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茲作品：地下室裡的黑豹》是一部記憶小說，據奧茲本人稱，它"囊括了自己所有的作品主題"。該書以作家的童年經歷為基礎，融進了豐富的文學想像，用形像的筆法展現了作家對於理智與情感、理想與現實、使命與道義、民族情感與人道主義準則等充滿悖論色彩的問題的睿智思考。

故事發生在1947年夏天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後階段，以色列建國前夕。12歲的普羅菲是個敏感的男孩，總希望駐扎在以色列的英國軍隊能早點撤離，常和小伙伴們想辦法把英軍嚇走。一天，普羅菲因為違反宵禁而被英國士兵鄧洛普抓到，他沒有處罰這個男孩，隻是將他護送回家。軍士和小男孩之間就此建立了友誼。鄧洛普軍士教普羅菲學習英文，並念他最愛的聖經詩篇給他聽，而普羅菲則教鄧洛普一些希伯來文。但是英軍和地下猶太反抗軍之間的關繫越來越緊張，讓兩人的友誼有了越來越多的變數。普羅菲更因此被小伙伴們冠以“叛徒”的罪名。這段友誼究竟會如何改變普羅菲的一生？

阿摩司·奧茲（Amos Oz，1939－），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當今希伯來語作家中諾貝爾文學獎呼聲最高的一位。1939年出生於耶路撒冷，12歲那年母親自殺，直接把他推向了寫作道路。父親懂十幾種語言，卻隻教他希伯來文。奧茲隻用希伯來文寫作，主要作品有《一樣的海》、《我的米海爾》、《愛與黑暗的故事》、《地下室裡的黑豹》等。他擅長破解家庭生活之謎，家庭悲劇和夫妻情感其作品常見的主題。他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共鳴，多次獲大獎，其中包括1998年以色列建國50周年之際頒發的以色列國家獎、法國的費米娜獎、歐洲頗負盛名的歌德文化獎、西語界最有影響力的阿斯圖裡亞斯親王獎等。此外，奧茲還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評論家，熱情呼吁阿以和平。

目前最有國際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奧茲發表了《何去何從》（1966）、《我的米海爾》（1968）、《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莫稱之為夜晚》（1994）、《一樣的海》（1998）、《愛與黑暗的故事》（2002）等十二部長篇小說，多部政論、隨筆集和兒童文學作品。每部作品都有所創新。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四十多種文字，曾獲多種文學獎，包括法國“費米娜獎”，德國“歌德文化獎”，“以色列國家文學獎”、西語世界最有影響的“阿斯圖裡亞斯親王獎”，並多次被提名角逐諾貝爾文學獎等。

阿摩司·奧茲，擅長破解家庭生活之謎，流暢舒緩的行文中透出凝重與深邃的意蘊。所獲獎項包括以色列國家獎、法國費米娜獎、歐洲頗富盛名的歌德文化獎、西語界最有影響力的阿斯圖裡亞斯親王獎等。他還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評論家，熱情呼吁阿以和平。
他的作品也令陳眾議、池莉、徐坤、陸建德、邱華棟等作家和學者痴迷，莫言、閻連科、畢飛宇更是尊其為文學導師。

國家需要能代表其良心發出呼聲的作家。這樣的作家世所罕見，所幸以色列有奧茲。
——《華盛頓郵報》

《地下室裡的黑豹》深刻而富於創造性，它就像一首詩，傳達了作家對於人類生活的寬容態度。它不似奧茲的其他小說，如強勁的湍流，源源不斷，卻像一場大雨，時斷時續，冰冷刺骨。
——《紐約時報書評》

