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右翼反民主思想在魏瑪共和國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未得到歷史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常見的引用材料對此幾乎從未提及，雖然關於造成魏瑪共和國急劇瓦解並最終慘敗的原因，已有大量史料文獻。本書的主導意圖之一便是，揭示反民主思想運動對於共和國政治生活的意義。魏瑪民主的內在缺陷及其衰亡，與反民主思想的影響有不可分割的關繫。
在聯邦德國，有些知識分子抱怨思想和政治層面上的順從主義。他們有意或無意地以魏瑪共和國時期多姿多彩的政治思想格局為榜樣。在我看來，他們在批評我們的公共意識漸漸趨於單一化之時，往往忽略了一點：民主政體中的公共意見即便對行政持批判態度，原則上也應遵從現存政治秩序的基本決策。民主政體的效力，來自法治國家中基本原則的協調統一。若無法達成統一的意志，就無法實現自由的民主制。魏瑪共和國覆滅的原因首先在於，它沒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國家意識。然而，國家意識不僅僅是政治功績所造就的，並非首先與經濟富足相關，也絕非依賴於歷史的恩賜——比如歷史在關鍵時刻把偉大的政治領導賜給一個民族，實際上，國家意識存在於公民自身的責任之中。魏瑪共和國缺乏一種能自覺與這個民主共和國緊密相繫並與之步調一致的國家意識。許多德國人在思想上忠於祖國，或者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可是，這些對於魏瑪共和國卻無濟於事。向一種遁入歷史或未曾實現的國民思想效忠，就跟單方面效忠於某一社會階級一樣，對這個共和國無甚益處。“自由知識分子應該身體力行並提供幫助，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熱諷。這是魏瑪災難留給我們的眾多教訓之一。”（戈洛·曼）魏瑪共和國中的反民主思想，成功地讓大多數德國人民疏遠了魏瑪憲法所倡導的民主自由制度。為了理解廣大知識分子（既包括右翼也包括左翼）在當時的姿態和政治立場，歷史學家找到了許多原因。然而，可以理解卻無法原諒，因為，即便一切思想政治傳統都有其重要性，即便有批判價值的政治現像得到了豐富，可是，對於災難的共同責任，卻難以磨滅地殘留至今。
這項針對魏瑪共和國反民主思想的研究，首先並不是一部納粹思想前史。如果試圖把本書所介紹的思想運動同所謂的納粹世界觀進行比較，肯定會無功而返，因為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明確而完備的納粹意識形態。其實，我更想揭示的是，反民主思想乃魏瑪共和國瓦解過程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它的作用不隻在於，使得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在精神和思想上被廣泛接受，而且還在於，首先它曾經拒絕為民主共和國提供精神支柱，而那正是魏瑪所急需的。如此一來，納粹以及另外一些抵制魏瑪“體繫”的集團纔擁有了煽風點火的條件。
本項研究的重點不在於反民主集團，而在於其思想理念。無論這些集團彼此間有多麼千差萬別，它們所奉行的理念卻統統構成了魏瑪憲法自由民主的反題，甚至成為戕害民主的利器。本文旨在繫統性地為反民主思想勾勒一幅肖像，而並非對於反民主思想者進行專題研究。
魏瑪共和國裡的輿論力量究竟是如何針對自由民主政體展開攻擊的？這也是我們的主導問題。有哪些特別重要的公共批評模式？這些批評的背後體現了哪些具有建構意義的主導思想？反民主思想的負面功能，對於占統治地位的民主制度的反對，從原則上說，伴隨著對建立另一種形態的國家政體的支持。
假如能看出“反民主主義者”所持的不僅是一種毀滅—批叛的反姿態，而且往往還懷有一顆積極改善之心，那麼，當讀者認定這本書根本不是在談魏瑪共和國整體的反民主思想，而幾乎隻是在談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時，使用“反民主的”這個術語就顯得十分可疑了。德國共產黨及其親緣黨派無疑也同資本主義的魏瑪共和國針鋒相對過，他們當然在自己的宣傳單裡宣揚過反民主思想，但是他們的思想類型跟右翼的反民主思想有著天壤之別。因此，若將前者也歸入右翼思想體繫，並不妥當。此外，針對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共產黨的態度及發展情況，已經有過一些研究資料?，基於此，如果本文再將不同的思想觀點雜燴一爐，便顯得多此一舉。反民主的結論，當然是指極左派以及本文接下來首先要詳談的那些人。除此之外，詳盡地研究反民主的右翼所遺留的政治思想，本身具有更為深遠的歷史價值：從魏瑪共和國衍生出來的並非一個共產主義專政，而是一個國家社會首制政體，從右翼發展而來的思想將為這個政體的存在辯護。極左派在共和國奄奄一息之際的確火上澆油，可是最終，共和國是被右翼所摧毀，並且，被萌生於右翼的思想所擊敗的。
