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並作》是著名新清史學者濮德培於2012年夏天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作的四場報告的基礎上編撰而成。本書十分簡明扼要而條分縷析地了講述環境史的源流和中國環境史的發展，並通過豐富的例子來討論環境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書中不時閃現一些真知灼見和貫穿始終的史學理念，給人以無限的啟迪和想像。《萬物並作》是一部優秀的環境史入門著作，也是了解新史學的必讀書。

本書首先考察肇始於古代，直至20世紀發展成為一個專門研究領域的西方環境史的歷程。環境史源自兩個學派：法國年鋻學派和美國邊疆史研究學派。前者關注長時段的研究以及自然界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制約，後者強調近代資本主義對自然界的不斷改造。第二章相應地介紹中國環境史自帝國時期以來到近代的逐漸興起。第三章考量分析人地關繫的發展過程中使用的不同尺度，以及他們如何通過地方、區域以及全球的範圍的觀念來彼此相聯。第四章梳理了把環境史與科學研究聯繫起來進行研究的諸多創見。

濮培德（Peter C. Perdue），1949年生，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現任耶魯大學歷史繫教授。1981年在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他的著作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曾獲得2006年的列文森獎。他的著作還包括中國的糧食市場、農業發展、歷史環境等方面，他的研究興趣包括中國現代史、日本社會經濟史、邊疆史以及世界史。

前言和致謝

序言環境史的興起

環境史是一門關注過去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學科，包括諸如食物、礦物、能量和氣候等各種資源以及他們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繫，還包括通過人類勞動轉化自然物質維持人類生活的各種生產方式。

第一章西方環境史的起源

年鋻學派和美國邊疆史學派的研究在許多方面互相抵牾，但是他們都關注人類和賴以謀生的自然產物及其生活的環境之間緊密的互動關繫。這兩個學派為我們創造了內涵豐富的詞彙，並且也為打算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學家們提供了許多研究工具。

第二章中國環境史的興起

在古典時期，許多作者為了德育教育和科學調查的目的談到了自然過程，他們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存在根本的和諧關繫。19世紀和20世紀，著名的學者和官員都非常關注利用自然資源為軍事和工業服務，他們丟掉了相互聯繫的繫統論，把自然分割成單片的水域、土地、樹林和單體的礦物。直到20世紀最後十年，古典的生態思想纔開始在中國復興，人們開始理解可持續發展、自然的彈性以及與自然力量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章環境史研究的尺度

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把關於人地過程的研究僅僅局限於縣、省、國家或帝國的範圍，我將對最近有關多尺度人地過程的探索舉幾個例子。這些研究包括從一個湖的演變來反映中國的命運、全球開拓邊疆的歷史、基於高地與低地差別產生的新的地理區域的概念，以及毛皮、茶葉和魚類等跨越中華帝國以及其他國家界線的商品貿易的研究。

第四章環境史與自然科學

環境史研究毫無疑問需要掌握一些用來研究自然界的科學知識，對於環境史學者而言，最重要的科學是生物學和生態學，但是有時地質學、水文學、古植物學、古氣候學、考古學和其他學科也會提供頗有見地的觀點。