第1章
在我一生中，有許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第一次是在我十二歲零三個月那年，住在耶路撒冷城邊的時候。那是在暑假，還有不到一年英國人就會離開這片土地，以色列國就會在戰爭中誕生。
一天早晨，這些黑體字赫然出現在我們家的牆上，就在廚房的窗下：“普羅菲是卑鄙的叛徒。”“卑鄙”一詞提出了一個令我如今坐下來寫這個故事時仍覺得意猶未盡的問題：叛徒能否不卑鄙？如果不能，為什麼奇塔·萊茲尼克（我認得他的筆跡）會勞神地加上“卑鄙”二字？如果能，在什麼情況下叛變不是卑鄙的？
我長這麼高的時候就有了“普羅菲”的綽號。普羅菲是教授的縮寫，他們這麼叫我是因為我沉迷於觀察詞語。（我仍然熱愛詞語：將其采集、排列、打亂順序、倒置、組合到一起。就像愛錢的人倒騰錢幣和鈔票，愛紙牌的人擺弄紙牌。）
那天早晨六點半，爸爸出去拿報紙時看到了廚房窗下的字跡。喫早飯時，爸爸把莓子醬塗在一片黑面包上，冷不丁地把刀子插進果醬罐，都快把刀把兒插進去了。他不緊不慢地說：
“好極了。天大的驚喜。閣下有何功德，讓我們如此榮幸？”
媽媽說：
“一大早就別奚落他了。別的孩子奚落他，就夠他受的了。”
爸爸和那時我們住區的多數男子一樣，身穿卡其布服裝。他的手勢，還有聲音，無疑表明他這個人一貫正確。他抄罐子底兒挖出一大塊黏乎乎的莓子醬，往兩片面包上各抹一半，說：
“實際上，如今大家把‘叛徒’一詞用得太濫了。但誰是叛徒呢？確實。一個沒有廉恥的人。一個偷偷地、為了某種值得懷疑的好處、暗地裡幫助敵人，做有損自己民族的事或傷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殺人犯還要卑鄙。請把你的雞蛋喫光。我在報紙上看到，在亞洲，人們正因饑饉而死。”
媽媽把我的盤子拉到她跟前，喫光了我的雞蛋和剩下的面包和果醬，不是因為餓，而是為了平安無事。她說：
“一個會愛的人不是叛徒。”
媽媽說這些話，既非衝我，也非衝爸爸。根據她眼睛看去的方向判斷，她正在衝粘在冰箱上方廚房牆上的蝸牛說話，沒有特定目的。
……

