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催生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嬗變。西歐國家在這一時期踏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意大利城市國家、德意志管轄區、尼德蘭商業共和國……形形色色的政治共同體影響了這一時期政治思想的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話語傳統。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的下卷中，伍德從具體歷史情境中挖掘線索。政治理論主要由國家權力與私有財產權間的顯著張力所形塑，這對緊張關繫回應了現代早期西方社會所拋出的特定問題。在她看來，政治思想史並不僅僅是話語的歷史，它貫穿了西方國家邁向現代的整個過程。

艾倫·梅克辛斯·伍德（1942—2016）
Ellen Meiksins Wood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政治學家。1962年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斯拉夫語學士學位，後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繫並於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967年至1996年於約克大學執教政治學，因其卓著的學術貢獻被選入加拿大皇家學院。著有《資本主義的起源》、《反對資本主義的民主》、《新社會主義》、《西方政治思想的社會史》等。

一本值得注意的書，視野開闊獨到……伍德直指盧梭、霍布斯和馬基雅維裡們實踐*為成功的領域——政治思想史的心髒地帶。
——《泰晤士報》

這是一項富有挑戰性的學科分析，伍德成功地將理論整合到歷史的變遷中。觀點清晰，文筆流暢，是任何一位想要以新視角理解政治理論史的讀者的必讀書。
——謝爾登·沃林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

目 錄
致 謝
第一章 轉型
現代早期歐洲？
何種“現代”國家？
現代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的社會史
第二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國家
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國家
“公民人文主義”與馬基雅維利
《君主論》
《論李維》
第三章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根源
馬丁?路德
服從世俗權威的學說
由服從轉向反抗
約翰?加爾文
新教與資本主義興起？
第四章 西班牙帝國
國家還是帝國？
薩拉曼卡學派
弗朗西斯科?蘇亞雷茲
第五章 荷蘭共和國
荷蘭共和國
一種內亂文化
胡果?格勞秀斯
巴魯赫?斯賓諾莎
第六章 法蘭西絕對主義
一種壓榨和貪污體繫？
從陳情書到憲政主義
讓?博丹
政治經濟學
絕對主義文化
孟德斯鳩
商 業
讓—雅克?盧梭
重新界定的“公意”
第七章 英格蘭革命
都鐸時期
國王、 議會和群眾
英格蘭內戰中的政治思想
平等派與普特尼辯論
托馬斯?霍布斯
《法的要素》和《論公民》
《利維坦》
約翰?洛克
《政府論》
洛克的財產權理論
改 良
１８世紀英格蘭的洛克範式
第八章 啟蒙運動抑或資本主義？
現代性與“資產階級範式”
資產階級但非資本主義
進步與文人共同體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資本主義與民主
索 引
譯後記

現代早期歐洲
那麼，談論現代早期政治思想到底意味著什麼？“現代”國家的成長，及其由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民族邊界構成的塹壕，無疑是現代早期的一個核心特征，而且它以某種方式影響了那些進入其力場（Field Force）的所有形式的政治組織。但是，作為本書主題的西方政治思想正典，在那個時期也同樣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形式的塑造：意大利城市國家、讓人眼花繚亂的德意志管轄區、尼德蘭商業共和國，更不用說還有神聖羅馬帝國，它既自覺地返回古代帝國又致力於成為民族國家（盡管最終失敗），又與其他世俗的和教會的主權主張者處於持續的緊張關繫之中。現代早期的概念不僅包含現代國家或現代經濟的嶄露頭角，還包含文化和智識的發展，後者起源於各不相同的，並不具有明顯現代特征的社會政治形式，例如意大利城市國家，文藝復興在那裡開花結果，或薩克森選侯領地，至少據歷史傳統說法，馬丁·路德在那裡發起宗教改革。
