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中的作家
那麼，就不要去管這座城，我們去更遠的地方。
——馬可波羅
編者的話：2011年8月17、18日，勒克萊齊奧應邀參加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繫列活動。這當然不是他第一次來華，但對於勒克萊齊奧在中國的廣大讀者而言，能夠如此近距離與自己喜愛的作家交流，卻是前所未有的經歷。17日上午，上海展覽中心外暴雨如瀑，可忘不了勒老在開幕式上一句幽默而不乏詩意的發言：“我喜歡今天早上的雨，大雨讓路邊的樹顯得很幸福。”這份幽默與詩意讓與會者耳目一新，也成為許多人對這位年逾古稀的諾獎得主的第一印像。
書展的魅力，大概就在於它為讀者與作者提供了書裡書外的交流平臺。兩天的日程雖不算長，卻十分充實。開幕式後，勒克萊齊奧出席了作品簽售會。蜂擁而至的讀者不僅懷揣滿腔熱情，更別出心裁準備了親筆信、英譯書作禮物。或許有感於此，面對熱情的讀者，一小時內，勒克萊齊奧簽下了1200多本書。就我所知，在法國，勒克萊齊奧從來不出席作品簽售活動。下午3點，勒克萊齊奧又與我、作家畢飛宇、翻譯家袁筱一等一同參加了作品朗誦暨文學交流會，就作家為何寫作、文學的使命與價值展開討論，並親自朗讀了《奧尼恰》的選段。
18日的公開演講則是這一繫列活動的最後一環。上海展覽中心可容納千人的友誼會堂座無虛席，甚至連走道上也有聽眾席地而坐。演講的主題雖是“都市中的作家”，但正如勒克萊齊奧的一貫風格，發言的內容之豐富、眼界之開闊，遠不止於此。勒克萊齊奧破題的獨特之處，在於重將都市與作家的關繫放歸人與自然的大背景中。他首先將文學放在“人與非人之間”，把文學視為人類試圖理解社會組織與自然世界之間聯繫的方式，理解“動物的”與“社會的”人之間矛盾的方式。正因如此，作家纔會為了擺脫現實社會賦予人性的枷鎖，用文字創造出一個個完美的“烏托邦”；正因如此，都市纔會成為作家反觀人類與自我之鏡，為其提供不竭的靈感；也正因如此，當現代都市與廣闊世界的矛盾加劇，勒克萊齊奧纔會將文學視為描摹另一種未來、書寫另一個預言的途徑。作家筆下的都市屬於過去與當下，更暗含未來的無數可能。唯有經歷這一番思考，我們纔會明白勒克萊齊奧最終將都市的“漩渦”——一種不斷相遇、永恆變化的跨文化實踐，視為文學根基與創作追求的原因。他所談論的依然是都市中的作家，他所希望的是作家能從都市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文化踫撞中找到通向美好未來的道路。
本篇演講中已經包含了幾個勒克萊齊奧所關注的關鍵主題：他對自然，或者說對生態的關注；文化的聚焦；他對文學與現實的相互作用的反思。而作家也總是樂於從其豐富的閱讀中汲取案例，讓文章本身亦成為一場不同文化踫撞的盛宴。至少在演講過程中，他開放的胸襟與開闊的眼界就讓到場聽眾深為折服。這一點，在現場大屏幕上同步直播的微博評論中得到了反映。
望每位讀者都能在閱讀中打開全新的視野——一如文章題記所寫，讓我們去往“更遠的地方”。
在此我想回答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當代作家都需要面對的問題。第一，作家在都市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第二，都市在文學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第一個問題屬於人的權利問題。須注意，在法國，人們所說的人權，說的總是男性（男性公民）的權利，從來不說女性和女性公民的權利。女革命家奧蘭普·德·古在她著名的宣言中敢於就這一點向憲法提出質疑，因此而遭受阨運，因為她被判作異端分子在公共廣場（協和廣場）被處決。幾乎在同一時候，作家（小說家、詩人、劇作家）的角色開始在法國政治中被定義。眾所周知，作家在人權意思的產生中發揮了作用：伏爾泰、盧梭、博馬舍，還有卡佐特以及安德烈·舍尼埃留給後人的不朽英姿，使得作家在政治生活中成為了行動者——有時甚至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一些著名的女作家，例如蘇菲·德·孔多賽或者斯塔埃爾夫人，不得不逃亡國外以避免遭遇奧蘭普·德·古熱那樣的阨運。她們為了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激發了她們的文學創作，在法國和整個歐洲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這一鬥爭直到今天還未結束，在法國現代男性作家，例如薩特、加繆或馬爾羅的作品中，以及女性主義女作家，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或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作品中，這種繼承依舊清晰可見。這種繼承在時間的流逝中更換了形形色色的名字，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新近又賦予“介入文學”（法國文學的特色）以意義。然後，運動就慢慢消減、松散了。如今，作家在都市中的作用這一問題已發生了變化。他或她，知道文學施展著一種力量，一種魔力，但是文學卻阻止不了任何事情，如不公、戰爭、蕭條。正如哲學家葛蘭西所說的那樣，文學伴隨著它們，揭露它們，但也忍受它們，甚至有時成為它們的工具。於是疑問產生，奧斯卡·王爾德在他的《道林·格雷的畫像》的前言中以一種尖銳的幽默表達了這樣一種疑問：“文學，”他說，“根本就是一無是處。”
