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四川大學傑出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教授。著作有《道大無外》《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等二十餘種，在《讀書》《二十一世紀》《戰略與管理》《開放時代》《萬像》《文化縱橫》等刊物發表文化與學術評論百餘篇，為《南方周末》《中國新聞周刊》等撰寫小評論百餘篇。

一
經典淡出之後的讀書人
國家與世界：五四時代讀書人的徘徊

二
張之洞與“中體西用”
國器章太炎
越是時代的越永恆：梁啟超文本的跨世紀解讀
有計劃的死：梁濟對民初共和體制的失望

三
永遠是他自己的陳獨秀
陳獨秀與五四後《新青年》的轉向
疾病與歷史：非常威爾遜

四
嘗試夢想的胡適其人
兩個質疑留學的留學生
——讀梅光迪致胡適書信，1910-1913

五
語語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
陳寅恪的“古為今用”
非驢非馬：陳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陳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學”
——2008年11月13日在復旦文史講堂的演講

六
憑直覺成大學問：梁漱溟的治學取向和方法
學問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評與被批評
脫棄機械的一片真誠
——介紹梁漱溟的《朝話》

七
要言不煩：繆彥威先生論表述
與時代和社會相感應
……

八
九

《風雨雞鳴：變動時代的讀書人》：
對不少中國人來說，1918年秋天是個可喜的季節，據那時進入開封二中讀書的郭廷以回憶：“有幾件事使我們學生很興奮。首先是徐世昌當了總統，我們本來不知徐世昌是何許人也，但知道他是翰林，是文人，美國總統大多是文人，現在中國文人居然也可以做總統，當然是可喜的現像。”其次是“歐戰告終，協約國勝利。中國也是協約國的一員，學生們又大為高興，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再加上國內南北雙方也各派代表準備和談，“眼看國內也將和平統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著莫大的希望”。
在很多人對1918年寄予希望之時，前清京官梁濟卻看出了大問題，他在這年11月10日以自殺警示國人。從後見之明看，梁濟棄世的時機選擇實在不佳，幾天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戰勝而結束。中國居然成了戰勝國，舉國皆感喜從天降，形成一次政府與民間互動的“普天同慶的祝賀”。直到5月初巴黎和會帶來絕望之前，幾個月的一片樂觀之聲無形中刪略了一些不那麼如意的消息和言論。故梁濟不僅未曾達到他的警世目的，甚至沒能影響到多數人的愉快心情。
有一種說法，行為也是文本，而文本一旦脫離作者之母體，便獲得獨立的生命。這是文學家欣賞的理論，也更多適合於文學。（如《紅樓夢》就可以脫離作者來看，很長時間裡讀者不知誰是作者。）但史學就未必然，一件有意識的個人行為，尤其是那些非常規的行為，對行為主體本身的立意，不能不充分考慮，認真對待。
梁濟的自殺也頗為人所道及，因為他明言自己“繫殉清朝而死”，當時和稍後多數人大致都是由此認知其行為，而研究者卻往往超越於此而立論。其實行為者的自述是不容回避的，否則無論褒貶都不啻將其視為“獨立生命體”而隨意解讀。然而這是一次有計劃的死，梁濟曾用了幾年的時間相當仔細地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棄世，特別希望世人按照他的設計來認識他的自殺，故確應更仔細地考察他本人想要表達的意思。欲知梁濟為什麼要殉清，或需簡單回顧民國代清這一史事。
清季新政與民國代清
過去對清季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革命黨”方面，包括革命思潮的興起、“革命派”與“保皇派”“立憲派”的鬥爭、革命黨的發展及其內部分歧等。在大陸，“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特點又是其中一個重點。近年對清季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較熱，對政治史的研究相對較冷。但歷史研究在擴大研究視野的同時，其主體性的問題仍應是那些具有“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未必是“宏大問題”），在不少社會、文化史研究者的心目中，確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政治史”的缺失。這樣發展下去，或多或少會導致史學的“細碎化”傾向。不過目前尚不足慮，我們的主要問題仍是虛而不實，連不少貌似“細碎”的小題目也仍以空論為主。
此前一個重要的缺失是對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研究較少，且多注意朝野的“對立”，論述朝野共同嘗試以變革求維持體制的努力者尤少。近年雖有一二較好的書，並未改變基本的趨勢。這樣，既存的研究實際小視了晚清權勢結構的變化程度，也很難解釋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在沒有特別明顯的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會發生革命？清廷何以那樣快就崩潰？這或是最需要深入探索的。
清廷最後十年並無太多特別明顯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為，至少不到歷代一些亡國之君“倒行逆施”的荒謬程度（如果此前的歷史敘述大致是確實的），社會上也少見此前歷代王朝末年所發生的“土地兼並”嚴重一類現像（即使作為新經濟因素的工商業亦未引起類似的激變）。因此，革命的發生及其迅速成功必須從其他方面做進一步的梳理和研究，也隻有這樣纔能真正認識到辛亥革命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
……

什麼是歷史的主體？或誰是歷史的主體？這是眾多歷史從業者縈繞於心的問題。據梁啟超的看法，司馬遷的寫作精神就是“以人物為歷史主體”，故他的《史記》也“以人物為中心”。後世雖傳承了司馬遷所創的“紀傳體”形式，其實沒得到他的歷史精神，蓋“《史記》之列傳，惟借人以明史”；而“後世諸史之列傳，多借史以傳人”（《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歷史的主體是人，這一點當永不忘記。
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的主體性也當表現在人身上。中國傳統史學本特別注重“人”，所謂“紀傳體”史書，就是以人為本位來構建歷史的典型體現。這一傳統流傳了兩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強烈質疑，而開風氣者仍是梁啟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流傳甚廣，百年來多被視為對舊史學的正確概括。那時的梁啟超以為，紀傳體這種舊形式不過是一篇篇的紀傳像“海岸之石，亂堆錯落”在那裡，簡直就是“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而新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繫”，以尋求歷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學》《中國史敘論》）。
隨著天下的崩散和國家（以及社會）的興起，逐漸形成以國家為基本歷史敘述單位的趨勢，個體的人也日漸從歷史敘述中淡出。這種新史學風氣的影響是持續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隱去的‘人’召回歷史”，希望把我們史學中日漸稀少的具體單個的“人”召回到歷史著述中來，讓讀者在“思想”的產生過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樣思想，構建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史。不過那主張沒產生什麼影響。好幾年後，王汎森兄還不得不以專文探討歷史敘述中“人的消失”。
其實就是要側重國家和社會，也離不開個體和群體的人。如瞿秋白所說，想要“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一個社會的心靈，當然隻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個人的觀感都有其個別性，然正如滴水可見太陽，個人的觀感也無不可以反映所謂時代精神，研究者不難從中看出並把握時代的脈搏。簡言之，歷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現在個人的經歷和體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