結論

參考文獻

出版後記

歐文?拉鐵摩爾及其遺產
在20 世紀早期學者中，其著作對中國環境史研究有著最持久影響的是拉鐵摩爾（1900—1989）。拉鐵摩爾是一位來自美國的旅行家、外交官、地理學家、新聞記者、商人和學者，他開創了我們今天所知的中國邊疆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研究。他在有關中國東北、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邊疆地區的大量著作中，探討了漢族與綠洲、森林和草原等邊疆地區的民族相互接觸的文化史。盡管他沒有獲得學位，而且在20 世紀50 年代因為受到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的迫害也丟掉了他的學術基地，但是是他，而非其他同時代的許多亞洲史學家，啟發了我們考察跨越國家邊界的那些塑造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潛在力量。他對世界史學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仍能從他深刻的見解中獲得研究的啟發。
拉鐵摩爾於1900 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1919 年來到中國，在天津與他父親從事進出口的生意。20 世紀20 年代的中國處於一個混亂時代，各地軍閥林立，他們都想控制國家。在厭倦了生意本身和僑民團體之後，他決意從事有關中國的深入研究，並開始遊歷。1925 年，他在內蒙古鐵路的盡頭，找到了前往歸化（今呼和浩特）的道路，在這裡，他看到成群結隊馱著從中亞來的羊毛的駱駝隊和大篷車，他在呼和浩特一看到草原的邊沿，就停不下前行的腳步。同年，他遇到了未來的妻子埃利諾（Eleanor），1926年和她結婚。然後，倆人一起計劃了一次非同尋常的蜜月之旅。歐文沿著駱駝商隊的路線穿越蒙古，而埃利諾乘坐橫穿西伯利亞的俄國鐵路，從東北一直到新疆，他們在鐵路的一端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相遇，然後倆人一起從新疆往南，穿過喀喇昆侖山口進入印度。新疆曾是清朝統轄的最西部的地區，居民主要是講突厥語的穆斯林，20 世紀初由獨立的地方軍閥管轄。居民們深受布爾什維克革命、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已經覆滅的清帝國的殘餘勢力、土匪、軍閥以及流浪的遊牧民族之間爭奪權力的影響，生活在痛苦之中。歐文與埃利諾最終在這片混亂不堪的土地上重逢了，各自就他們穿越的偏僻而危險土地的經歷寫成了引人入勝的遊記。歐文就這次經歷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路》（The Desert Rood toTurkestan，1929），而埃利諾，照她的話說，也利用她在中國西北旅行結婚路上寫成的書信完成了《重逢突厥斯坦》（1934）。這次旅行激發了拉鐵摩爾一生對蒙古人民和草原的熱愛：
我帶著孩子般的驚喜與商隊一起旅行，深入五顏六色的高原，山脈就在眼前，山脈兩邊遙遠的地方是陌生的國度，那或許是我一生中隻會旅行一次的地方，過上幾十天在其他年代的人們的生活。
拉鐵摩爾很喜愛蒙古人和回族商隊的領頭人，但是他會帶著蔑視的眼光看待漢族農民，最讓他苦惱的是不斷增長的漢族人口進入草原並趕走蒙古人這一持續的壓力：
漢族農民簡直不懂節育和審慎的婚姻的觀念，以及增加孩子（存活）機會的育兒方法。（相反，他們會實施）“草率的婚姻和生育”，擴大了他們生育和婚姻的地盤，漢族會以每年10 英裡的速度沿著商隊路線的邊緣驅逐蒙古人。
拉鐵摩爾並不把漢族農民看作是滿足於在其耕種的土地上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平的農業耕作者，而是把他們看作是帶有侵略性和威脅性的力量，受人口過剩壓力的驅使和政府政策的支持，不斷滲透到人口分散的邊疆地區，並以損害當地人民的利益為代價：
因此，蒙古人受到耕地和房屋以及他們不理解的生活方式的威脅而步步退縮，漂亮小山中的獵物越來越少，隻有一些肮髒的村莊取代原來的松樹、羊群和白色的蒙古包，在我看來，真是一種悲劇。
源於在蒙古和中國新疆地區陸上的旅行經歷，拉鐵摩爾對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終生的迷戀，卻十分厭惡漢族移民的居住方式對環境造成的破壞。
