校長身份來容納各派學說、各方人士的一種描述。而“寬容”既表達他作為一個校長的大度，也同時指自由社會裡處理不同人群相互關繫的包容精神。我在構思階段采用“兼容並包”為畫題，後在北京與一位評論家，好像是翟墨聊起，他建議再想想更文學性的標題，我便決定用“寬容”。
我的青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因此充滿矛盾和疑慮。1979 年開始的“思想解放”，我真是全心投入。雖然還算不上是知識分子，但是一直在閱讀與思考。“寬容”這個詞彙是我在讀了房龍（Hendrik?Willem?van?Loon）的《寬容》一書後纔進入我心，覺得它表達了我的一個基本人生態度，一種符合我天性的價值觀。
<培和他的北大精英的故事讓我找到了一個表達思想收獲的出口。當時還讀了毛姆（Maugham,W.Somenset）以辜鴻銘為原型的一個短篇，林語堂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裡對辜鴻銘也有精彩的描述。我還發現蔡先生的同鄉與朋友、作家魯迅除了出任北大講師外，還設計了一個“北大”的 LOGO（以前一直說成“校徽”，看來“LOGO”更貼切，中文或可譯為“圖標”）。隨著閱讀量的增長，我對這一群人的興趣越來越大。他們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提供了更加鮮明的個性形像。例如辜鴻銘馬褂上的油污及對妻妾制度的形像化比培提倡私德，還成立了“進德會”的組織，然而他的主要助手陳獨秀卻曾出入過八大胡同；馬敘倫還回憶五四運動高潮時，陳獨秀“兩個西裝口袋裡塞滿了傳單”跑到馬路旁邊樓上去散發，於是被捕的細節。
我在確定這個題材之後開始搜集人物圖像資料。這是非常艱難的工作，因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沒有 GOOGLE 之類的圖庫。此前十年我還在軍隊文工團工作時，在一堆舊雜志裡見到一本 1927 年的刊物，封面是辜鴻銘去朝鮮講學時的新聞照。我將它翻拍下來備用，如今成為我構圖最前景的人物依據。一幅畫的構成裡往往有一至數個造型具有決定性因素，這個人物造型便是此畫母題的關鍵部分。我對北京大學及其圖書館懷抱希望，前去搜索。不料經過“文革”，這所大學完全培時代的檔案照片。至少在當時連一個校史陳列都沒有。
我在梁棟寫的一本北大校史著作中發現一張 1919 年文科畢業合影，前排陳獨秀的形像非常好。承他告知原照是馮友蘭先生提供的，於是上門去冒昧要求翻拍。馮先生的女兒、作家宗璞立即將照片取出供我翻拍。我在搜尋素材的最後階段聯絡上了馬幼漁的後代，承他們寄來了別處無法找到的珍貴照片。胡適的照片是從南京第二國家檔案館一本 Who’s?who 上找到的，正是 1918 年左右拍的。
我在當時已從出版物裡找到了合培照片，所以沒有與他家屬聯繫。很多年以後，我從澳大利亞回上海探親，路過華山路時突然培故居已被闢為博物館，即入內參觀。展廳在樓下，館員聽說我是《寬容》一畫的作者，立即告訴住在樓上的蔡先生的女兒蔡睟盎，老太太即請我上樓小坐，給我放映了一部紀錄片，並贈我一本蔡先生紀念畫冊。老太太年逾古稀，脊柱已彎成九十度，十分熱情。房裡陳設間似透出蔡先生的身影，牆上掛著蔡夫人的油畫作品。紀念館陳列有李金發做的蔡先生胸像。說實在的，做得並不好，但那是一件珍貴的文物，李金發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纔子型文人。
我在《紅星照耀中國》的畫作裡不大重視手的描繪。我試圖讓《寬容》這幅新作帶有一點西方文藝復興名作，比如《雅典學園》的氣息，因此特意請一些朋友為我做模特，拍下不同的手勢作參考。例如陳獨秀，是請畫家韋爾申為我擺的動作；魯迅，是畫家王偉擺的，他很瘦，所以魯迅夾煙的左手很傳神。
有一篇回憶錄培對人十分有禮貌，不僅“禮賢下士”，而且禮賢“下人”——對校工也脫帽致意。我特意抓住這個“脫帽”的瞬間。
其他一些人物設計與他們的主張或事跡相關：辜鴻銘在北大教英詩，因此讓他手持《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選》的洋裝書，與他的古董形像對比強烈。梁漱溟（前右）手持《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劉師培（最左側，背影）手持他主編的《國故》，陳獨秀（白西服）手持他創辦的《新青年》雜志，胡適右手指向左手持的刊有他的著名檄文《文學改良刍議》的《新青年》，李大釗（蔡右後側）手持他編的《每周評論》，魯迅手持他設計的“北大”LOGO。
構圖右前側，梁漱溟後面正在互相爭論的兩人，左是錢玄同，右是劉半農。這兩人本是一同支持胡適的白話文運動的，但在《新青年》雜志上，故意扮成一對敵人，互相攻擊，以引起人們的討論興趣。構圖後面最左側是黃侃，他最反對胡適的“文學革命”，因此每每給學生上課，五十分鐘裡有四十分鐘罵胡適。畫中他的左手直指胡適的後腦勺。魯迅後面，右側是後來與他失和的弟弟周作人，左側是馬幼培頭後左是馬敘倫，馬敘倫的左後是朱希祖，朱希祖的左後是瀋尹默。
《寬容》這件作品畫了很久。我在 1988 年 10 月拿到了到澳大利亞學習英語的簽證，但是直至三個月後簽證失效的前一日纔抵達悉尼。我在此前一直在畫這件作品。當時中國畫家出國都事先畫一批易賣的小畫隨帶，以便找畫廊。我卻因此兩手空空地到了澳大利亞，這也是逼我上街頭畫像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