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人人都是民粹主義者嗎？
在當代人的記憶中，從未見證過任何一次美國大選像2015年到2016年正在展開的這場選舉一樣，如此頻繁地調動起了“民粹主義”。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都被貼上了“民粹主義者”的標簽。這個詞常常被用作“反建制”的同義詞，似乎與任何特定的政治觀念無關；相對於態度而言，它的內容其實不重要。因此，這個詞首先與特定的情緒和感受聯繫在一起——民粹主義者都是“憤怒的”，民粹主義者的選民都是“失落的”，或飽受“怨恨”之苦。類似的論斷也同樣被用於評價歐洲的政治領袖和他們的追隨者：例如，瑪麗娜·勒龐和海爾特·維爾德斯通常被稱為民粹主義者。這兩位政客明顯都是右翼。但是，正如以桑德斯為代表的現像一樣，左翼的攪局者們也常被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簽：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一個於2015年1月上臺執政的左派同盟，以及西班牙的“我們能”黨，一個與前者一樣堅決反對安吉拉·默克爾應對歐債危機的緊縮政策的政黨。這兩個政黨，尤其是“我們能”黨，強調自己受到了拉丁美洲常被稱為“粉色浪潮”的鼓舞：諸如拉斐爾·科雷亞、埃沃·莫拉萊斯，尤其是烏戈·查韋斯等民粹主義者的成功。但是，所有這些政治人物究竟有什麼共同之處？如果我們認同漢娜·阿倫特關於政治判斷力就是進行合理區分的能力這一觀點，那麼在談及民粹主義時將左右兩派合並討論的普遍做法就應令我們遲疑。把種種不同的現像都一律判定為“民粹主義”，難道不正是政治判斷力的衰敗嗎？
本書首先認為，面對種種關於民粹主義的論述（保加利亞政治學家、當今最敏銳的民主生活分析家伊萬·克拉斯泰夫甚至將我們的時代稱為“民粹的年代”），我們完全不清楚自己是否了解所談論的對像。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關於民粹主義的理論，我們在判定某個政治人物何時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民粹主義者時也缺乏統一的標準。總而言之，所有政客，尤其在選舉主導的民主國家裡，都需要訴諸“人民”，都需要使自己講的故事令盡可能多的民眾理解，都需要對“普通民眾”的想法尤其是感受保持敏感。一個民粹主義者可能是一個成功但不受人民喜愛的政治家嗎？“民粹主義”這一指控本身可能是民粹主義的嗎？或者歸根結底，正如克裡斯托夫·拉什所堅稱的那樣，民粹主義會是“民主真正的聲音”嗎？
本書試圖幫助我們認識和對待民粹主義。這一目標將以三種方式實現。首先，我想要說明什麼樣的政治人物符合民粹主義者的條件。我認為，批評精英隻可算作成為民粹主義者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否則，例如希臘、意大利或美國等國中任何批評現行體制的人都符合民粹主義者的定義。以及，不管人們如何看待激進左翼運動、貝佩·格裡洛反建制的五星運動或是桑德斯，就事論事來說，很難否認他們對精英的攻擊經常是正當的。況且，如果批評現在的精英就足以符合民粹主義，那麼幾乎每一位美國總統候選人都是民粹主義者——畢竟，每個人競選時都會“反對華盛頓”。
除了反對精英之外，民粹主義者通常主義。民粹主義者宣稱，他們且唯有他們纔代表人民。例如，試想土耳其總統塔伊普·埃爾多安在一次黨代會上回擊國內眾多批評者時所發表的言論：“我們就是人民，你們算什麼？”他當然知道他的反對者也是土耳其人。這種排他性的代表權宣示，並非是依據事實經驗的，而總是帶有明顯的道德性質。民粹主義者在競選公職時常常把他們的政治競爭對手描繪成邪惡的、墮落的精英集團的一分子；他們在執政時則拒絕承認任何反對派的合法性。民粹主義的邏輯同樣暗示著凡是不支持民粹政黨的人都不是嚴格意義上人民的一員——人民永遠被定義為正義的、道德純潔的。簡而言之，民粹主義者不會宣稱“我們是99%”，他們實際表達的則是“我們是100%”。
對民粹主義者來說，以下等式永遠成立：任何他們以外的人都可以被斥為不道德的，從而不是嚴格意義上人民的一員。換言之，民粹主義總是某種形式的身份政治（盡管並非所有類型的身份政治都是民粹主義的）。基於把民粹主義視為某種形式的排他性身份政治這種理解，便可得出民粹主義往往對民主構成威脅。因為民主制度化，以及承認我們必須要有尋求一種公正準則的共識，使我們作為自由、平等又不乏多樣性的公民得以共同生活。將人民視作單一的、同質的、純潔的觀念是一種臆想；正如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所言，“人民”一詞隻能以復數的形式出現。這種民粹主義觀念更是一種危險的幻覺，因為民粹主義者不僅會借助衝突而得勢，煽動極化對立；他們更會將自己的政治對手視作“人民的敵人”，尋求將他們完全排斥在外。
