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家住東華門附近。從南陽臺西望，故宮的紅牆黃瓦、垂檐廡殿盡入眼簾。出門南去不遠的錫拉胡同，是當年袁世凱私宅所在地，可惜今天已難覓蹤跡。再往南一點，就是連接東華門和王府井步行街的東安門舊址，距宣統三年袁世凱下朝遇炸處咫尺之遙。如今，東安門早已被拆，昔日的玉河也被填平成今天的南河沿、北河沿大街。出門往北不遠，則是翠花胡同，洪寓所即位於此，後為翠園，今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機關所在地；洪寓所的，還有張勛的宅院。可以說，我舉目所望，很容易就能找到與當年辛亥革命有關的痕跡。
2016年9月，在前一本書《左宗棠傳》交付出版社之後，我開始動手將五年前寫的有關辛亥革命的四五萬字文章重新加以整理擴充。當時絕沒有想到：這一猛子扎進去，竟用了三年的時間。這四五萬字的文章，是20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一百周年之際，為所供職的《北京青年報》撰寫的。為此，我曾經用半年的時間到故宮西華門附近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有關辛亥革命的清宮檔案。名為“清宮檔案裡的辛亥年”繫列文章在當年國慶期間刊出之後，曾謬承檔案界和史學界一些人士的關注。但時間短暫的查檔，也讓這繫列文章多少顯得倉促，留下不少遺憾。
幸運的是，就在2011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了八十卷的《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彙編》——盡管此前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煌煌八冊的《辛亥革命》也收錄了不少有關辛亥革命的清方檔案，但遠不及這八十卷本集中和全面。此後的幾年，我利用業餘時間，將這八十卷“檔案彙編”，尤其是武昌起義後的四千多件檔案一一瀏覽並做相關的摘錄。之後纔敢動筆對此前的繫列文章進行擴充，最終構成本書重點關注的八大版塊內容。
在研究辛亥革命時， 讓我感慨運氣如此之好的， 還不僅於此——也是在2011年之後，《袁世凱全集》《醇親王載灃日記》《讀辛亥前後的徐世昌日記》等資料相繼推出。它們，加上此前出版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那桐日記》《汪榮寶日記》《紹英日記》《惲毓鼎澄齋日記》《許寶蘅日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升平署檔案集成》等，為相關史事的考訂、為本書的撰寫，提供了權威的第一手資料。
百多年來，辛亥革命的研究早已成為顯學：研究前賢比比皆是，相關資料卷帙浩繁，終一生也未必能窮盡。但以筆者不算精深、不算廣博的閱讀所見，辛亥革命若干重大史實中莫衷一是的情形亦可謂比比皆是。
本書雖非辛亥革命全景式研究，但沿著清廷處置武昌起義的時間鏈條，基本涵蓋了武昌起義爆發後的重大歷史事件，並輔以字裡行間的交代，讓讀者閱後能對武昌起義後的全貌有所了解。作為一本新作，自然要有新意。借助前文所說的權威史料，我們得以在史實真相的基礎上釐清清朝最後120天的歷史脈絡，並提出若干新論——這主要體現在探索新領域、確立新發現、提出新論斷、進行新梳理上。
新領域方面。比如《動蕩京師》章重點關注了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在清廷中樞的傳遞鏈條，專門考察了京師、金融、社會、官場乃至全國隨之而來的動蕩；再比如《財政困局》章對清宮內帑銀、愛國公債發行的探討。
新發現方面。比如袁世凱出山條件，不少歷史著作多以李劍農《戊戌以來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為藍本，采信其中所提的六條件。但《袁氏出山》章證明，袁所提條件實為八條；還有袁世凱變賣大內瓷器，以往多說其上折奏請而再無下文，讓公眾以為這批國寶被賣掉了，《財政困局》章則揭露了其並未賣成的歷史真相。
新論斷方面。如在以往史書中，南下督師的清陸軍大臣蔭昌一直是怯戰的角色：傳說他在火車上指揮部隊，火車一前一後都掛著車頭，以便隨時逃跑，還因害怕而南下止步於河南信陽、未入湖北境內等。《調兵南下》章考證發現，蔭昌最南抵達湖北灄口——後來袁世凱也止步於此；抵達前線後，蔭昌積極籌餉、籌糧、籌軍械，為後來馮國璋攻下漢口、漢陽奠定了基礎。
新梳理方面。以《南北議和》章南北雙方究竟停戰幾次，《清帝退位》章隆裕太後究竟有多少內帑銀、御前討論退位的會議究竟開了幾次等為典型。
