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鵝人生：拿破侖》：
對於像拿破侖這樣的雄心勃勃、有政治意識、精力充沛的軍人來說，18世紀90年代革命中的法國為他的登頂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一時期的法國，展示了革.命的經典拋物線：以立憲開路，溫和的改革者迅速升級為極端主義者；陷入暴動；出現一段高度恐怖的時期，然後被暴力終結；繼而是一段無序、混亂的狀態，疲憊不堪並拒絕改變，直至對一個“馬背上的男人”寄予厚望，以求重塑規則、恢復秩序、再現繁榮。拿破侖手下一名將軍的兒子維克多·雨果後來寫道：“沒有什麼比應運而生的想法更有力量。”或者說：“沒有什麼比生逢其時的人更幸運。”拿破侖就是命運的寵兒，他頭腦敏捷、做事果斷，又有運氣的加持，機會剛一出現，他就牢牢抓在手裡。
拿破侖崛起的突出特征，如果說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機會主義。他就是機會主義的化身。他不像大多數成功人士那樣有很大的思想負擔。他沒有所謂的愛國主義，因為他心中就沒有國家的概念。科西嘉把他拒之島外，法國僅僅是他的進身之階和權力來源。他對階級沒有感覺，雖然從法律層面講，他是個貴族，但是他沒有土地、金錢或者頭銜。他能看到現有等級制度的虛假，更重要的是，它還導致了效率低下。不過，他對國王或貴族本身並沒有敵意。同時，他也不相信民主或者投票選舉制度。
他以超然的態度看待人民：如果領導得當，他們可以做大事；沒有明智的領導，他們就是一群危險的烏合之眾。他認同盧梭提出的“普遍意志”這個模糊而抽像的概念，它為精於此道的統治精英們創造了機會，不需承擔民主的風險，就可以凝聚民眾，使其為同一目標全力以赴。實際情況中，精英一般會自動形成一個金字塔，頂端是一個人。這個人的意志代表普遍意志（一個反民主概念，國家的意志由一個人來體現，而非由多數人決定），並作為行動的基礎，賦予其決定性。憲法的地位就好比店家的櫥窗裝飾，而“意志”纔是真正要賣給民族國家的貨品，而且這些貨品一經售出，概不退換。如果這叫意識形態，那它就是機會主義者的意識形態。機會主義者能適應革命發展的各個階段、等待屬於他個人的時刻的來臨。那是命運的事情，而命運沒有意識形態，隻需要踐行。
拿破侖不信革命，但相信改變，.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相信步步為營的變化。他想要事情變得更好，或者更公平、更快。如果在英格蘭，他可能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在美國，他可能是聯邦制擁護者或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追隨者；在奧地利，他可能是開明專制君主的原型約瑟夫二世的支持者和追捧者。在美國憲政和歐洲本土專制改革的影響下，18世紀80年代的歐洲已然到了變革的時候。所有人都想改變，幾乎沒人反對變革。比如18世紀80年代的丹麥，實施監獄和法律改革，建立貧困救濟制度，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勞務制度，禁止奴隸貿易，取消過時的關稅並開放貿易，這一切既沒有借助暴民，也沒有引起暴亂或政治事件。荷蘭和德國部分地區的改革更為謹慎一些。如果路易十六更有魄力、更果斷一些，法國可能會走上同樣的道路。貴族身邊充斥著激進的改革者們，皇室官僚期盼著改良。政府部門彙編了巨量的文件，連篇累牘地制訂著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後來大部分由革命者們推出，並攬走了所有功勞。當時唯一缺少的，就是來自的上層衝動性決斷。法國不像丹麥，它認為自己是個“偉大的國家”。在18世紀後半葉，法國為了保持自己歐洲強國的歷史地位，像是履行義務般地參加代價高昂的戰爭，卻又越來越難獲取勝利。因此，18世紀80年代，法國在破產邊緣掙扎，從而導致財務混亂，攤派稅賦，宮廷漸趨絕望，最終在1789年召開了兩個世紀以來第一次三級會議。在那之後，變革就失控了。
拿破侖作為局外人目睹了大革命的早期階段，盼望著能參與決策。他的讀書筆記，約有十萬字保留了下來，其中這樣描述了克倫威爾：“有勇氣、聰明、狡猾、善於掩飾，他早期崇高的共和主義理想讓位給了貪婪的野心；在嘗到權力的甜頭後，他就隻追求獨裁的歡愉了。”1789年4月，拿破侖在奧克松第一次體會到了鎮壓暴民的滋味，他指揮著一小撮士兵，在快要動刺刀的節骨眼上把革命過激的人鎮壓了下來，與克倫威爾如出一轍。他將科西嘉式的雅各賓主義應用到了法國大陸。此後，巴士底獄陷落；三級會議變為制憲議會；國王路易十六被剝奪了行政權，實際上成了一名囚犯，1791年仲夏，他逃往國外的企圖以災難告終。結果，軍隊將領們被要求宣誓效忠議會，但他們中很多人是保皇黨，故而拒絕了這一要求。7月4日拿破侖接受宣誓的要求，他認為路易十六應該被流放，而不是被關押或者砍頭，年輕的路易十七應該成為攝政王。不管怎樣，他實際上把賭注下在了共和黨人身上。對拿破侖來說，波旁王朝覆滅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國王明顯是被下過詛咒的傀儡。1792年4月20日，溫和的吉倫特派部長逼迫路易十六向奧地利宣戰，5月15日又強迫他向撒丁島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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