歐文和埃利諾回到美國，但是他們很快於1929 年又回到中國。這次，他們在東北旅行，在這裡，他們又看到漢人移民對蒙古人相似的驅趕過程。在蒙古、東北和新疆地區，漢族軍閥和官員積極推動漢族移民，以便對這些地區實現更加牢固的控制，並獲得更多的稅收。之後，國民政府會推出更加野心勃勃的移民計劃，就像清代曾經做過的那樣。俄國和蘇聯向草原的滲透還沒有推進多少，他經常懷疑那些不是基於人們生活現實基礎上產生的宏大理論。
1934 年拉鐵摩爾與魏特夫在北京發生了一次影響他一生的接觸。魏特夫自認為是經驗更為豐富的拉鐵摩爾的門徒，他甚至勸說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引用他自己的著述。開始拉鐵摩爾支持魏特夫，因為他看起來與他的學術觀點一致，但是埃利諾警告說：“小心，這個
人吹捧你是為了在美國得到一席之位。他是經常要麼舔你的鞋子，要麼用鞋子踩你的那種人。”但是拉鐵摩爾不聽埃利諾的話。
作為影響很大的《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的編輯，拉鐵摩爾在20 世紀30 年代經常被卷入有關東亞的學術和政治的激烈討論之中，但是他仍然保持旅行的習慣。他去了莫斯科，並遇見了俄國研究蒙古的泰鬥人物，他開始學習俄語。回到中國之後，他去拜訪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於1936 年撤退到了西北的陝西延安，住在窯洞裡。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名義上已經形成了抵抗日本的統一戰線，拉鐵摩爾像許多其他觀察家一樣，認為共產黨更加關注國家統一而非階級鬥爭的事務。然而，他也很清楚，共產黨會在戰爭結束之後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統一戰線政策應該隻是一個臨時的策略。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內戰，爭取對中國的絕對控制權。拉鐵摩爾與美國國務院的許多外交官的觀點一樣，知道國民黨政府內部腐敗，軟弱無力。相比之下，共產黨具有更加嚴明的紀律，是一個比較清明的政黨，它更真誠地致力於對抗日本的戰爭。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後，在美國爆發了一次關於“誰掉失了中國”的激烈爭論，拉鐵摩爾再次成為焦點人物。1950 年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發起了一場運動，起訴像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一樣的國會官員和美國一些軍事成員是蘇聯的間諜，宣稱是他們蓄意陰謀顛覆了國民黨政權，並指責拉鐵摩爾，把他看成是“蘇聯的高級間諜，也是阿爾傑一伙的帶頭人”。
當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指控眾多共產黨成員已經滲透到國會當中之後，參議院國際安全小組委員會組織了聽證會。會上，麥卡錫把拉鐵摩爾樹立為攻擊的目標，而魏特夫這位他以前的門徒則以證人的身份走在攻擊拉鐵摩爾的最前列。魏特夫在德國變成了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活動家，在美國變成同樣狂熱的反共分子，他急切地加入麥卡錫的政治迫害隊伍。美國聯邦調查局彙編了39，000 頁有關拉鐵摩爾的檔案材料，1952 年，一個大陪審團起訴他作偽證，但是一年之後，聯邦法官不再受理這個起訴。
然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迫於學校理事要求解雇拉鐵摩爾的壓力，拿掉了拉鐵摩爾任主任的學院，並剝奪了他帶研究生和在其領域設立研究項目的機會。1962 年，拉鐵摩爾接受英格蘭利茲大學的邀請，到那裡成立中國研究繫，推進對蒙古的研究。不久他搬到英國劍橋大學，他此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歐洲和蒙古度過。蒙古人把他看作是他們最做偉大的朋友、最傑出的學者之一。
拉鐵摩爾的大量著作包括遊記、政治評論、官方備忘錄以及學術研究論文。他著作中的一些話題啟發了之後有關塑造中國和中歐亞史的環境狀況的研究，包括：1．中亞的地理以及非漢民族與中國的相互影響；2．地緣政治分析；3．環境決定論的問題。