文學是消遣，是咒語，還是警示？也許與這些都多少有些關繫。
於是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寫作與自然的關繫是怎樣的？人，由定義來看，是自然的產物，人的語言是自然的，由人的語言表達的夢想與希冀也是自然的。因此在人與自然世界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區別，而文學則是人與非人之間，也就是說在人的合乎邏輯的部落組織及整個世界之間的一種真實的聯繫。
這種關聯是人類基本欲望的一種：文學自存在之日起（即神話、傳說），從未停止試圖理性地解答人類所感受到的與自然環境的分離：眾神、傳奇人物、宏大的歷史事件，它們的存在隻是為了將我們與生命的未來相聯繫：懂得生命力量的人類要為生命承擔責任。
在任何時代，作家總是想像著更美好（更加真實，或者更易理解）的世界，因為作家也是社會人。斯威夫特諷刺、批判他的時代，卻虛構了一座完美的都市，那兒馬取代了人的位置。托馬斯·莫爾創造了“烏托邦”，那兒人文主義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義成為現實——在墨西哥，主教巴斯克·德·基羅珈深為莫爾的小說著迷，以至於他在土著王國的遺址上一磚一瓦建造了一座理想之城，這座城幸存至今，位於帕茲庫瓦羅湖沿岸的聖菲德拉古納村。拉伯雷則創造了德廉美修道院，克裡斯汀·德·畢贊創造了婦人城。塞萬提斯的筆下呈現了黃金島的神奇夢幻，在島上，騎士堂吉訶德將實現他自己理想主義的夢想。文藝復興時期，詩人們向往的理想世界要麼位於美洲，要麼位於東方——但是極少在非洲。之後，他們又在大洋洲虛構了這個世界，將這些不真實的島嶼稱作新基西拉島（永恆愛國的名字，人類學家馬利諾夫斯基絲毫不曾猶豫在此創造了一個地方，那兒女人美麗永遠，做愛不息，他把這個地方稱作凱塔魯加。從某個方面來說，文學首先就是一個矛盾之地，個體與其絕對自由或者色情的欲望之間，以及個體與法律社會之間的矛盾。夢想，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作樂，但不違背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曹雪芹）就是一種典型，其中描繪的場景並不是照搬現實，而是突顯了某個小小的文人社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文化是權力的一種變體。相反，韓國，古時，艷情詩歌是由女性創作的，她們借由這一方式來確定自己的影響，同時也淪為男性社會欲望與娛樂的對像。如大家所見，文學很少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作家，因為自己的時代，隻能做一個完美的男性公民或女性公民。
文學的巨大矛盾來自廣闊的現實世界（動物的、植物的、自然的）同城市中所見到的人類社會之間難以實現的協調。除開幾個極少數特例（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福克納、弗蘭納裡·奧康納），大部分作家都是城市市民，甚至是資產者。約瑟夫·康拉德創作了“鏡子般的大海”（波德萊爾語）上的歷險，但接著他就停止了航行，生命的大半輩子都安落在倫敦某個小小的公寓裡。維克多·雨果從巴黎沃日廣場極具布爾喬亞風情的街區來擁抱全世界，柯萊特在王宮區的單間公寓創作，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那裡一樣更好地談論動物與植物的世界。斯特林堡在斯德哥爾摩一條熱鬧的大街上的九樓創作自己的劇作，他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就是通過精準的天文望遠鏡來遙望天空——還是在沒有雲彩的時候。甚至連馬爾科姆·德·夏扎爾，這位毛裡求斯天纔，雖痴迷於絕對世界，向往傳說中的雷穆裡之島，也需要喧鬧聲纔能創作。他在東方最喧囂的城市之一的市中心租了一間房子，那座城市是毛裡求斯島的路易港（國家酒店）。
作家在都市中尋找什麼呢？可能人類的城市仿佛是打開的書本。街道與馬路的結構、廣場的公共地帶、人群的移動、思想的流動與身體的混雜、建築的節奏，它們與文學創作相應，既是靈感，又是批判，而且還是一種反襯。現代都市，在其所有的暴力與復雜中，從某種程度上成為作家的鏡子，一枚巨大的放大鏡，透過它，作家可以發現人類關繫的錯綜復雜，同時還有他自身的投影。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當代文學作品似乎都同城市生活相聯繫，尤其是小說。紐約，移民城市與混居城市，是20世紀小說聚焦的一個中心（很可能現在這個世紀它將依舊是），例如，在紐約猶太小說家亨利·羅斯的作品中。在他的偉大作品《就叫睡眠》中，小說聚焦於布朗克斯區，不同社群的孩子在那兒相遇，一種俚語也在此形成，成為他們的語言，有軌電車路線將其分開，電車從北到南將街區連結起來，那裡是艷遇和報仇的好地方，可以懲罰壞人，將他們電死。亨利·羅斯的情況很是觸動人，因為他這部小說出版後立即獲得了廣泛好評（賣出了幾百萬冊書），羅斯先生，這位數學家、工程師以及共產主義者，卻遭受議員麥卡錫的政治迫害，不得不逃離紐約，終止寫作，以養鴨度日，最終在新墨西哥的阿爾布開克（我在那兒有幸認識了他）的一所破舊的活動房裡離開了人世。