譯序
阿摩司·奧茲應該說是時至目前中國學術界、創作界和新聞界最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來語作家。
《地下室裡的黑豹》是一篇記憶小說，其希伯來文版首發於1995年。它以作家的童年經歷為基礎，又融進了豐富的文學想像。用作家本人的話說，故事本身來自黑暗，稍作徘徊，又歸於黑暗。在記憶中融進了痛苦、歡笑、悔恨和驚奇。
小說的背景設置於1947年夏天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後階段。那是巴勒斯坦歷史上非同尋常的時期，因為數月後，即1947年的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將在紐約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協議，允許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兩個國家，一個阿拉伯國家，一個猶太國家，英國人很快就會結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離開那片土地，以色列國將會建立，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從此陷於無休止的衝突之中。在歷史巨變的前夜，英國士兵、猶太人的地下組織、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紛紛行動：槍擊、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迫在眉睫的戰爭與種種可怕的謠傳不但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平添了許多不安定因素，也留下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謎團。曾在《我的米海爾》、《惡意之山》（中譯本名為《鬼使山莊》）和《愛與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對這一歷史進程做過不同程度觸及與把握的奧茲，再次以這個特殊而復雜的歷史時期為背景，借助奇巧的構思、睿智的分析、優美的行文在《地下室裡的黑豹》中觸及諸多發人深省的問題。
小說主人公首先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在我一生中，有許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給讀者留下了懸念，隨之回憶起自己在十二歲那年因為與當時猶太人的敵對方英國人交往，第一次被稱作叛徒的情形。總體看來，小說的主要情節是在家、東宮和特裡阿扎叢林三個主要場景中展開的。
大家知道，奧茲素以破解家庭生活之謎見長。他在《地下室裡的黑豹》中，再次運用爸爸、媽媽、孩子三個人物構成了家這個場景中的核心：爸爸、媽媽來自烏克蘭，他們的親人全死於希特勒之手，這一點顯然與奧茲本人的經歷有別。爸爸是學者，在爸爸的性格中，理性占了上風，“他講原則，為人熱情，對正義忠貞不渝”，具有強烈的仇歐情緒；而媽媽則喜歡追憶過去，故鄉烏克蘭的河灣、河面上星星點點的鴨群、緩緩漂流的藍色百葉窗、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頂和薄霧中的悠揚鐘聲令她魂牽夢縈。熟悉奧茲的讀者往往會覺得這一切似曾相識，但此次，作家的關注視點有所轉移。我們在《愛與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爾》和其他作品中看到的家庭悲劇和夫妻情感均被置放到了邊緣地位，孩子則成了家中的中心人物，也成了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在家中見證的不再是父母那痛苦而缺少生氣的日常生活，而是他們頗有幾分讓人憧憬，甚至驚心動魄的地下活動（爸爸為地下組織編寫標語，收藏違禁品，媽媽悄悄救助傷員），親臨了英國士兵前來搜查時的緊張局面。幾乎所有的情節設置，都與孩子的所謂“背叛”行為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這個孩子年僅十二歲，他因酷愛詞語而贏得“普羅菲”“教授”一詞的希伯來語縮寫。綽號，說話的方式與眾不同，並喜歡寫詩拿給女孩子看。由於在家中受參加地下抗英活動的父母的影響，在學校和其他場合聽成人進行民族主義宣傳“我們生活在一個生死攸關的時期”、“希伯來民族要經受住考驗”，他立志為民族的事業而戰。他提議創辦了“霍姆”希伯來語音譯，意為“自由還是死亡”。秘密組織，加盟這個組織的還有他的兩個小伙伴本·胡爾和奇塔。他們想用舊冰箱裡拆下的馬達等材料制造火箭，打到英國的白金漢宮，把英國人趕出他們心目中的猶太人領土。他們還喜歡看好萊塢影片，模仿裡面的英雄人物。普羅菲本人更是為影片中的英雄著迷，經常把自己比做“地下室裡的黑豹”，意思是等待時機猛撲出去，為自己所謂的信念而獻身。
但是，他的英雄夢屢屢受挫。在一個宵禁的夜晚，他被一個英國警察所救。這個英國人來自坎特伯雷，講聖經希伯來語，崇拜古老的猶太文化，熱愛耶路撒冷。普羅菲深受英國人的吸引，答應與他換課（相互學習英文和希伯來文），甚至天真地想借此機會，向英國警察套取情報，完成他所謂的民族主義理想。但事與願違，小伙伴把他叫做叛徒，而他自己也無法確定自己與英國人的交往是否屬於背叛行徑，經常陷於靈魂的掙扎中。
圍繞什麼是“叛徒”問題的討論首先是在小主人公的家中進行的。那是在某天早晨，家中牆壁上赫然出現了“普羅菲是卑鄙的叛徒”幾個黑體字之後。爸爸認為“叛徒”是“一個沒有廉恥的人。一個偷偷地、為了某種值得懷疑的好處、暗地裡幫助敵人，做有損自己民族的事或傷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殺人犯還要卑鄙”。而媽媽則認為“一個會愛的人不是叛徒”。父母的不同觀點成為支撐普羅菲理解叛徒意義的兩個支點。他自己也試圖通過翻閱百科全書，弄清楚叛徒的諸多字面含義。他甚至對著鏡子盤問自己究竟長著一副叛徒的模樣，還是地下室裡黑豹的模樣。
