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20世紀對宋代詞人辛稼軒的研究，鄧廣銘先生是di一人。他從30歲（1936年）寫出《《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證》的成名作，指出梁啟超《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勛《稼軒詞疏證》的種種不足之處開始，畢生完成了《辛棄疾傳》、《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四部重要作品。上述那篇《總辨證》的文章發表後，曾博得胡適、傅斯年、陳寅恪、夏承燾等人的一致稱許。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的陳寅恪還不認識鄧廣銘，讀了這篇文章後到處向人打聽作者的情況，後來他在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說到此事：“寅恪前居舊京時，獲讀先生考辨辛稼軒事跡之文，深服其精博，願得一見為幸。”夏承燾當時正在寫《唐宋詞人十家年譜》，其中也有辛棄疾，在看到這篇文章後，他給鄧廣銘寫信說：“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軒年譜我不能寫了，隻能由你來寫。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計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給你。”
七七事變後的兩年間，鄧廣銘一頭扎進北平圖書館，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在此基礎上，50年代，他又寫出了辛棄疾的傳記——《辛棄疾（稼軒）傳》。
辛棄疾（稼軒）生平事跡，由於其文集失傳，缺乏行狀碑銘之類比較完整的傳記資料，故而多已湮沒不彰。《宋史》本傳及筆記雜談中之記事，或多錯誤，或失枝節。鄧廣銘先生二代之史籍、文集、志乘、筆記，輾轉訪求辛氏宗譜，對有關辛稼軒生平行實的資料進行了廣泛搜討，參證發明；經過長期不懈的鉤稽積累、嚴密翔實的細致考證，釐清了幾個世紀以來的紛纭參差，對於稼軒南渡後的出處大節、用舍行藏諸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說。

辛棄疾（稼軒）不僅是學識博洽、纔氣磅礡的南宋詞壇巨擘，也是具備多方面纔智的英雄豪傑人物，文纔武略兼而有之。他早年投身抗金起義，歸宋後力主恢復，為國家生民貢獻出全部的智計韜略；他仕宦所及，以興利除弊為己任，有干纔，有作為。然其雖有經世之纔志，卻多遭誹謗擯斥而不得大用，壯志難酬，齎志以歿。近千年來，他的果毅之資、剛大之氣，他英偉磊落的強烈愛國主義情操，他以詞作篇什傳達的慷慨沉摯理念與盤旋激蕩之意境，曾經激勵過世世代代的中國人。
對於這樣一位在宋代政治史和文學史上均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歷來不乏論述。然能采征多方面史料，加以辨析考證，從而撰成繫統全面之研究性傳記者，則首推鄧廣銘先生之《辛棄疾傳》。英雄雖逝，然其一生之事跡精神，卻藉此傳記，傳於後世而不朽。
《年譜》提綱挈領地闡論了南宋時期的諸多軍國大事，置人物於時代波瀾之中。作者以細大不捐為原則，集枝節為輪廓，積破碎為整體，詳考稼軒生平行實。全書分年隸事，亦兼用紀事本末之體，以綜貫敘述，使讀者得見事件原委。

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他的幾本傳記，像《王安石》《嶽飛傳》《辛棄疾傳》等等，都是一流的史書，表現出他的史纔也是非凡的。
——周一良

鄧先生晚年說過，他給後人留下的主要是四部宋人的傳，即《王安石傳》、《嶽飛傳》、《辛棄疾傳》、《陳亮傳》。他說：“成也是這四部書，敗也是這四部書”。這說明，一方面，青年時受《悲多芬傳》的影響，他在性情上始終鐘情於愛國志士與英雄豪傑式的人物研究，以致主導了他畢生的學術志趣；另一方面，這種興趣又顯然與20世紀中國飽受外人侵略所給予他的刺激有關。
——陳來

在鄧廣銘教授一生的著述中，較主要的是四傳二譜，即《陳龍川傳》、《辛棄疾（稼軒）傳》、《嶽飛傳》、《王安石》和《韓世忠年譜》、《辛稼軒年譜》。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繫手冊》中，鄧廣銘教授在自己的“學術專長”一欄填的是“隋唐五代宋遼金史、歷史人物譜傳”。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學方向和學術成就的一個自我總結。他在追溯自己的譜傳史學情結時，說他自青年時代讀了羅曼·羅蘭的傳記作品後，就“動了要寫一組中國的英雄人物傳記的念頭”；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學繫後，“我就發願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馬遷寫《史記》那樣，用文學體裁寫歷史”。後來胡適的“傳記文學習作”課則將他zui終引上了譜傳史學的路子。
——劉浦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