這些情形大相徑庭，不僅體現在其政治形式上，而且體現在公共權力、私有財產權和生產階級之間特定的相互作用上。這些差別將造成各具特色的政治話語傳統。即使當某個時刻，城市國家與君主國在神聖羅馬帝國薄弱的統治下偶爾結合在一起時（也就是德意志人與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與荷蘭人的情況），情形依然如此。當然，意大利人與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就此而言還有英格蘭人與法蘭西人，都分享著一份共同的文化遺產；而且我們論述的時代始於特殊的文化統一體的某一時刻，該文化統一體表現為：聯合起西歐學者們的拉丁語，整套基督教神學，復興的希臘古典政治哲學，由歐洲人文主義構成的“文人共同體”。然而，這個共同的智識詞彙表隻是使各民族傳統的多樣性更加突出。西方政治理論所承襲的語言在適應不同的背景環境時表現出了非常明顯的靈活性；每一種特殊的歷史形式都提出了自己與眾不同的問題，同一話語傳統被調動起來，不僅是為了給出不同的答案，而且是為了回應不同的問題。
盡管存在著這些差異，談論“現代早期歐洲”是否仍有意義？或者更具體地說，設想西歐是一個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實體，在本書所覆蓋的年代裡經歷了一種不同於其他地區的歷史發展模式，是否有意義？後面我們將更多強調民族發展的特殊性，但是眼下讓我們考慮共同的基礎。
在這部政治思想的社會史第一卷中，我曾指出，在其所有變化形式中，西方政治理論都是由兩種權力來源，即國家與私有財產權之間的顯著張力塑造的。所有的“高等”文明當然都有國家，有些還有復雜的私有財產制度；但是，起源於古希臘羅馬尤其是西羅馬帝國的，在後來的西歐出現的發展，把財產權當作一個獨特的權力中心，賦予了其相對於國家的異乎尋常的自主地位。
例如，可以考慮一下羅馬帝國與早期中華帝國的對比。在中國，一個強大的國家通過挫敗大的貴族家族並阻止他們占有新征服的領土，任命中央官員管理新征服的領土，來確立自己的權力。?同時，農民處在國家的直接掌控下，國家保留農民財產作為稅收和兵役的一個來源，並確保土地占有的碎片化。相形之下，羅馬並未依靠強大的國家就實現了帝國擴張，它由非職業人員統治，在一個小城邦的最小政府中實行土地貴族的寡頭政治。盡管農民是公民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仍從屬於有產階級；帝國擴張後，由於要征召農民士兵遠離家鄉服兵役，致使許多農民的土地被剝奪。土地日益集中在貴族手中，（至少在羅馬時期的意大利）它大多由奴隸耕作。當共和國被帝國及其官職結構取代後，土地貴族仍繼續聚斂龐大財產。在中國，巨大財富一般源於中央政府的官職，然而在羅馬帝國，土地仍是唯一穩定可靠的財富來源。即使在其鼎盛時期，相較於中國，帝國也是“統治薄弱”的，主要通過地方貴族的巨大網絡來實施管理。
就我們所知，羅馬帝國乃是強大帝國和強大私有財產權相結合的首例。這種強有力的，盡管有時並不輕松的合作關繫，在羅馬的“統治權”和“所有權”概念中得到表達。當羅馬的“所有權”概念應用於私有財產時，它無比清晰地表達了私人的、排他的、個體的所有權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權力的觀念，而“統治權”則界定了一種附屬於特定的民政長官，最終附屬於皇帝本人的發號施令的權利。在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上，私有財產權和公共司法權並非總是如此涇渭分明，然而，羅馬人在區分國家的公共權力和財產的私人權力方面確實開闢了新天地——不僅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在中國，國家和勞動被國家占有的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直接的關繫，在羅馬，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基本關繫並不存在於統治者和臣民之間，而是存在於地主和某種從屬於他的勞動者（可以是奴隸，也可以是作為租戶和佃農而被剝削的農民）之間。帝國解體後所剩下的就是這種基本關繫，它幸存了下來並成為後幾世紀的社會秩序基礎。
國家和強大的私有財產權兩個權力極點的存在，再加上依靠有產階級，很大程度上實施地方自治的帝國統治模式，即使在羅馬帝國中也造成了最高權力的碎片化趨勢。最終，碎片化趨勢占了上風，留下了一個使農民束縛於地主的人身依附網絡。當帝國解體，墨洛溫王國、加洛林帝國及後繼國家進行過幾次權力再度集中化的嘗試後，土地貴族的自治權開始在所謂的公共權力私有化、封建“主權分割化”?過程中自我伸張，隨之而來的是公共職能被下放給地方領主和其他各種獨立權力。這種下放的公共權力同時是一種占有權，即支配生產階級的勞動，（尤其是從雖擁有土地，但在政治和法律上臣屬於領主並為其勞動的農民那裡）以租金或實物形式占有其產出的權力。由於找不到更好的術語，我們隻得將封建主義或“封建社會”這個充滿爭議的概念，用於指稱這種西方特有的主權分割化，它以具有歷史獨特性的方式賦予私有財產權以公共權力的性質。就我們的目的而言，“中世紀”時期大致可以被這種獨特構造的統治地位及其衰落所標識。
