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理查德·福特
我在密西西比長大，那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父親做銷售，常年出差。那個時代，工作對我們（我的家庭）而言，可以說是一切的主宰。父親那份工作，是1935年大蕭條最嚴峻的時候開始的，直到1960年他去世，他一直從事這份工作。能在大蕭條時期到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50年代那十年一直有一份工作，父親很是自豪，更不消說這份工給了他多少保障，基本保證全家溫飽。這份工，為他，為我們全家，提供了生存保障。有這份工，就有自尊。就是說他是生產者。有自我認知，有掌控力，這很重要。這份工喻示著對高品質的堅守，鞏固了他顧家男人的形像。工作—有工作，在崗—差不多就等同於能力，工作本身成了優點和美德。沒錯，工作日確是漫漫無期，孤獨揮之不去，讓人透不過氣，工資也不高。沒有福利。成天坐著不動，重復機械勞動，單調。但是，如果沒有工作，自我貶損，溫飽不濟，賺不到錢，什麼都沒有，相比之下，之前那些就都不算什麼了。換句話說，父親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的道德觀。
那種情境下，以何為生總是緊要的，總不可避免地被宣告。埃德·曼尼在納貝斯克公司。盧·赫林賣家具。依什·史密斯是廠家代表。雷克斯·貝斯特在通用食品公司做銷售。巴尼·羅齊爾在油田干，戴銀色安全帽。你“干”什麼，也許並不能界定你是什麼。但是，你干什麼，確實更能讓人信服你是什麼。沒有工作動搖了整個人格體繫的根基：本來就不牢穩，如今更岌岌可危。
植根於幼年的這一思想—工作具有至上的意義，後來自然成為我的生活和職業（小說寫作）的一個要素。當然，在世人眼裡，寫作並不算是工作，這種尷尬處境，不單是我，梭羅也經歷過。我心底其實也認同這種看法，但我沒有承認，而且為證明它是錯的，我從沒松懈過。70年代末，我三十五歲，寫了兩部小說，還算成功。普林斯頓大學聘我教書，級別很低，沒什麼發展前景，所以我覺得沒什麼，母親卻欣喜若狂。
“哦，理查德，”她熱切地說，“你總算起步了，我真高興。”在那以前我不是沒有工作過。我打過很多份工，十七歲就在密蘇裡太平洋鐵路公司做扳道工，後來在小岩城一家破舊的旅館當過保安。還有其他的。我自己覺得，就像尼古拉斯·德爾班科那篇《作家這行當》裡的青年小說家，作為“專業作家”，我已經起步了，而且還大步邁進了不少。對大蕭條年代像母親這樣的年輕主婦來說，工作（“起步”）不是那個意思，工作（“起步”）是我前面說的那些：有穩定的工資，清楚明白下面一步步通向哪裡。這工資和未來是我沒有的，其他方面，可能也不穩定。母親愛我，常這麼跟我說。可是除了對她的愛，那以後我從沒有什麼讓她覺得扎實穩妥過。
工作的確認作用，於我而言，另外一層意義就是當我在小說裡描寫人物時—這是我的工作—我發現，一個重要人物，如果我不能說出他/ 她做什麼工作，就沒法讓這個人物擁有我想要的信服力，沒法讓他/ 她“真實”，讓這人物具有道德意義，產生影響力，打動讀者，就如福斯特所述的成功將人物“豐滿”起來。
即便是那些在小說中讀到的人物，那一串串浮誇的話語和責難，想要在我腦海裡構成活生生的人物形像，工作也會起到巨大的作用，它賦予人物藝術可信性：塑造的人物要抓住讀者，那麼這個人物做什麼工作，讀者必須知道。在伊莉莎白·斯特勞斯的《藥房》中，主人公是小鎮上的藥劑師，悉心為自己和別人雜亂的生活尋找處方。同樣，查爾斯·丹布羅西奧的《德拉蒙德父子修理行》細膩精致，愛兒子的打字機修理工父親嘗試把精神分裂的成年兒子送往過渡性治療所卻不成功，故事似祈禱，場景像在，呃，打字機滾筒的語言中展開。滿腹牢騷的機鍵展開抵抗。打字杆先是向後靠，接著疲憊地撲通一聲，落在紙上。
誠然，也有很多故事和小說，其主人公做什麼營生，讀者始終不知道，我確信是有這樣的故事的，但一時想不起來。本書中詹姆斯·索特的故事優美哀傷，人物似乎沒有工作，或是失業；那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那一面可能更悲傷。
這些睿智的故事從各種角度對工作展開論述，有的以工作為故事核心，有的采用像征手法，有的迂回表現，有的隻是作為細節點睛，賦予抽像人物以生命力。與工作相關的種種遠慮和考量，在我父親（和他的兒子）的人生中給他力量，也讓他痛苦。有些故事意在描繪人類如何發現並堅守自己的生存能力；自我主宰是如何實現或者無法實現；品德怎樣識別並得以鞏固，與孤獨抗爭或是屈服於它；或者，就像在唐納德·巴塞爾姆的著名故事《我和曼迪波小姐》中講述所謂生產者是怎麼回事（保險調查員因為站在客戶一方而被派回六年級上學）。
小說確實可向讀者深度展示工作和工作對人的烙印。一方面，小說對工作制度（勞動、工作、工資、職業）的刻畫與對其他主題的處理一樣：把讀者以為已經明白的、曾經忽視的或者納入陳腐舊套的提升出來，賦予其新的視角。也有時候，小說重新賦予其尊嚴，或對其加以贊述，或是讓它產生新的意義，不同於人們以前認為的、假定的，或忽視的。換言之，文學通過對工作這一主題的刻畫重新將工作放到讀者的眼前，喚起讀者注意，讓這一主題最終具有道德意義。
