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像中，我有生以來寫的第一篇文章——或者說第一次寫東西——是學校布置的一篇以“長大後我喜歡住的房子”為主題的文章。如今，我早已不記得當時寫了些什麼，但對自己的一個創意之舉印像深刻——我為那篇文章配的圖並不是孩子們愛畫的那種玩偶屋，而是一座大膽的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那可是 20 世紀 30 年代末），平坦的屋頂，白色的粉刷牆，沿屋角展開的長長的橫拉窗。那時的我當有六七歲了，在那之前可能也寫過一些東西，但這篇文章之所以一直印在我的腦海中，是緣於我父親在讀後的一句評論：“或許你應該去當個記者。”
我不認為他說這話時是認真的。不同於時下的父母，我父親並不是個慣於鼓勵孩子的人。對於我參加各種文學活動，他頗不以為然。待我長到一定年齡，在未來該從事哪種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這一問題上，他認為我應當子承父業，當個推銷員。近 30年之後，他纔對我的工作流露出進一步的興趣。但從他說那句話開始，影響已經造成，因為從那時起，我就想當一名記者。
當然，我也想當一名作家，隻是這個想法似乎過於雄心勃勃，實難公之於世——且難以表述，即便於我而言，亦是如此，因為那時的我並不知道自己想寫什麼。一兩年後，我人生第一次創作劇本，以自己制作的幾個木偶為角色編寫了故事，但我不認為當時的我萌生過有朝一日或許能以此謀生的念頭。我開始寫一部小說（但從未完成過），關於孩子們劃著小舢板在湖區四處闖蕩的經歷，盡管我此前從未見過小舢板，也沒去過湖區，隻是通過亞瑟·蘭瑟姆的作品有所了解。後來，我又在不同的作業本上寫滿自創的詩歌，雖然彼時的我對格律毫無概念，但我不記得自己曾覺得寫小說或詩歌是個值得投入的職業。十幾歲時，我曾短暫期待未來從事其他職業，例如工業化學家，或者商業攝影師，不過鋻於我在動手能力方面的不足，相比擁有文學抱負，這兩種職業顯得更為不切實際。而我終究還是想當一名記者。
對於這份工作，我不知道該有怎樣的憧憬。我是讀著昔日的《新聞紀事報》長大的，這是一份很正派、支持英國自由黨的報紙，不過在我進入這一行沒多久，它就因為正派或崇尚自由主義，或兩者兼有而倒閉了。詹姆斯·卡梅倫是該報的明星記者。我希望我能說自己記得一些他的報道，可惜並沒有——我隻記得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情景。當時我還是個大學在校生，假期找了一份為蘇聯學生代表團擔當翻譯的工作。代表團在行程中安排了參觀《新聞紀事報》位於布維爾街的辦公室這個環節，我們一行人站在類似於接待參觀者的廊道裡，透過隔音窗看著新聞編輯室。突然，我忘記了身邊這群來自蘇聯的客戶，因為他就在那兒，真是令人難以置信，身材修長，皮膚黝黑，如電影明星一樣，十分英俊，他穿著潔白的襯衣，多尼蓋爾粗花呢緊身褲，腳蹬絨面皮鞋，雙手叉腰，不耐煩地在編輯室裡來回踱步，仿佛被困在籠中的老虎。他儼然就是這出編輯室的日常精彩無聲劇中的明星。
次年，我畢業後進入《曼徹斯特衛報》的記者站開始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當時的我是否以為自己將開啟卡梅倫那樣緊湊的職業生涯？然而，我在那兒的起步與預想的截然不同——可以說是充滿艱辛。我的起薪是一周 12 個幾尼（那是 1957 年），買不起第二雙鞋，所以那雙陪我度過靠學生助學金維持的三年時間、早已磨出洞的鞋還是沒被補好。接下去的六個月裡，我仍然隻能穿著它們，曼徹斯特出名的雨水始終在鞋子裡吧唧吧唧作響。等我終於加薪後，自然是要去買一雙絨面皮鞋了，還一並添置了白襯衣和多尼蓋爾粗花呢緊身褲。不過這套裝扮始終無法與《衛報》的風格徹底融合，倒是招來了麥克的譏諷。此君是夜班新聞編輯，嘴硬心軟，他威脅說隻要一有倉庫發生嚴重火災，就會派我去報道，到時候我的褲子、襯衣和鞋子就會被燃燒產生的大片灰燼、物體熔化形成的黏糊糊液體給毀了。