草原生活與《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拉鐵摩爾通過親身經歷獲得有關草原生活的知識，他與駝隊領頭人一起穿越荒漠，住在肮髒的商隊旅館中，經歷當時的嚴寒、干旱以及旅行路途上的各種危險。他在學術研究中融入了對那些生活方式即將消失的人們以深深的同情及清代草原上雄武的勇士和有利可圖的商隊不再存在，20 世紀蒙古和中歐亞的人民卻承受著貧窮、戰爭和被忽視的痛苦。與此同時，外來的漢族移民在國民黨政府的鼓勵下，以勢不可當的趨勢把綠洲居民和遊牧民族變成依賴他人的平民，為疾病所困，改變了傳統的生活方式，被迫進入以很低的價格買走他們動物產品的世界市場。拉鐵摩爾的纔華在於他能通過當時中歐亞衰落的景像看到它生機勃勃的過去，並把這個過去當作中國政府形成過程中的一素。
1940 年首次出版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和1958 年的論文集《邊疆史研究》成為拉鐵摩爾學術的奠基之作1，為世界史中遊牧主義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視角。拉鐵摩爾認為，中國北方平原上的漢族居民產生了農業文明，形成了國家，他們在黃土地區松軟的土地上耕作，氣候適宜，降水有限，種植小麥、高粱和粟等堅硬的谷物。然而，在北方平原邊緣的干旱地區，這裡形成一種根本不同的生活方式：草原遊牧的生活。盡管有一小部分放牧人群仍然在蒙古和非洲存活下來，但是今天這種生活方式幾乎都消失了。草原遊牧部落依靠在草原上喫草的動物為生，而非依靠固定的耕地和穩定的居所。為了應付天氣條件，找到足夠的草料，他們一生都在流動，尋找合適的草原。遊牧方式遠非對原始的打獵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回歸，而是一種與極端惡劣的環境較量過程中形成的高度復雜而成熟的生活方式。
遊牧生活的方式在許多環境中都能興旺發達，從西伯利亞針葉林和凍土地帶的馴鹿人，經過從東北地區延伸到匈牙利的中歐亞草原，再到西藏高原的馴養犛牛的人群皆過著遊牧的生活。此外，在非洲、南北美洲、印度和中東也可找到這種遊牧人群。動物的組成結構、人群的移動方式以及他們與政府的相互影響則因地而異。拉鐵摩爾最關注的是中歐亞汗國的遊牧人，不過他也熟悉其他地區的遊牧特點。
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拉鐵摩爾追溯了遊牧生活方式與定居方式幾千年來的相互影響，集中分析漢族政權在面對遊牧民族的抵抗和掠奪時保衛並擴張疆域的活動。很長時間以來，這兩種生活方式在一種緊張的互利關繫中共存，誰也不能消滅誰，但是，到20 世紀，中國打敗了蒙古的遊牧人。不過拉鐵摩爾並沒把自己局限於對中國西北的蒙古遊牧人與定居的農民之間相互關繫的研究。《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第一節是對廣袤的中歐亞地區地理、環境、人口和政治的概述，包括東北森林、蒙古草原、西藏高原以及新疆綠洲。然而，構成拉鐵摩爾研究的基本原理仍然是耕地和草原之間的區別，以及人口稠密、幾乎不流動的地區與人口稀少、流動性強的地區之間的區別。耕地包括地處沙漠之中的綠洲、中國廣袤的田地和東北地區南部，流動人口包括草原遊牧人、森林中的人、馴養犛牛的遊牧人以及商隊的生意人等。現代社會，定居的中國和俄國的人口，靠著鐵路、資本主義和國家力量，滲透到人口稀少的偏遠地區，引發了地緣政治的競爭、環境的破壞，以及持續了幾千年生活方式的近乎消失。
拉鐵摩爾采取一種完全對立的立場簡要描述了這種相互影響，他堅持認為，中國長城是一個把草原和耕地隔立開來的“絕對的邊界”。同時，他也認識到貿易和文化交流產生的作用。對他而言，“真正的遊牧人是貧窮的遊牧人”，不受城市生活和定居農業的絲毫影響，滿足於與他的動物一起經常性的遷移活動，沒有長久的居所或遺跡。不過，隻有一小部分遊牧人能維持這麼單純的生活方式，也隻有那些保持小規模部落組織的遊牧人可以保留住他們的流動性和自治權。然而，通常是有野心的部落首領會努力組建超越部落的聯盟，把許多部落聯繫到一起，覆蓋大面積的範圍。為了建成這種聯盟，大多數遊牧首領發現了與定居國家進行貿易、加入他們軍事聯盟，甚至組建定居社會的益處，對於遊牧首領而言，從鄰近的定居國家獲取資源，遠比在一個干旱的資源分散的土地上建立政權更加容易獲利。