弗·雷·利維斯在對D.H.勞倫斯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文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令讀者“重新認識”生活。本書輯選的小說，即從各個視角協助讀者重新認識很多重要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工作：我們對工作模糊不清的認識（正透露了我們自己）；作為個人和國民性素，工作的中心性( 或荒唐性) ；工作占據人的生活，不可調和，我們在與之抗爭、了解它的過程中，也進一步認識自我，以及其他。上帝知道，關於工作的社會學和哲學論文數不勝數。（“阿倫特小姐，該上您的特寫了。”）翁貝托·埃科最近在《巴黎評論》訪談中說，無法訴之以理論的，須去敘述。他說的很對。工作總是在生活中，人的思考總離不開它。它距我們如此之近，將其理論化，會失去它精細、生動、出人意料的點點滴滴，讓我們在半路偏離了真相。所以，我們敘述故事，能講的都寫進來，從而重現我們追尋的真相。
幾年前，在美國海濱某處（這次是在緬因州）俯瞰海灣的白色欄杆露臺上，夜色初臨，我跟酒會的“主人”聊天，他和善，機智，愛好航海，和我差不多年紀，光腳穿著價格不菲的休閑鞋，白色帆布褲，藍色亞麻外套上繡著家徽，發型精致，一身曬得健康的膚色。我們手裡飲料的冰塊已經化了，閑聊著誰認識誰，民主黨初露崢嶸，扯到我不太喜歡航海而他認為這很容易克服。我慢慢意識到他一次都沒提到工作，這在美國人裡不多見，可能在哪兒都不多見吧。這在我看來愈發明顯，因為他還沒到退休年齡，看上去又相當富有。（現在我是明白了自己當時有多天真。）我成長的環境，就像我說過的，十分在意每個人做什麼工作、工作對整個生活計劃的重要性。當然，由於一個人的職業對界定他的身份和社會道德價值至關重要，絕不能問起這些敏感話題，即使是特別隨意和無意間說起也不行，這種禁忌差不多成了一種偏執。問了，就很不禮貌，侵犯了別人，太魯莽直白。做這麼俗的事就等於是直接問：
“好吧，洛克萊爾，你憑什麼這麼確定你就啥都不用愁呢？”
後來和他第三次去拿飲料，中間談到了我寫書，而主人床邊正好擺著一本我的書，而且是打開的，我覺得可以放開了提問，於是操著如同嘲諷責問、亨弗萊·鮑嘉式的、黑色電影裡的那種語氣，說道：
“好吧，P.J.，老實說，你是干什麼工作的？”
聽到這，P.J.笑了，藍色眼眸眼神清白，雙眼大睜，抬頭望望漸沉的夜空，一隻手重重壓在我肩上，把我拉近，兩人的衣領蹭在一起，他故意低聲說：
“理查德，伙計，我不工作。什麼都不干。而且啊，我打算就一直這麼著。工作沒有意義。哈！你是作家。你跟我一樣明白。”
我講上面這個故事（你可能以為它是我剛編出來的，但我告訴你不是我編的），言外之意是，我對這位可敬的男士的態度屬於固有的成見，除非發生下面這些情形，恐怕改觀不了：他對我坦承他跟空姐私奔了，或是他女兒患有阿斯伯格自閉癥，他父親纔去世，是羅德島年紀最大的榮譽勛章獲得者，或者他前一天纔決定獻身於耶穌基督，加入多明我會，搬去旗杆鎮。至於我後來對P.J.的認識，我會怎麼來描述，怎麼去設想自己的感受和反應，當然是要寫個小短篇纔能講明白，眼下我沒時間。如果要寫，自然會寫到我先是對這位主人心生敬意，或許還有些艷羨，同時還要寫到我自己對工作的態度（由父母灌輸的），再寫到前面說到的我的天真，那樣估量他人，以致我怎麼都不像有機會成為優秀作家。小說將生活中數不清的絲絲縷縷編織在一起，結果讓人意想不到。
對我來說，讓我特別觸動的，是工作這一重大主題，它引發關注，作為道德導向啟迪人們去發現迄今尚不了解的有關人類的重要信息，這些對我深具影響。
我在這裡還是長話短說，好讓讀者早點開始閱讀正文。本書的構想，核心在於，在美國歷史這一特定時刻（貧乏的時代），代表826密歇根（這家組織扎根於美國最能代表勞動者的密歇根州生活），呈獻本書，需當地將供與需、索求與熱忱協調起來。一開始，編者的想法是專為密歇根州人編選一套故事。後來很快意識到，這本書適用於每位這樣的讀者：他希望自文學得到慰藉，應對復雜的、常常讓人困擾的俗務，比如掙取工資，按時上班，干完工作，把工作帶回家，應聘上崗，被裁員，升職，降職，再分配，派回家，或者受夠了，要一走了之。讀者會看到，工作在書中故事裡的含義和表現相當廣泛，是勞動，也是雜務，生意，職責，習慣，記憶，藝術和宗教性事務。這裡的構思是，在各式各樣工作所涉及的內容中，那種蓬勃旺盛的人類精神正是連接一切的根本。V.S.普裡切特曾寫道：“我曾希望我這一生能投身工業。置身傳統行業和技藝，去看去聽，讓我無法抗拒。”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可能多年前就暗地在心中秘密認同了我母親的觀點，在她看來，我總是失敗的：寫作不算是工作，最多是作家們所堅持的幻想而已，就像作家將作品當成真事呈現給讀者。可是，普裡切特無法抗拒的，於我也是無法抗拒的：工作，無論怎麼做或者如何界定，始終貼近人類事物的心靈，而心靈，我們知道，最能彰顯它的，是想像力的創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