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革命似乎始終都是一場非尋常類型的革命，在革命者自己看來更是如此。對那些三十年後審視革命行動的人而言，這場革命“不是那種引人注目的顛覆法律的事件之一，而通常情況下，政府革命往往伴隨著顛覆法律”。由於它看起來並不像是通常的革命，其力量的來源及銳勢便顯得奇怪而無法解釋。“在其他革命中，撥劍而起的總是自由受到侵犯的一方，他們受到壓迫，其至關重要的社會權力受到威脅。”但在美利堅革命中這很難說是事實。這裡沒有歷史傳說中常常把絕望的人民逼上梁山的暴君。美利堅人並不是受壓迫的人民，他們沒有需要擺脫的壓迫性的帝國枷鎖。事實上，美利堅人知道他們比十八世紀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或許更自由、更少封建禁錮和等級制度的約束。對於革命的受害者，即托利派而言，這場革命著實不可理解。丹尼爾·倫納德提到，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大的反抗是由如此“真正微不足道的原因”引發的。彼得·奧利弗寫道，這是“史上最胡亂、最不自然的反抗”。美利堅人對刺激的反應完全過了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史冊可以提供一個如此充滿敵意的反抗的案例，那些不幸的人們所控訴的原因這樣地微不足道，卻產生了如此無法平息的瘋狂和憤怒。”當時的客觀社會現實似乎也很難解釋一場革命。然而，沒有美國人會懷疑曾經有過一場革命。那麼，如何證明其合理性並給予解釋呢？如果美利堅革命不是典型的革命，“缺少那些使古代許多偉大革命因之蒙羞的瘋狂與激烈行為”，那麼，它是何種類型的革命？如果美利堅革命的淵源不是基於人們通常的激情和利益，那麼，它的基礎是什麼？經歷這場革命的美利堅人，他們回顧往事，不能不驚嘆其理性與節制；在脫離不列顛的過程中，“基於仔細斟酌的選擇”，他們成就了一場出乎意外地“沒有暴力和動亂的”革命。誠如埃德蒙·倫道夫所言，這是一場“不存在當下壓迫”的革命，“不存在主要基於焦躁情緒而非理論推理的理由”。事實上，它似乎尤其是“理性的結果”。美利堅人幸運地出生在一個有關政府與自由的原則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家喻戶曉的時代。通過對政治的“閱讀和理性思考”，他們已經知道“如何定義自然權利——如何研究、區別和理解物質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公民自由的原則”，簡言之，如何在暴政強權實施之前發現並予以抵制。“可以公正地說，‘如今是一個哲學的時代，而美利堅更是理性的王國’。”早在1775年，埃德蒙·柏克就在下議院注意到，殖民地人對法律和政治的深入研究已經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自由極為在意和敏感。柏克指出，在其他國家，人民隻是在感到“有實在的不滿”時纔訴諸原則，而美利堅人則是在他們實際受到危害之前就預感到他們的不滿從而訴諸原則。“他們卜見惡政於千裡之外，從每一縷腐臭的微風裡嗅知暴政的來臨。”約翰·迪金森在1768年寫道，在殖民地人看來，關鍵問題“不是邪惡已經以何種形式出現——而是依事物的本質，邪惡可能會以何種形式出現”。因為，“各個民族一般傾向於感覺到之後纔思考……這些民族因此往往失去自由”。但是，正如雷納爾所觀察的那樣，美利堅人並非如此。他們是“已經啟蒙的人民”，他們知道他們的權利，也知道權力的界限，與以前所有的人不同，他們致力於在感覺到之前進行思考。從一開始，殖民地居民就力圖將他們長達十年的與英國的爭論轉變成一場詮釋和運用當時哲學的廣泛運動。他們在1768年就意識到，“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像當今的美利堅人民那樣急切地關心並研究他們的權利和權益的性質及範圍”。