如今許多學者相信遊牧方式起源於歐亞草原西端的黑海地區，即今烏克蘭大部。前4000 年，農民們離開肥沃的黑土區進入土地貧瘠的地區，學會用車運輸，最終學會騎馬。考古學家大衛?安東尼（David Anthony）像拉鐵摩爾一樣重視馴馬的重要性。一旦這些人學會騎馬，他們便獲得巨大的力量和機動性。他們會向四面八方迅速散開，往東穿過中亞到蒙古、中國東北再到中國內地，向南通過伊朗和阿富汗到達印度，向西深入中東和非洲。與此同時，中國第一個定居方式的國家形前第二個一千年中葉，他們從最早的發源地，位於今天西安的附近地區向北、西北和東北擴展。
定居的國家和遊牧的聯盟相遇，產生軍事衝突、文化交流和技術進步。遊牧人發展了移動工具和戰爭武器：馬術、馬車和後勤服務的網絡體繫，這些讓他們可以利用騎兵打敗定居的國家。定居的國家認識到，為了對抗遊牧者，他們也必須騎到馬背上，獲得馬車，並且學會結合騎兵和步兵的軍事技巧。此時，“夷”的術語被定居的政權用來指稱那些移動的人群，這隻是一個通稱，並非種族名稱，尤其談不上是帶有輕蔑性的用語。但是前第一個千年中期，這兩種生活方式的人們把對方明顯區別開來。
中國境內定居的諸侯國依次鞏固他們的資源基地，和遊牧的騎兵結為聯盟然後與競爭的國家交戰，特種部隊掌握馬術，並用從草原帶來的新的冶金術改良武器。
盡管在他看來，遊牧人與定居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也認識到這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後來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家們比拉鐵摩爾還要更多地強調遊牧聯盟與定居帝國之間的相互影響，而不僅僅是軍事衝突。拉鐵摩爾本人就“影子原理”發表了意見，認為遊牧國家的創始人靠著他們鄰近的中華帝國獲得新資源。通過掠奪和貿易，遊牧部落的首領們獲得農業產品、衣物和錢財以回饋他們的追隨者們，通過這種方式，遊牧聯盟把他們的國家建造在穩定的中華帝國的陰影下。
安拉托尼?哈扎羅夫（Anatoly Khazanov）和托馬斯?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把拉鐵摩爾最初的見解演繹成遊牧國家形成的通論。這個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前3 世3 世紀之間匈奴聯盟與漢7 世紀到9 世紀突厥帝國與唐朝的興衰相一致，也可以9 至13 世紀之間遼、金與西夏與宋朝爭奪中國疆域的原因。隻朝從1279 年到1368 年短暫地征服過所有漢族中國疆域的核心地帶，不過，它在定居區域之外還有一個單獨的地盤留作宮廷與遊牧依附者所用。
財政制度與邊疆理論的革新
之後的分析家們進一步充分闡釋對拉鐵摩爾模式的反對觀點。財政制度是一個拉鐵摩爾沒有詳細討論的話題，但是它卻似乎在遊牧帝國和定居帝國的變遷中起著重要作用。所有帝國都需要財力資源來供養軍隊和官員，但是草原和農耕地區生產條件的根本差異決定了兩者之間不同的稅收方法。草原與農耕地區差異的程度隨著朝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每個遊牧政府都得適應中國的制度以便實現對定居地區穩定的控制。為了統治定居的人群，他們需要一套官僚機構，同時還需要財政收入。移動的遊牧人不可能對他的依附者征很高的稅，因為若是如此，對統治者不滿的僕人隻需要離他而去就可以免於被征稅。他們靠的是允諾掠奪中所獲的東西以吸引更多有野心的勇士。然而，統治定居地區時，遊牧統治者擁有可以掠奪定居人群的優勢，他們隻需要識字的辦事員、人口普查以及一個負責稅收的官僚體繫就可以做到這點。
當每個主要的遊牧政權將統治延伸到中國時，都設計了不同卻越來越成熟的財政機構。魏特夫和馮家昇的研究對像遼朝，在東北地區的遊牧區和定居區維持獨立的政府管理。金朝的勢力極大地向中國南方拓展，它通過聘用大量的漢人公務員以增加其官僚機構。到13 完全征服了漢人的中國，通過在其自身軍事機構中運用前朝宋朝的方法發展出一套最完善的財政機構。中文歷史文獻中把這項改革歸功於契丹人耶律楚材，是他勸說大汗，對那些定居的人群征稅遠比把他們趕盡殺絕以便為馬場騰出地方要有利得多。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都顯示出遊牧和定居的政府對待土地和人口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對定居政權而言，他們為了對抗草原的征服也會在機構上進行適應性的調整。有部分突厥血統的唐朝統治者在鞏固的漢人政府機構之外，另行設計一套新的以軍事需求為目的的財政機構。大多數稅收是谷物、布匹和勞役，而且大多數經濟獨立的農民還需要服強制的兵役。此外，唐朝還利用軍屯：士兵既要保衛邊疆，也要開墾土地，這是自漢代以來在邊疆地區施行的政策的延伸。