將作家與一座城市等同起來的例子數不勝數，從現實主義作家，如巴爾扎克、阿納托·法朗士，到狄更斯、多斯·帕索斯或者博爾赫斯（在他筆下，布宜諾斯艾利斯仿若夢幻的圖景），或者埃及作家馬哈福茲。然而，我們一旦想到某個人與某座城市的聯結時，腦海中首先冒出來的作家可能就是中國小說家老舍。在他的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中——尤其是《正紅旗下》以及《四世同堂》，他描繪了老北京百姓的生活場景，並最終讓新的讀者感受到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別樣的美麗，感受到它的民眾面對戰爭時的英雄主義，感受到對於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懷念。也許這座城市如今再也不存在了，或者也許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都不會令它失去真實。一代代人經歷的困苦，一些人偽善，另一些人妥協，這些純樸民眾的心靈品質，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些是我們體驗的真實情感，哪怕滿族人時代過去了，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也許這就是文學的優勢所在，它能夠創造一個永恆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交錯重疊，比紀念碑或者史書能更好地重現城市的往昔。
在前面我講到過人，動物的與社會的人，與廣闊世界之間的矛盾。如今，這一矛盾比任何時候都期待解決：的確，現代都市在持續擴大。目前，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遍布各大洲。墨西哥城，就其面積而言，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人口不久將超越一個國家的人口，如法國或者英國。北京、東京、首爾，以及我們現在所在的上海，都是超大型城市，這些城市每年的擴增速度叫人頭暈目眩。那麼這些巨獸般的城市與居住在其中的作家的關繫又是怎樣的呢？很顯然，如今，拉斯蒂涅無法再從一座山丘上俯瞰巴黎並且大聲呼喊：隻屬於我們兩個人！巴爾扎克或者阿納托·法朗士無法再通過描繪大型商店或者徜徉於這些大街小巷來揣測如此這般城市中的生活。在那兒必須要有另一種維度，某種類似於“地方特色”的東西，這裡借用了米歇爾·布托的一部合集的標題，充斥著回聲、喧囂、社會雜聞（很奇怪這種定義實際上隻存在於法語中），一座有意識又無意識的、潛意識的、無人造訪的建築，有些類似於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夜》中試圖通過都柏林所展現的那種東西。故事敘述似乎近於寓言：從愛爾蘭的民間傳說中汲取靈感，描述了一個酒鬼瘋狂混亂的遊蕩，他被一滴威士忌酒喚醒，從墳墓裡爬了出來，因為他的朋友們在對他的遺體祝酒時不小心把酒灑進棺材。現代城市，我們所生活的這些地方，難道不是一些奇怪的地方嗎？我們邁著機械的步伐穿梭於此，就好像我們的一隻腳還埋藏在過去的世界，而我們瘋狂的腦袋卻置於時代的電光熱火中，時代正飛速向著一個叫人費解的未來馳去。
可以理解，面對這樣的一種錯置，一小部分作家，傳統的男性，熱愛和平的女性，都轉身朝向他們所設想的一種更加真實的生活方式，適合人類的生活方式。這種向大地的回歸，我們大家都知道一些例子，這兒，那兒，在所有的社會中（但在城市化較低的非洲或者南亞等地很少聽說）。其中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是蘇·於貝爾女士，她是《鄉村一年》的作者，那是一本令人稱奇的小書，作者曾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的一位圖書管理員，某一天她決定與塵世隔絕，全身心地投入到養蜂事業中去。這些事例都叫人肅然起敬，並且也為閱讀帶來了愉悅的時光。然而，它們也表現了某種封閉，某種形式的異化，使得它們很難從道德層面上站得住腳。文學的首要動機難道是獲得幸福嗎？
我在上面提到過文學的預言部分。19世紀中葉，在歷史上某個最平庸、最自私的社會裡，在一座殘酷又冷漠的城市的中心，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出現了一個名為伊齊多·杜卡斯的年輕移民，洛特雷阿蒙伯爵，他來自烏拉圭，構想了這樣一個計劃：他將自己的《馬爾多羅之歌》扔到他的同代人面前，這是法國文學中最離經叛道的著作之一，那是他唯一的著作並且很快就被死亡所打斷（24歲時！），他以一種不容置辯的結論方式斷言（《詩》）：詩應該由所有人來寫，而不是一個人。
（ 樊艷梅 高方 譯 高方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