這並非說所有民粹主義者都會把他們的敵人送到古拉格或在本國邊境上建一堵牆；然而民粹主義同樣也不止步於那些競選時無關痛癢的修辭，也不僅限於民粹主義者贏得選舉後就會偃旗息鼓的抗議言論。民粹主義者還會以民粹主義者的方式執政。這與傳統的觀念相悖，傳統觀念認為抗議型的民粹政黨在贏得選舉之後就會自我消亡，因為顯而易見一個人不能在執政後自己抗議自己。民粹主義的治理方式體現出三個特征——挾持國家機器的嘗試、貪污腐敗與“大眾恩庇政治”（通過提供物質利益和體制恩惠換取公民支持，使民眾成為民粹主義者的侍從）、繫統打壓公民社會的行為。許多威權統治者固然也會有相似的行為，但差異在於，民粹主義者會通過宣稱隻有他們能代表人民以正當化他們的行為，這使他們能夠公然從事這些行徑。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腐敗現像的曝光很少傷及民粹主義領袖（如土耳其的埃爾多安和奧地利極右翼民粹政客約爾格·海德爾）。在追隨者的眼中，“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我們”——為了真正的人民。本書第二章展示了民粹主義者將如何起草憲法（委內瑞拉和匈牙利是最鮮明的例子）。與傳統觀念認為的民粹主義者更希望通過總統府陽臺向賴以依靠的烏合之眾直接致辭，以此使自己完全不受制衡的印像相反，民粹主義者實際上常會人為地制造約束，隻要這種約束完全服務於其政黨利益。這種意義上的憲法並非化的工具，反而旨在化。
本書第三章會指出民粹主義崛起的一些深層次原因，尤其是從近年來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該章提出了如何有效地回應民粹主義政客及其選民的問題。我反對那種主張對那些“恐懼與憤怒需要被嚴肅對待”的公民積極施加治療的家長式自由主義態度，也反對那種認為主流政客應簡單效仿民粹主義綱領的看法。而另一個極端，即將民粹主義者完全排除出政治辯論，也並非一個可行的選項，因為這種做法通過將民粹主義者排除在外，呼應了民粹主義者的排外意願。在此我會提出一些具體的政治綱領，作為回應民粹主義者的替代方案。
四分之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名幾乎無人認識的美國國務院官員發表了一篇有名而飽受誤解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弗朗西斯·福山，標題當然是《歷史的終結》。長久以來，語帶譏諷地聲稱歷史並未隨冷戰結束而終結，已成為一個人證明自己思想深度的便捷方法。但福山明顯並未預言所有衝突的終結。他僅僅斷言自由民主制在理念的層面上已沒有其他競爭者。他承認其他的意識形態也許會在各處得到零星的支持，卻堅稱沒有一種意識形態有能力與自由主義制（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全球性的吸引力相競爭。
福山真的錯得這麼明顯嗎？激進伊斯蘭主義並未對自由主義構成明顯的意識形態威脅。（那些捏造“伊斯蘭法西斯主義”陰魂的人，展現給我們的更多是他們對清晰劃分的敵我界線的渴望，如同冷戰時期得勢的那些人那樣，而非展現當下的政治現實。）而現在時常被稱為“中國模式”的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制度，作為一種精英治理模式而令一些人備受鼓舞，或許對那些自恃智識超群的人更是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試想硅谷的企業家。）“中國模式”也因其幫助數百萬人擺脫貧困的成就而令人鼓舞——其受眾包含但又不限於發展中國家。但是，“民主”依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財富，重要到能讓威權政府花重金雇用遊說客和公關專家，以確保國際社會和西方精英們承認他們是真正的民主政體。
然而民主也並非安然無恙。如今民主面臨的危險，並非一些繫統性否定民主理念的宏大意識形態。這種危險來源於民粹主義，即一種承諾實現民主最高理想（“讓人民來統治！”）的墮落的民主形態。換句話說，這種危險來源於民主世界的內部，造成此類危險的政治人物談論著民主價值中的話語。民粹主義的最終結局會是某種公然反民主的政治形態，這應令所有人感到不安——同時也顯示出細膩的政治判斷力的必要性，以幫助我們判斷民主制度究竟在何處消亡，民粹主義的危局自何處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