他們相信，在這個時代，“人們的行為和事務像其他事件一樣遵循著有規則且一致的法則”；他們相信，“力學的法則既適用於政治也適用於哲學”。他們不斷探索，以求揭示那些貫穿政治運作的第一原則；他們同意年輕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說法：“裁定爭議及調查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溯至初始原則。”他們互相期許，“讓我們的自由和權益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關注”，他們互相督促，去探討“權利和權力問題，使我們不至於受盲目與魯莽的引導或驅使而導致無法挽救的毀滅”。其結果是驚人的：各種政治著述鋪天蓋地——小冊子、信函、短文、布道——美利堅歷史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時期可以與之相比，就好像“各個階層、各種地位的人”都聽到了約翰·亞當斯的緊急呼吁，“去關注政府的基礎和原則”。對那些眼見輝格派著述潮水般湧現而日漸不安的人來說，似乎“美利堅的每一支筆”都在工作。甚至“每個地方的農民及家庭主婦”都開始“爭論政治並積極地為他們的自由做出決定”。不過，真正的輝格主義者並不會對普遍的政治興趣感到驚訝，他們很快就會看到，此事確實事關重大。如果政治原則能被人民理解，如果“所有學問中外延最廣、後果最為重要的有關人及社會的科學”成為“普遍關注和研究的目標”，那麼，喬希亞·昆西在1774年寫道，人們的權利和幸福將不再被禁錮在“世俗和宗教的等級制度之下”。由於美利堅人尋求的完全是“有關人類及歷史的全面知識”，由於他們相信，要成功抵制暴君政治“就必須通曉古代及現代國家的各種政府”，因此，毫不奇怪，他們政治思想的知識來源廣泛而豐富。“讓我們研究自然法，”約翰?亞當斯說，“研究不列顛憲法的精神，閱讀遠古時代的歷史，思考希臘和羅馬的偉大範例，追思我們自己不列顛祖先的行為——他們為捍衛我們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抵抗外來的以及內部的暴君及篡權者。”青史存照，他們知道他們必須依據歷史來“評判未來”。“這樣的人是幸福的，這樣的人民是幸福的，他們在他人的不幸中成長並變得聰明。”正如喬希亞·昆西對他的兒子所說的那樣，古代的著述尤其“優美並富有啟迪”，因為，古代世界的歷史著述“充滿對暴政的正當仇恨以及對自由的熱愛”。對殖民地人而言，英國的歷史自然最為重要，正如迪金森所說，因為它含有“極為豐富的事例”，這些事例描述人民如何為保護自己的自由對統治者進行反抗。與歷史的引述交織在一起的是對啟蒙時期哲學家的自然法著述以及英國法學家普通法著述的反復引用——兩者顯然都有助於從理性、而非經驗的角度理解政治的本質。對於那些繼續以宗教術語面對世界的人而言，聖經啟示及聖約神學的命令擁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它與通過理性和歷史所獲得的有關社會的知識並不矛盾，相反，是一種補充。這確實像是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刻——所有的知識並行不悖，古代典籍、基督教神學、英國的經驗主義以及歐洲的理性主義全都聯繫在一起。於是，同其他美利堅人一樣，喬希亞·昆西可以同時引用盧梭、普魯塔克、布萊克斯通以及十七世紀清教徒的言論而毫不感到有絲毫不諧調之處。無論殖民地的居民在引證歷史及哲學家的資料與論述時在我們看來多麼不精確、不清楚甚至有選擇性，但在十八世紀的美利堅人看來，它們是西方世界的經驗及理性的代表。對大多數革命者而言，把歷史、理性主義以及宗教經典揉合在一起不會有任何不諧調感；所有這些途徑互為補充，使人們獲知人類及其社會行為的準則，發現“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政府且與人類共識並行不悖的”基本原則。