受遼和金的入侵被驅使南退的宋朝被迫過分依靠商業稅收來維持軍隊的開銷，和支付與金朝簽訂的和平條約產生的高額賠償金。過分依賴商業稅在中國財政實踐中是一次重大的變革，意味著與漢唐制度顯著的斷裂。漢唐時代已經建立了一套國家對諸如鹽、鐵等的生活必需品的壟斷貿易，但不針對常規的貿易稅收。宋朝卻擴大國家壟斷貿易的範圍，並從商業稅中獲取絕大部分開支。
我們認為，如果宋朝沒有喪失對其根本的北方農業基地的控制，那麼它也不會被迫如此強烈地改變財政體繫。從這個方面來講，宋朝的例子證實了拉鐵摩爾關於邊疆經驗會引發制度變遷的觀點。
然而，明朝（1368-1644）反擊遊牧的影響，並創造了使漢族中國與邊疆相隔絕的最長歷史。明朝的開國皇帝來自中國南方，帶領農民軍朝統治者，並在南京建都。他的兒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為了抵抗蒙古的攻擊，在北京建立了第二個首都。在北京的第二個都城的位置和布局也顯示出對邊疆的關注是如何塑造出明清帝國的架構的。北京的位置和設計結合了地緣思想和風水考慮。按照漢族中國的觀點，北京地處北方邊界最北的位置，正好位於蒙古草原和東北森林的邊緣地帶。第三代明朝皇帝把北方首都安置在草原附近有助於其軍隊更好地抗擊蒙古人，其北有山脈的保護，紫禁城坐北朝南，面向太陽的光照。
明朝的奠基人也曾試圖通過各種手段把明朝的財政體繫和經濟拉回到以農為本，包括廢除商業稅、通過再次使用紙幣（以失敗而告終）以摧毀貨幣的流通等，然而邊疆的誘惑依舊。1449 年，一位倒霉的明朝皇帝想入侵蒙古，卻反成蒙古可汗的俘虜，在他回來以前，北京的政府工作由他同父異母的弟弟主持，生活一如往常。從15 世紀中葉到17 世紀中葉，明朝官員致力於把草原文化隔離在最遠的距離範圍之外，並最終建造了為我們今天所知的幾千英裡長的長城，以保護這些地區免於遊牧民族的掠奪。然而，即便是在這段時間內，明朝仍然與蒙古人進行活躍的貿易，用茶葉和絲綢交換蒙古的馬匹，與前人如出一轍。
清朝統治者是滿人，與中歐亞人群有著緊密的聯繫。和蒙古人一樣，再次成功地把遊牧草原和定居地區統一在同一個政權之下。但是清朝卻不像以前的征服王朝一樣短暫，其統治維持了將近三百年。清朝軍隊自17 世紀中葉始與一支主要的遊牧競爭對手——活躍在西蒙古高原、新疆和西藏地區的準噶爾蒙古王國展開了決戰，直到18 世紀中葉將之消滅。1 在這場戰爭中，清朝統治者對帝國的財政、交通和行政組織進行了改革，再次體現出因邊疆危機而產生的創造性影響。理藩院是政府設計的處理中歐亞地區使節的獨立的分支機構，軍機處是一個為著處理緊急軍務和經濟信息之用而設的交流繫統，稅收和人口登記制度的改革以及處理外貿商務的新舉措（先是為了處理與喀什噶爾的貿易，後也在廣東用於與英國人的貿易）等，以上這些變化都源於清朝向遠方的邊疆地區的擴張。當清朝在18 世紀停止對外擴張的時候，清朝也喪失了大量的活力，等到了19 世紀，面對西方強權的攻擊，它更是手足無措。
以上有關王朝擴張和變革的簡要敘述受到了拉鐵摩爾有關邊疆危機在驅動中華帝國進行革新所起作用的突出見解的啟發，顯示出當代學者對其有關內亞邊疆對中國政府發展的影響的關注的延伸，發現了邊疆危機在所有主要朝代中對於制度改革、文化取向和軍事策略的更加深遠的影響。
當拉鐵摩爾於1934 至1941 年間做《太平洋事務》的編輯時，他寫了一繫列有關1931 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和蒙古地區之後，這些地區在當時發展變化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基於他有關中華帝國、滿人和蒙古人之間長時期的相互關繫的知識，他評價了20 世紀蒙古人的新地位。
蒙古人長期被分成地處中國的內蒙古和地處西伯利亞邊界戈壁沙漠以北的外蒙古，而相當數量的蒙古人被置於東北地區日本人的統治之下，其他的蒙古人則生活在突厥斯坦和俄國。蒙古人分處五個地區，他們著力推動統一民族的運動，但是也遭受遊牧社會內部階級分化的痛苦。許多蒙
古王公從與漢族商人貿易的過程中營利，而普通的牧民因為漢族的移民過著赤貧的生活，甚至失去生計。拉鐵摩爾認為蒙古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心，因此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的意義。