這些，我想在別的書裡或許是讀不到的。而之所以這樣做，更重要的旨趣，在於“史實重建”——通過清宮檔案以及其他第一手史料，通過證實、證偽和梳理，最大程度地還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歷史學中，長期以來存在史論高於史實的偏見。持此論者，往往忽視了史實的準確是歷史研究的基石，忽視了歷史事實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發生的，忽視了歷史事實發生的時間順序。如此，使得史實成了為結論服務的工具、歷史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史實重建，意味著要對歷史事件的細節做深入的考訂。其態度可概括為“宜粗更宜細”，其方法可總結為“求同更考異”。“歷史宜粗不宜細”“求同存異”是我們熟知的兩句話。但我認為，“宜粗不宜細”是政治家著眼大局、擱置爭議的治國方略，而對於治史者來說，應是“宜粗更宜細”。從粗的角度，了解歷史大勢、事件全貌，以彌補檔案多為一時一事、瑣碎反復之弊；從細的角度，就是由檔案、第一手的史料入手，憑借可靠的史實，通過扎實的考訂，得出確鑿的結論。為達“史實重建”之目的，則采用的方法不能是“求同存異”，而是“求同更考異”——重點關注未有定論的史事，分析細微的差別，輔以新史料，穿過種種的歷史迷霧，找出新發現、得出新結論，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相。本著“宜粗更宜細”的態度，采取“求同更考異”的方法，利用清宮檔案等第一手史料還原辛亥革命史事的真相，做一點關於辛亥革命的史實重建工作，是本書的旨趣所在。這種史實重建，雖不免瑣碎，但切關宏旨。
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茅海建先生曾對清廷在鴉片戰爭中的應對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個中原因，他解釋道：“歷史學家生來俱有無可排遣的民族情結，不應當演化為歷史研究中對本民族的袒護。抱著這一觀念，我在對清王朝的批判上，無論是妥協的主張，還是抵抗的主張，都是不留情面的。”同理，本書點評清廷在武昌起義後所采取措施之得失，並不是如同晚清遺老遺少那樣為清王朝唱挽歌、與民主共和制度唱反調，而是試圖找出當年清廷犯下的錯誤，為後來者鋻。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說：“所謂‘以史為鋻’，正是面對錯誤。”“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
二十多年前，我有幸考入北京大學，本科所讀的考古專業之一大特色，就是利用田野發掘資料考證歷史。但那時年輕的自己，對就讀於這樣一個冷僻的學科頗有不甘，時常懊悔高考時的選擇。此後有囿就業和生存壓力，改學了新聞。如今人到中年，卻發現自己在業餘時間注力最多的，竟然是歷史，尤其是和考古有些相通的史實考證——在無知和無意的彼時，竟播下了自己內心裡最鐘愛的種子；在人生路上轉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回望這些，自不是後悔之意，但也不免感慨：已經回不到從前。好在韶華雖逝，探索未知的初心猶存。
隻是無論如何努力，歷史研究總會留有令人無奈的空白。僅就清朝最後這短短的120天而言，諸如袁世凱究竟在什麼情況下見的汪精衛，兩人聊了什麼；袁世凱是否曾給馮國璋下過“不破漢陽，不足以寒民軍之膽”的電文；清帝退位詔書最初藍本究竟為誰所擬等懸念，隻能求之於高明了。
本書能蒙三聯垂青，首先要感謝三聯書店前副總編輯、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傳記組組長潘振平老師——此前拙著《左宗棠傳信錄》出版時，潘先生慷慨作序，精當評點並殷殷冀望，而我竟然忘記在後記中加以致謝。好在潘先生君子雅量、不以為忤，本書成稿後，他不僅積極向三聯推薦，還不辭辛勞義務審讀、提出中肯修改意見並再度作序。如此厚愛，更令我這位後學者感佩莫名。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鐘韻博士。鐘博士言語溫婉，但常常一語中的，有非常好的文字感，與之合作，受教良多。三聯是公認的高水平學術出版機構，“能在三聯出書是我這個小書生的大榮幸”——同事陳國華（陳徒手）兄在三聯為其出版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中所說此語，於我心亦有戚戚焉。報社相見時，國華兄總不忘熱情鼓勵。抄錄此語，也借以表達對長我一輪的國華兄之謝意。
由於水平有限，書中自有不少訛誤之處，敬祈讀者朋友們不吝指正。如果讀者朋友們有時間和興趣，將寶貴意見發至laojiangziliudi@qq.com 進行交流，那更是作者本人的榮幸。
劉江華
2018 年11 月28 日於北京東華門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