對於本文所用素材，我將選擇範圍有意限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我沒有引用1919年之前出版的反民主文獻，也沒有試圖將某些思想的歷史追溯至其發端期。在反民主的右翼集團裡，年輕的或新興的國家社會主義還常被另稱作“保守主義革命”，他們的出版物得到了最有力的關注。這是因為，這一集團的思想活力最強。另外，很難將新興的國家社會主義理念與民族的、德意志國民的理念截然區分開。彼此間的過渡毫無障礙。與此同時，在共和國最後的關鍵幾年裡，年輕的右翼民族分子明顯占據了主導地位。
若對這些素材作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值得商榷之處：給針對魏瑪政體的論點全部貼上反民主的標簽，是否合適？還有許多反民主主義者是為了爭取一個更好的民主纔去反對魏瑪體繫的。反民主這一概念首先是以民主思想的形態出現的。這個思想自然可歸入我們所熟知的政治觀念的多義性當中。盡管如此，還存在一個有意義的評判標準：遵照魏瑪帝國憲法模式的民主思想。在反民主的思想裡，有一個跟民主思想敵對的態度，正如魏瑪憲法所理解的那樣。它表達了對魏瑪政體的敵視態度，這種態度不再從屬於一個合法的民主範疇內的對立概念，而是從根本上反對自由民主共和國。盡管為數不少的反民主主義者認為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和民意代言人，但此處可能出現的矛盾卻是，他們對於自己所不敵的民主存在錯誤理解。從本質上講，自由思想屬於民主思想的一部分。民主隻意味著自由和平等。一個沒有權力分配、沒有法治國家、沒有個人自由權、沒有自由主義作為政治支柱的民主制，不是真正的民主，不管如何去解釋民意。
民主既不是一個塑造政治意志的技術工作原理，也不是為臆想中的民意開出的空白支票。它是一個滿載價值的政治秩序，目標是保障政治共同體處於有序的自由狀態。
德國歷史學家和國家法學者們在過去非常重視把民主同自由主義相分離，並且盡可能去定義一個非自由主義的民主。嘗試釐清概念，這點無可厚非，然而事與願違。結果，他們所構想的民主，其權威的或極權的結構隻能通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統一意志得到確保。如此類型的民主不符合魏瑪憲法的精神，後者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法。就此而言，將反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者的政治理念視作反民主的，也就完全合理合法了。
盡管這或許是對魏瑪共和國具體狀況的公然無視，可人們並不想看到，當時的反民主思想還從自由民主憲法及其政治影響力的不足之中得到了動力。魏瑪憲法運作不力。因此，這個民主的相對殘缺性，為反民主主義者批評的範圍和力度提供了條件。沒有魏瑪政體著名的缺陷（盡管這很大程度上不是魏瑪憲法的問題），反民主思想不可能在後來泛濫滲透。另一方面，反民主主義者的猛烈批判，反過來影響了政治關繫，阻礙了民主的內在穩定性。
一個團體通過大眾傳媒和知識分子所表達的政治觀點、所發起的攻擊，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思想狀態而言可能沒什麼意義，其影響範圍僅限於一小撮滿腹牢騷者和吹毛求疵者。對魏瑪共和國的政治現實稍作一瞥，即可看出，反民主思想並非什麼神棍的事業，而是大量政治集團及黨派的意識形態，這些集團和黨派把阻止自由民主制度作為明確目標。反民主思想不僅僅成了政治不滿者的標志（他們通過傳單和文稿宣傳造勢），而且還為有組織的仇恨和政治狂熱提供了意識形態工具和思想裝備。反民主思想跟無數思想領域以外的因素共同起作用，這些因素阻撓健康穩定的民主格局出現在魏瑪共和國裡，是仇恨和消極姿態的酵素及其意識形態外殼。假如說反民主態度的起源本身不一定能成氣候，那麼共和國的反對派還需要心理上的合理化。從意識形態上論證針對共和國的仇視態度，成了反民主思想的本質功能。