美利堅人這種驚人的從所有能夠想像的時間與地點進行援引的大雜燴，其一致性與重要性最終源於這些引證所服務的高於一切的目的——理解約翰·亞當斯所說的“神聖的政治科學”。所有民族、所有情形的歷史記錄都必須收集，以便從經驗上驗證那些自然理性宣告為不證自明的關於人性的永恆普遍原則。甚至經驗與理性也能夠支持聖經的真實性，幾乎沒有美利堅的傳教士感到有任何必要因宗教的原因而否定啟蒙運動。在所有這些似乎從整個西方文化信手撚來的引述中，美利堅人在探索以便確定那些能夠解釋人們政治和社會活動的科學原則，“亞裡士多德和柏拉圖、李維和西塞羅，以及西德尼、哈林頓和洛克的原則，自然和永恆理性的原則，以及現在我們整個政府賴以建立的原則”。不可避免地，這種思想淵源與方法的混雜會引發有關孰先孰後的張力與衝突，這在殖民地居民的辯論中已有所表現。對一些加爾文派信徒而言，宗教經典教義僅僅確認了自由派神學家依“事物構造（從其性質及關繫上）”所發現的東西，這一點並非總是那麼顯而易見。不僅如此，美利堅人把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混為一體，這樣做雖然為他們利用歷史大開方便之門，但這種利用在我們看來既似膚淺又顯雜亂；的確，他們似乎常常簡單地挑選一些過去的事例以支持由純粹理性推演出的一般結論。由於他們真正尋找的是適用於解決眼前問題的永恆而普遍的原則，因此，在保持歷史經驗與不證自明的真理微妙平衡的同時，總會存在現實理性的需求可能壓倒歷史真實性的危險。正如羅傑·謝爾曼在1774年大陸會議上所言，“殖民地采納了普通法，但並非作為普通法，而是作為最高理性”。但是，假使普通法和英國體制因某種原因與最高理性不相符，假使某些遠古相傳的東西變得不公平、不合理，那麼，就可以而且必須跨越到理查德·亨利·李所謂的“最廣的底部，即自然的基礎”上。在一些美利堅人的頭腦裡——如大陸會議辯論時的約翰·拉特裡奇和詹姆斯·杜安——歷史與理性的衝突終於出現。他們拒絕在引證英國憲法的同時訴諸自然法，擔心這樣做會聽任傳統所形成的確定性——盡管這些確定性已經變得多麼不合理——可能被自然理性所宣稱的革命性的含混說法所取代。對詹姆斯·奧蒂斯而言,由於相比其他美利堅人他既熟讀英格蘭普通法又通曉歐洲自然法理論，因此，歷史與理性的衝突在他那裡變得尤其尖銳。他發瘋似地企圖調和兩種法理，即調和柯克與瓦特爾，這導致他的生活危機，並徹底攪亂了他的思維。由於他太熟悉英國歷史，熟悉普通法，由於他過於頑固地堅守十七世紀的法理學和議會至上的概念，他最終不得不為了柯克而犧牲瓦特爾,為了歷史的真實而拒絕自然理性，從而錯過了革命。不過，其他的美利堅人並不像奧蒂斯那樣博覽群書，對過去事件的準確性也或許不那麼專注，看不到歷史與理性之間的矛盾，因而毫不費力地將柯克引入十八世紀。確實，這場革命真正的非凡之處在於，很少有美利堅人曾感到有必要為了自然或應然的緣故而放棄他們的英國傳統。在他們的思維中，自然法和英國歷史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無論他們將自己的權利披上何種普遍性的外衣，這些權利依然是植根於英國歷史的普通法的權利，其合理性不僅僅在於從無法追憶的久遠時代起它們就已經存在，而且在於它們是“人的本性所認可的權利”。布萊克斯通的《釋義》之所以對美利堅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並不完全由於它對英國法律的獨到闡釋―如傑斐遜所說，那隻不過是使人不知不覺陷入托利主義的“甜蜜的曼斯菲爾德論”，而在於它從英國普通法中萃取一般性原則，並將其轉變成詹姆斯·艾爾德爾所謂“科學”的巨大努力。殖民地居民致力於發掘並運用的一般性政治原則，不僅僅須基於自然和理性，重新創造並加以抽像，而且，它們事實上已經蘊含在英國憲法的歷史當中——這一憲法受到世界上開明人士的推崇恰恰是因為她與“自然法則相宜”。殖民地居民在他們與英國的辯論當中，甚至在此之後，始終堅持英國憲法中這些科學和自然的原則。也正是這種堅持最終使得他們的革命如此非同尋常，因為他們的反抗並不是反對英國憲法，而是代表英國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