我始終沒能擁有這種衝入黑暗的勇猛。或許，待在記者室裡的我們與不顧一切的闖勁八竿子打不著。通過房間裡辦公設備的擺設能窺見我們的風格——整個房間有兩臺電話，都裝在隔音間裡，古董打字機擺放在更為古老的辦公桌上，為了便於手寫，桌面是傾斜的，所以當你工作時，打字機會一邊振動一邊往下滑，最後落在你的大腿上，疼得很。我們擅長撰寫“多彩的報道”，喜歡這樣的感覺，即正是通過經我們精雕細琢的文章，這份報紙纔被賦予鮮明的個性和基調。
在寫完上一段文字之前，我一直捫心自問，究竟是什麼構成了“多彩的”風格。在當時，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即各種奇聞逸事，尤其是任何與工業化的西北部民間傳統有關聯的事物。例如，一年一度穿城而過的白色遊行；最後的木屐鞋匠和火車站敲窗人；任何與牛筋、黑布丁有關的事；不過對於闖入這個陰郁世界的有趣新事物——桑拿浴、科學、脫衣舞俱樂部，我們同樣會感到驚訝。諾曼·施拉普內爾是我們的明星記者，他看上去像一位退役的印度軍官，出了名的害羞，所有的報道都是在不與人交談的情況下完成的。據說有一次，為了躲一位熱心過度的新聞官，他竟把自己反鎖在廁所裡。
時任日班新聞編輯的哈裡·惠威爾會時不時從他的辦公室過來，查看我們的工作情況，他的嘴角會因為突然想到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些被無視的怪事而抽搐，露出揶揄的表情。“邁克爾，我看得出來，你這會兒空得很。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國家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麼處理牛肚的？如果他們不喫牛肚，是直接把這部分扔了嗎？這麼一來，我們每年是不是會浪費幾百萬磅的牛肚？找一兩家屠宰場聊聊吧，看看有沒有東西可寫。”
如果我們報道的是曼徹斯特城內發生的事，就會在稿件開頭注上“BOOR”，排版員會擴至“由本報記者報道”（By Our Own Reporter）。如果報道的是曼徹斯特以外的事，我們就會注上“FOSC”——“由特約記者報道”（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我們常常連續數天都是“FOSC”，報道各地發生的事，每天敲下一千個字，措辭優美地描繪發生在這裡的牧羊犬選撥賽，那裡的一場礦工聯歡會，或者是法恩群島針對灰海豹的選擇性捕殺，唐卡斯特最後的一臺蒸汽機。每天下班時，我們會打電話跟哈裡說下期策劃，據理力爭，絞盡腦汁，用能想到的各種離奇古怪的點來逗其一樂。我記得托基有一頭用杏仁蛋白糖做成的河馬，馬恩島遭遇過憲法危機，伍斯特郡有一個住在樹上的垃圾工，以及中部地區特約記者大衛·格雷在調查塞文河一艘渡輪年久失修事件時，結果發現運營該渡輪的是當地一家名為 Doolittle 1 & Dalley 的房產代理商，那天整個辦公室都樂得不行。
50 年代後期流行的品位是不落俗套——拐彎抹角的幽默和冷爵士——這期間，詹姆斯·卡梅倫、諾曼·施拉普內爾都不是我一心學習的目標——《觀察家報》的約翰·蓋爾纔是。《觀察家報》是我和朋友在大學期間唯一讀過的報紙。我曾跟大學時期的一個女朋友誇口自己的志向就是30 歲時當上《觀察家報》的主編——相比化學家或攝影師，這個目標顯得更為可笑，不僅因為我缺乏編輯能力，還因為時任《觀察家報》主編的大衛·阿斯特同時也是這份報紙的老板，身價百萬，我要當主編就得買下他所擁有的股權纔行。大多數時候，我們是衝著肯尼斯·泰南，當然還有那位幽默的專欄作家保羅·詹寧斯以及書評去看這份報紙的。但最吸引我的還是約翰·蓋爾的文字。
他那躍然紙上的敏銳觀察、質樸的文風令我著迷。他有一雙能留意到微不足道細節的慧眼，還有一對能聽懂晦澀言論的慧耳。在他撰寫的新聞稿件中，你察覺不到其個人偏好，卻總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即這種“缺席”背後隱藏著一個幽靈—— 一個態度超然、熱衷譏諷的旁觀者。在我早期為《衛報》撰寫的稿件中，也總是會以無聲細雨作為開場。蒼白的月亮沒來由地在即將隱入歷史的木屐鞋匠身後升起。被辭退的樹籬編織工在前一晚的電視節目中說些無關緊要的話。牛肚處理代表大會於某個蕭瑟的秋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