拉鐵摩爾的認識並不完全正確，日本確實想在20 世紀30 年代向蒙古擴張，以保證它對中國北方和東北的控制。1939 年在蒙古和東北交界的諾門罕發生了日本和蘇聯爭奪中歐亞控制權的戰爭，日本的戰敗決定了中歐亞北部被蘇聯征服的命運，而且還讓蘇聯軍隊同年騰出手來入侵波蘭。
拉鐵摩爾的政治分析沒有引用環境決定論的闡釋，他轉而從王公之間、臣民之間、滿族官員與將軍之間以及漢族移民之間關繫的角度，來解釋蒙古過去與當時發展的過程。就這些分析而言，社會和政治衝突長期占據優先位置。然而，在《中國的內亞邊疆》更寬廣的時間框架中，拉鐵摩爾對氣候、地理以及結構的重視程度要比他在《太平洋事務》中的文章要強烈。跟隨他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解決了所有全球史學家們面對的問題，即如何權衡長時段的變遷與偶然事件的關繫？相對環境因素，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關注社會政治的關繫？又可以在什麼範圍內容許與分離的歷史分析相悖的預見性分析呢？不管正確與否，拉鐵摩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都體現了一位嫻熟的社會史學家的研究功底。
拉鐵摩爾支持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目標，但是不像多數美國人，他的支持來自地緣政治的考量。他明白中華帝國的偉大歷史賦予中國潛在的力量，一旦這種力量被動員起來，它將以積極的方式改變亞洲和整個世界。中國，這個曾經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受害者，一旦學會如何獨立，也會向其他世界上被殖民的人民展示如何抵抗外來統治。
然而邊疆的影響仍然在各個方面都留下了印記，東北成為日本工業原料的中心來源地，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東北的爭奪決定了之後的內戰的進程。僅在1931 年日本入侵東北之後的數月，拉鐵摩爾出版了有關東北的書籍，概述了長期發生在這片邊境土地上的中國與中亞文化之間的踫撞。
拉鐵摩爾把東北稱作是一個“蓄水池”，從這裡開始，遊牧部落聯盟一次次組織了對地處南方的漢族中國的進攻。東北也包括了一個可供漢族殖民者滲透的緩衝地帶，以便支撐他們抵抗入侵。在這本書裡，他認為漢族向草原的移民是防御性的，而非侵略性的，長城也主要是一個防御的堡壘。他還把中國人爭取安全的心態與美國和俄國那種侵略性、探險性的意識進行了比較。
拉鐵摩爾似乎著迷於對擴張時期大批人群心理特征的大範圍的歸納總結。隨後的學者實際上也證實了他有關東北地區移民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的許多說法，尤其是那些來自山東和西部人群的差異。但是拉鐵摩爾有關中國漢族整體性的更大範圍的文化歸納，因過分強調種族分類以至於缺乏說服力。在中國其他地區，遷往邊疆的移民的確看起來很像美國和俄國的拓荒者，他們積極開拓土地、尋求利益，並擴展與他們家鄉之間的聯繫，在國外的華人也是如此。
盡管拉鐵摩爾誇大了中歐亞在當時軍事和資源方面的重要性，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他對中國遠離發達的沿海地區的邊疆地帶的關注對於我們如何看待20 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來說，仍然具有很多啟發意義。目前，中國為了滿足現代化的生產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它不僅要與中歐亞進行貿易，而且還在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尋求貿易。全球性的邊疆和地緣政治在中國的未來話題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即便抗日戰爭和內戰的主戰場都發生在漢人中國的核心區，拉鐵摩爾仍然早已指出發生在清朝邊疆地帶的帝國主義思想將會延續到20 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