這種封建分割化以多種形式和不同程度存在。封建君權在有些地方會比其他地方更強大一些；部分歐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高權威亦即神聖羅馬帝國或教皇的支配。但是，政治分割化甚至影響到那些並不符合典型封建制度的歐洲政治實體。例如意大利，它被稱為歐洲封建主義的“薄弱環節”，因為這裡占統治地位的是城市貴族，在北方尤為明顯，這與其他地方的土地領主階級形成對比。然而，不僅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具有自身的碎片化統治，這可被稱為一種城市封建主義，而且如佛羅倫薩和威尼斯之所以能成為大商業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它們在碎片化的封建秩序中作為貿易紐帶而履行著至關重要的職能。
無論我們是否選擇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之間劃出界限，至１５世紀末，我們都能確認一種新的政治權力格局，以及財產權同有別於封建分割化主權的國家之間的新關繫。當然，領主和自治的法人團體仍占據著突出位置，但是，正在進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制（特別是在英格蘭、法蘭西和伊比利亞半島）現在登上了舞臺中心，甚至在對不同的政治形式，如意大利城市國家和德意志公國施加一種新的政治動力。例如，盡管意大利北部曾是神聖羅馬帝國和教皇之間的競技場，對城市國家自治權的挑戰卻日益來自法蘭西和西班牙這樣的君主國的領土野心。
關於封建主義的衰落，已經有許多解釋。一些歷史學家主張，正如封建主義的出現是由貿易萎縮所標示的，或者甚至是由其所導致的，商業擴張和貨幣經濟的增長則不可避免地使封建主義壽終正寢；其他人卻言之鑿鑿地指出，貿易和貨幣是封建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內在地敵對於它。封建主義的衰落常常被歸因於黑死病（１４世紀４０年代影響西歐的流行病）期間的人口驟減；還有人認為，人口驟減使農民在與需要勞動力的領主談判時獲得一種優勢，此時領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繫發生了根本轉變。一些歷史學家指出，農民可能還有另一種談判優勢，即商業擴張過程中城市中心的增長帶來的逃生路線。那時，領主試圖重新強加並強化農民的依附地位，由此激起了各種各樣的人民起義，而且，盡管西方的起義被成功鎮壓，封建秩序實際上卻嗚呼
哀哉了。
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可以歸因於土地貴族對於一種足以防範叛亂威脅、維護秩序的更強大中央權力的需求，或者（也可能同時）可以歸因於封建君主感受到了鞏固自己地位的強大壓力，因為來自農民的收入變得更加不穩定，君主與地主之間就農民勞動力的使用展開的競爭也更加激烈。當貴族的鬥爭演變成雄心勃勃的領土國家之間的戰爭時，壓力變得更加巨大，如百年戰爭中發生的最明顯的事情那樣，它起初是一場圍繞法蘭西君權的王朝鬥爭，後來則變成了法蘭西和英格蘭圍繞領土邊界問題的戰鬥。由於不斷強大的奧斯曼帝國（它深深侵入歐洲並控制著東西方貿易路線）的商業挑戰和地緣政治挑戰，鞏固中央統治的領土國家的動機得到進一步強化。
這些因素無論單個還是所有都可能是重要的，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商業擴張、瘟疫、人口變化、農民起義和王朝鬥爭，這些在歐洲的不同地方都發生過。我們甚至可以承認，作為一種非常普通的動因，它們都在封建主義的衰落中發揮了作用。但是，拋開“諸封建主義”的多樣性不說，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結果；使封建秩序讓位的“轉變”也遠非一種。例如，西歐的農奴制終結了，而東歐卻親歷了所謂的“二次奴役”。即使在我們主要關注的西歐，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繫也截然不同，例如在英格蘭就大不同於在法蘭西；這些差異伴隨著不同的國家形成路徑。在君主與異常團結的貴族階層合作發展的英格蘭，領主掌握了最好的土地，包括因人口銳減而被閑置的地產。在法蘭西，君主國鞏固了一個貴族家族的統治而反對其敵手，它幫助保證了農民仍占有絕大多數土地，以此作為中央集權國家一個關鍵的稅收來源。
在這些不同的背景下，商業擴張也具有不同的影響。所有主要的西歐國家，更不用說經濟高度發達的亞洲和阿拉伯穆斯林帝國，都深入參與了國內和國際貿易。但是，隻有在英格蘭，一種獨特的資本主義“商業社會”“自發地”出現了，並產生了一種與眾不同，甚至在其他最商業化的社會中也找不到的歷史動力。?當資本主義在英格蘭出現時，它並不單純是更多的貿易、更廣闊的商業網絡，即不單純是性質不變的數量增加。“資本主義的興起”不能被僅僅解釋成一個量變過程，即接近某個臨界量的“商業化”。實際上，當英格蘭的經濟發展開始一種獨特轉向，產生了某種有別於傳統商業模式，即古老的轉讓獲利形式或“賤買貴賣”的東西時，它還遠不是歐洲主要的商業勢力。誕生於農村的英格蘭資本主義造就了一種新型社會，以及一種獨特地由競爭性生產，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利潤最大化和持續資本積累的強制力所驅動的經濟。當歐洲其他經濟體後來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時，它們很大程度上是在回應英格蘭資本主義帶來的軍事和商業壓力。
……