場景之二：東宮。名曰東宮，實為搖搖欲墜的棚屋，掩映在西番蓮中。這是普羅菲和英國警察鄧洛普軍士換課並且交談的地方。普羅菲在和英國警察交往時內心矛盾重重。盡管他不斷提醒自己，一刻沒有忘記英國人是敵人，不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像地下戰士那樣稱自己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猶太人”，有時為贏得對方信任纔喝下他買的檸檬汽水，有時卻不由自主地告訴對方，爸爸也懂拉丁語和希臘語，甚至對人家產生了某種“喜愛”的情感，隨即又為自己的行為懊悔不已：“我的心在胸膛裡跳蕩，猶如一隻地下室裡的黑豹。我以前從未做過如此傑出的益事，也許以後也不會了。然而幾乎與此同時，我嘴裡嘗到了酸味，卑鄙叛徒的可恥滋味：如同粉筆刮蹭時的戰栗。”
場景之三：特裡阿扎森林。這是普羅菲和“霍姆”組織成員開會、請求批準他執行刺探任務的地方，也是他因犯有所謂的叛變罪而接受審判的地方。普羅菲的兩個小伙伴本·胡爾和奇塔模仿美國影片對他進行了持續不到一刻鐘的審判，既嚴肅，又滑稽，頗具黑色幽默的味道。一臉狐相的本·胡爾得出結論：“本庭相信叛徒所說他從敵人那裡得到了一些情報。本庭甚至接受叛徒沒有把我們洩露出去的說法。對叛徒所說他未從敵人那裡得到任何報酬的錯誤證詞，本庭表示憤慨並予以駁回：叛徒收了薄脆餅干、檸檬汽水、香腸肉卷、英語課、一本包括《新約》在內的《聖經》，《新約》攻擊我們的民族。”普羅菲找理由為自己辯解，但無濟於事。他一氣之下，宣布解散自己創建的地下組織，與朋友們徹底決裂。
表面看來，小說在寫少年故事，實際則是把個人命運和共同體前途放在一起來探討個體身份，顯示出作品的道德深意和作家的矛盾心態。作為一個希伯來孩子，普羅菲也和當時的多數猶太人一樣，把英國人當成敵人，其人生致力於驅逐外國壓迫者，但其靈魂又受壓迫者困擾，因為這個壓迫者也來自擁有河流與森林的土地，那裡鐘樓驕傲地聳立，風標平靜地在屋頂上旋轉。在和英國警察交往時，他很快便被他吸引了，甚至“具有一種衝動，要跑去給他拿杯水”。在某種程度上，審判他的伙伴對他的背叛指控並非子虛烏有：“你普羅菲愛敵人。愛敵人嘛，普羅菲，比洩密還要糟糕。比出賣戰鬥者還要糟糕。比告發還要糟糕。比賣給他們武器還要糟糕。甚至比站到他們那一邊、替他們打仗還要糟糕。愛敵人乃叛變之最，普羅菲。”從某種意義上，小主人公已背叛了20世紀40年代晚期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心目中約定俗成的價值標準。在他看來，世上有非自私、非精心策劃的背叛，也有不卑鄙的叛徒。背叛者愛他正在背叛著的人，因為沒有愛就沒有背叛。這些富有哲理性的話語揭示出仇英背後的荒謬與非理性狂熱。
理智與情感、理想與現實、使命與道義、民族情感與人道主義準則等諸多充滿悖論色彩的問題不但令小主人公費解，而且讓已經成人的作家無法釋懷。（“直至今天，我仍無法向自己解釋那是怎麼回事。”）當然，在作家開始創作《地下室裡的黑豹》的1994年，英國人已經不再是猶太人的敵人，傳說中與猶太人具有血親關繫的以實馬利的後裔阿拉伯人會成為他們的新敵。作品中寫道，人們會為舊日生活在那裡的迦南人——指阿拉伯人——感到難過。“猶太人會崛起，打敗他們的敵人，石造村莊會毀於一旦，田野和花園將會成為胡狼與狐狸出沒的地方，水井將會干枯，農夫、村民、拾橄欖的、修剪桑樹的、牧羊人、放驢的都將會被趕進荒野。”
英國警察這樣說。猶太女孩雅德娜也這樣說：“即便真的是別無選擇，你必須去戰鬥，地下工作者也是極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國人也許很快就會卷鋪蓋回家。我隻希望他們走了以後，我們別後悔，痛悔。”雅德娜是小主人公偷偷暗戀的一個姑娘，比他大八歲。他曾經無意間在屋頂看到雅德娜換衣服，事後一直伺機想請對方原諒，但又羞於啟齒，經常為此懊悔不已，由此引發出另一個層面的精神探索，即一個男孩在成長過程中的心理期待問題，這裡不再贅言。雅德娜的話與英國警察的說法具有某種關聯，就像作家所說：“這些話酷似鄧洛普軍士所說的，阿拉伯人是弱方，很快他們就會變成新的猶太人。”這些討論觸及到了英國人走後巴勒斯坦何去何從的問題，預見到未來的潛在危險。普羅菲生雅德娜的氣，認為雅德娜說出了最好秘而不宣的東西，也生自己的氣，因為他沒有看出這種關聯。在某種程度上，雅德娜有點像他的精神導師，他向她傾訴自己所有的問題與困惑，而她則告訴他從父母和老師那裡均無法得到的答案。“你跟我說的那個軍士，似乎真的很好，他竟然連孩子都喜歡，但是我認為你不會有什麼危險。”喜歡孩子的人懂得愛，會愛的人不會背叛。也許，這種幼年時期的心靈觸動是日後形成作家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一個誘因吧。
理想主義者希望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和平相處，但兩個世界中的極端主義人士對此竭力反對。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達成了《奧斯陸協議》。天真的人們曾一度以為巴以和平在即，但兩年後拉賓便倒在了猶太極端主義者的槍下，巴以雙方衝突再起，和平再度遙遙無期。一向主張巴以和平的奧茲因在1994年攻擊猶太定居點的極端主義分子，也被右翼人士稱做叛徒，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小說的開頭相呼應。浮現在普羅菲腦海裡的那幅畫面：爸爸、媽媽和鄧洛普軍士在安息日清茶一盞，共話雙方感興趣的話題，雅德娜在吹豎笛，而“我”躺在她腳邊的地毯上，地下室裡一隻幸福的黑豹，迄今依然可以說是作家心目中的一個美好夢想，隻是裡面的人物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地下室裡的黑豹》用形像的筆法表達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構了一種像征性的聯繫，對本民族信仰深處某種極端性因素發出了危險信號。
當然，小說的動人之處不隻在其意蘊，也在其行文、肌理與格調。英國警察離去後給主人公心靈深處留下的永遠的痛，母親故事中那不知漂向何方的藍色百葉窗，聲聲豎笛中緩緩重現在記憶中的一個個故人、一件件舊事，使人會在掩卷時慨嘆，這就是奧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