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散文集》：
尋求真理是困難的，不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氣。對真理的探求隻能靠你自己，正像（《聖經·馬太福音》中所說：“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1949年前，我選擇了學哲學，目的就是在尋找真理，探討人生的意義。1949年社會情況的變化，使我突然感到可能我是錯了，真理並不那麼難獲得。但生活給我一個錯覺，好像通往真理的門大開著，路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大道，幾乎什麼人都可以掌握真理，隻要你能記熟那些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就行。
在1949年後，我很快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嚴格說應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開始雖然還有些懷疑，但很快我就把這種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當成了真理。經過了幾十年，我纔發現原來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門也是窄的，路也是小的，你如果再想往回走，想走出教條主義的門，那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人也是很少的。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是過了時的，甚至是錯誤的，可是它中間無疑仍然包含著許多科學的成分，它還是應作為我們學術研究的對像，但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把它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無所不包的理論體繫，那就必定把本來包含其中的某些相對真理教條化而變成錯誤了。
1949年後，我接受馬克思主義有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百佘年來，我們的國家一直受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欺侮和壓迫，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經常受到外國人的侮辱，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在1949年政權改變以後，我首先感到的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以不再受西洋人和東洋鬼子的氣了，不會再有“瀋崇事件”了。
這樣一種深刻的感受，我想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自願地或半自願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這點和中國知識分子具有的一種特殊的“愛國主義扎隋結是分不開的。第二，在政權建立之初，當時一些共產黨的干部是比較廉潔的，比起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官員到北京接收，搶房子、搶汽車、搶金條等等腐敗現像，從感覺上真是有天壤之別。例如，我初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任教員時，我和已經參加了共產黨二十來年的校長這樣的老革命，住的房子也差不多，喫飯在同一個食堂，他喫中灶，我喫大灶，可是中灶與大灶差別也很小，我們穿的衣服一樣，大家抽的煙一樣，每月生活費也一樣，當時生活雖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都不以此為苦。當然也許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蘇聯的電影和小說對廣大青年無疑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鄉村女教師》所表現的女教師對自己事業的崇高的獻身精神；《蜻蜒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對美好生活的樂觀精神和開朗的性格等等。當時我讀了不少蘇聯小說，如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等等，這中間所表現的對祖國的熱愛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忠誠，使我們這些青年人深深地感動了。使我現在還不能忘懷的是捷克共產黨員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殺害前寫的《絞刑架下的報告》。這本書我讀了好幾遍，其中有這樣一段： 我愛生活，並且為它而戰鬥。我愛你們，人們，當你們也以同樣的愛回答我的時候，我是幸福的。當你們不了解我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我得罪了誰，那麼就請你們原諒吧！我使誰快樂過，那就請你們不要忘記吧！讓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裡都不要喚起悲哀。
這是我給你們的遺言，父親，母親和妹妹們；給你的遺言，我的古絲妲（引者按：古絲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給你們的遺言，同志們，給所有我愛的人的遺言。
如果眼淚能幫助你們，那麼你們就放聲哭吧！但不要憐惜我。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死，在我的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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