就此而言，反民主思想是政治反對派對抗魏瑪不可或缺的“廢物”。沒有這種思想，政治反對派的存在將不可想像。隨著反民主思想的傳播以及反民主的宣傳口號本身對民主壁壘的破壞，大多數民眾完全喪失了鞏固民主信念和行動方式的機會。這樣的機會，嚴格地講，除了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個月裡，就再沒出現過。以人民為本的國家觀念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民主思想很快陷於守勢，而反民主的思想體繫最終扮作以革命推翻政權的布景，扮作一種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工具———實際上，這場革命與其說是思想性的，不如說是對權力的爭奪。若非反民主思想的普遍傳播所營造的思想氣候，納粹是不會成功奪權的。反民主思想並未直接為納粹做準備（為此還需要更多條件），但是，反民主思想在民主共和國的散布，使精神基礎遭到破壞，國家意識遭到瓦解，並且從此無法自我修復。
隻有當民主國家失去了穩定的國家意識，納粹纔有可能得逞。因為隻要有積極的、民主的國家意識，民主在對外政治和經濟的交困中就能夠保持巋然不動；因此，了解魏瑪民主體繫被哪些思想工具所侵蝕，也就具有了正面的意義。這種侵蝕當然不僅是反民主思想湧入公共意識的結果，同時某種程度上還是民主主義者間接導致的，或可部分歸咎於他們的疏忽。這樣一來，對反民主主義的鼓吹者們而言，他們的批評開展得也就更加輕而易舉了。
下面的正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二部分是整篇論文的核心，是對反民主思想的集中闡述。在第一部分裡，我明確了反民主思想的精神前提。結果證明，這正是本世紀最初幾十年裡強大的非理性思潮在政治中的對應物，這種思潮也深深地影響到了科學領域。關於德國國家法學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發展狀況所作的專題研究，目的正是為了闡明其間的關繫。此研究是勉為其難，因為從本性上看，這門科學與政治以及國家秩序問題是緊密相連的。另一方面，在研究進入繫統部分之前，把世界大戰的經歷當作反民主思想的多重出發點來單獨介紹，顯得十分重要。直至本文第三部分，纔論及研究的歷史功績。這一章將對那個尚有爭議的問題做出解釋：右翼的反民主思想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到納粹當中，在多大程度上輔助納粹崛起。第四部分講的是與當下政治的關繫，並概述了聯邦德國的反民主思想。
在本論文中，我有意為逐字逐句的引文留下相對寬泛的空間。隻有在忠實的引文裡寫下的東西纔是完整的，如其最初所是；也隻有這樣，那些偶爾不可信的表像纔會具有可信性。本文對素材作了繫統梳理，這樣做有一個優點：可以從深度和廣度上闡發反民主思想，並使之一目了然。不過為此還要承擔另一個風險：對於某些作家的作品，本文隻涉及局部，而其各自的動機和背景，隻有在特殊情況下纔給予說明。我為右翼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形勢作了一幅畫，當代史方面的研究將結合大量細節研究和個案觀察來充實這幅畫，使之更加生動。盡管如此我仍相信，通過研究魏瑪共和國以及德國的政治思想史，可以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至今尚無人問津，然而在我看來又不應忽視的現像上來。
魏瑪共和國的德國右翼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的、非理性的因素蔓延到政治領域的結果。這些因素是非政治人物的觀察，它們屢屢把唯美主義當作政治智慧。革命者衝鋒陷陣，本是為了贏取未來，結果非但沒有用自己的精神服務於理智從而掌控現實，反倒成了反動勢力的推手。這一思想在卡爾·施米特那裡得到了印證。盡管施米特並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位高級別的政治浪漫派，卻說出了富於預言意味的話：
一切浪漫派都在為其他的非浪漫力量服務，把自己在下定義和作定論方面的優勢，轉變成對陌生力量和陌生結論的俯首帖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