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從其農業起源到工業化早期），宗教改革中的宗教分裂，民族國家的演化，現代殖民主義的擴張，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時代的文化裡程碑，扎根於弗朗西斯?培根的經驗主義或勒內?笛卡爾的理性主義之上的現代哲學與一場科學革命——所有這些重大的歷史發展，雖然不時被國家間戰爭，以及升級至並包含了內戰的人民起義、造反與叛亂所打斷，但都被歸於所謂的現代早期。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正典不成比例地雲集於“現代早期”思想家那裡。盡管歷史學家會對是否把這個或那個名字囊括進來產生分歧，卻無法否認這個時代擁有太多的巨擘，從馬基雅維利或霍布斯到洛克和盧梭，他們的權威地位同柏拉圖、亞裡士多德一樣不可撼動。然而，所有的歷史界碑，乃至它們的慣用名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更不必說“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興起”——卻常常引發歷史學家之間的爭執。就此而言，“現代早期”這個名稱亦復如此。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完全單純的、盡管不太準確的描述性標簽，大致標示著中世紀和成熟的現代性之間的斷代。為簡單起見，也因為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我們將在這個幾近中立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標簽。但這裡的問題遠比年代學多。無論我們選定哪個日期［比如約１５００年（或１４９２年？）至１８００年或１７８９年甚至１７７６年］，現代早期都預設了一個有別於古代、中世紀，或至少有別於“前現代”的現代觀念，預設了一個本身就會引發問題的現代性觀念。
已有大量的智識努力用在澄清“現代性”的觀念上，我們在後面將有機會遇到它所引發的某些問題。眼下我們這樣說就足夠了：盡管對於到底是什麼構成了“現代”，它是好是壞抑或是道德中立這類問題存在爭議，但在“西方”文化中仍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概念，它超越了除此以外幾無共識的不同思想流派。即使各民族國家的歷史有著明顯區別，仍存在著一種獨一無二、包羅萬像的歐洲歷史和現代性降臨的敘事，即一個由間斷點同時也是轉型過程（以根本轉變為標志的從一個時代到另一時代的過渡）所界定的敘事。
在這一敘事中，無論現代還可能是其他的什麼，它都是一種經濟、政治、文化特征的混合體，結合了資本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喜歡稱其為“商業社會”）、法理型政治權威可能但並不必然地伴隨著對其自由主義民主形式的偏愛）以及技術進步——或在市場、國家、世俗主義和科學知識中體現出來的各方面的“理性化”。著重點和首要原因可以多種多樣，也可以在現代性的經濟、文化、社會各因素之間達成不同的平衡。對於造就了現代時期的那個轉變過程，可能也存在著激烈爭論。關鍵的轉型可以被界定為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資產階級的興起，向自由的進軍，與傳統的破壞性決裂，以及其他眾多事情。但是，很難找到這樣一種“現代”的概念，即在其中“理性”探索的文化、技術進步、市場經濟和一個“理性”國家，不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或好或壞地緊密聯繫在一起。
近些年，在某些歷史解釋中，現代早期和現代之間的分割線被更明確地刻畫出來，因為現代早期易於同“中世紀晚期”融合在一起。尤其在政治思想史學家當中，有些人質疑現代早期的概念，理由是中世紀思想家與那些被描述成現代早期的思想家之間並無明顯斷裂。這種解釋認為，在給“中世紀”畫上句號的一繫列歷史轉變中，政治觀念自始至終具有顯而易見的連貫性。但即使在這裡，現代性概念以及與此聯繫的傳統敘事同樣反復出現。
無疑，有些人拒絕現代性這個概念本身。它讓一些人心神不安，因為它總是與進步觀念相伴相隨，而後者帶有目的論意味，或者說後者在２０世紀的恐怖之後顯得可疑。另一些人則反對任何類型的“宏大敘事”，寧願拋棄“長時段”而聚焦於局部、特殊與偶然。由於“現代性”意味著一種從古代到現代的漫長歷史梳理———其中至少暗含著對前者如何導向後者的解釋，所以對長時段視域的拒斥使他們無力承擔一種現代性概念。
盡管存在這些爭論，現代性概念幾乎從未受到一種既全盤質疑傳統範式又具有長遠歷史觀的視角的挑戰。從啟蒙運動的進步概念，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或輝格式歷史解釋，或韋伯式歷史社會學，以及它們豐富多樣的遺產，盡管這些最有影響的“宏大敘事”對現代性的判斷充滿歧異，但都從根本上完整保留了慣常的現代時期復合圖譜。對現代性標準敘事的挑戰，往往更多地來自各種不連貫或碎片化的歷史，來自對歷史因果關繫乃至歷史進程缺乏長時段觀察也鮮做闡釋的“後現代主義”或“修正主義”解釋。即使如此，頑固不化的現代概念仍經常從後門溜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