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從1998年發表《新教育與新文學》（《學人》第十四輯，江蘇文藝出版社）到2011年刊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與境界》（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我一直論述作為一種知識體繫與著述方式的文學史（及小說史、戲劇史等），是如何受制於現代大學的興起與轉型。
在中國，“小說評論”早已有之，“小說史學”則隻有一百年歷史。具體說來，1920年可視作中國“小說史年。理由何在？這一年的7月27日，胡適撰寫了影響深遠的《水滸傳考證》，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這一年的8月2日，魯培校長聘為北京大學講師，專門講授中國小說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講臺。一是發凡起例引領風氣的長篇論文，起很好的示範作用；一是現代大學設立的正式課程，可培養無數專業人士。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序言》開篇第一句“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日後的研究者續上了一句：“有史自魯迅始。”《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一章稱自家整理舊小說的努力，使得世人“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經由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的積極推動，作為“學術研究”的“小說史學”迅速崛起，百年之後，已然蔚為奇觀。
魯迅、胡適開啟的“小說史學”，一開始主要以中國古典小說為研究對像；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現代小說也逐漸登堂入室。到了今天，二者分庭抗禮，大多數學者隻能專攻其一。考慮到修課的是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及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我所討論的學術史視野中的“小說史學”，因此僅限於晚清以降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
即便如此，相關著述也都浩如煙海，不可能面面俱到。我選擇的十二家，不一定業績最佳，但都別具特色，很能引發思考與討論。換句話說，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企圖凸顯的是研究者的立場、趣味及方法。而且，這背後有北大學術傳統及我個人視野與能力的限制——作為研究生課程，也隻能如此了。
從1989年發表《“進化的觀念”與小說史研究》（《文藝研究》1989年第5期）、《“小說史意識”與小說史研究》（《文史知識》1989年第10期）等，到1993年刊行《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再到2004年發表《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現代中國》第五輯，湖北教育出版社），我對小說史研究的策略及方法多有思考。遺憾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我不再從事小說史研究，很多最新成果沒有閱讀，不少議論也就難免偏頗。好在對於整個學界來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從來都隻是“偏師”，此課程（及《文藝爭鳴》的連載文章）若能呼喚更多新人登臺表演，則於願足矣。
講課不同於著述，有時長篇大論，有時點到為止，“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同時，還得保持一定的水分與空氣。兩節課全是實打實的干貨，會讓人聽不下去的；必須張弛有度，方能維持聽眾的注意力。變幻莫測，靈活多樣，且講究韻律與節奏，這是課堂的特點——可以引述自家著作，開列參考書目；也可以穿插閑話，兼及師友逸聞。並非嚴格的專業論文，更接近於學術隨筆，兼及個人感受，從書裡談到書外，如此瑣瑣碎碎，不登大雅之堂，卻能使研究對像更加血肉豐滿，對聽課的學生來說，這些書本以外的“閑話”或許更為難得。
因“新冠”疫情肆虐，北大改為線上教學。對著空蕩蕩的鏡頭宣講，不再與學生面對面，無法交換眼神，不僅不精彩，且容易忘詞。為了備忘，我寫下了部分講稿或詳細的大綱。課後意猶未盡，干脆整理成文，交給《文藝爭鳴》刊發，也算是對這一特殊時代、特殊課堂的紀念。
2020年3月19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