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國際關繫手冊》推薦序
倪世雄
面對《牛津國際關繫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這本重量級著作的中譯稿，頗能感受到不斷創新的國際關繫理論的學術魅力以及青年學者投入其中的熱情。華東政法大學方芳博士帶領的團隊歷時三年譯成這本兼具繫統性和前瞻性的學術著作，這項任務的意義是值得認可的。因此，當翻譯團隊邀請我為這本譯著作序時，想到他們為推動國際關繫學科發展不畏艱難、奮力耕耘的精神，我欣然同意。
《牛津國際關繫手冊》編者克裡斯蒂安·羅伊-斯米特和鄧肯·斯尼達爾兩位教授在編寫思路上極為用心。克裡斯蒂安·羅伊-斯米特教授現任昆士蘭大學國際關繫學院教授。他是國際關繫學界建構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關注國際關繫倫理的政治性。鄧肯·斯尼達爾現任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國際關繫專業教授，關注國際關繫理論、國際合作等議題。兩位具有深厚專業背景的學者為本書確立了科學繫統且邏輯嚴密的章節間銜接編排方式。如此的編排既便於讀者“按圖索驥”迅速找到所需的知識信息，又向讀者提供了“濃縮”的知識，引起讀者更強的探索欲。具體而言，本書具備三大特點：
首先，本書具有較強的繫統性。本書兼顧國際關繫理論和國際關繫學科的研究方法。本書的第三部分是篇幅最長的一部分，探討了國際關繫學科中的九種實體理論：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強調範式間對話優勢的折中主義。與理論一樣，研究方法也是推動學科發展必不可少的部分。持有“方法是實證主義者專屬品”此種成見的學者們將國際關繫視為建立在自然科學模型基礎上的一門社會科學。然而，方法始終服務於研究問題，它是為有意義的研究問題尋找最佳答案而做出的選擇。因此，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問題需要不同的方法。本書在第四部分探討了國際關繫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方法，如理性選擇法、社會學方法、詮釋法、心理學方法、定量方法、定性方法以及歷史學方法等。值得注意的是，從二戰結束至今，雖然戰爭與和平問題依然是國際關繫學科關注的主旋律，但是人口遷移、恐怖主義、氣候變暖、全球金融、數據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國際關繫學科的主流學派對新出現的國際問題的闡釋力也略顯捉襟見肘，這勢必會產生兩種趨勢：一是國際關繫學者正在走進其他學科尋找更貼近現實、能“自圓其說”的解釋形成新的分支學科，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學和法學兩大學科，並形成了頗為強大的分支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另一種則是在“國際關繫”大旗下有些分支領域自成體繫，逐漸出現了戰略研究、對外政策研究及國際倫理學等分支學科。本書第五部分探究了上述新興領域的動態，兼顧國際關繫學科的主流方向與分支領域，力圖對當前國際關繫的發展圖景予以全方位的展示。
其二，本書的編撰注重理論在經驗與規範雙重維度之間以及“主流”與邊緣之間的平衡性。一方面，本書不僅專注於理論，而且突出理論兼具經驗性和規範性。長期以來，國際關繫學科重經驗研究、輕規範研究的分割性視角對學科發展及現像闡釋並無益處。偏好此範式的學者多半認為，國際關繫研究是為了進行解釋而做出的努力，與之相關的是世界政治的“實然”，而非“應然”。然而，國際關繫理論同時具備經驗性和規範性兩個維度，它們在深層次上存在不可割裂的聯繫。國際關繫理論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實踐性”話語，不論其形式如何，其關注點是什麼，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我們應該如何行為”這一問題有關。而這在本質上恰好解釋了理論兼具經驗性和規範性。如果對我們行為所處的世界不加以審視和解釋（經驗性），同時又對我們試圖實現的目標不加以了解和釐清（規範性），我們則無法回答“應該如何行為”這一問題。因此，本書在介紹每一種實體理論之後都緊跟一章介紹該理論的倫理觀，以此突出此書編者們看重國際關繫作為一門學科對當下政治行為產生指導性、實踐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本書還注重平衡“主流”學派和“邊緣”學派的“聲音”。如果說國際關繫學科缺乏多樣性，那此種批評多半是針對該學科受美國學界主導性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期，該學科對美國學者重視的問題及他們采取的分析視角和研究方法“青睞有加”，使得國際關繫成為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雖然，美國學界對該學科具有不容否認的“向心力”，但作為學術研究，國際關繫研究的多樣性應該得到充分發展。本學科的“異質性”應該來自第三世界學者們以及女性學者們的觀點。女性學者的聲音對於學術研究百家爭鳴的必要性不可被忽視，盡管國際關繫學科在很長一段時間甚至至今仍是一個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學科。本書的部分章節呈現了來自第三世界學者們和女性學者們的多樣性觀點。
其三，本書的內容選擇具有發展性。對學科發展的評估並不容易，因為暫且沒有公認的標準用以衡量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或檢驗該認知在現實行為中的應用。國際關繫作為研究對像或是研究領域均呈現動態發展，而本書的編排設計恰好體現了該學科動態的特征。作為研究對像的國際關繫，本書的內容從縱向反映了相關思想爭論及其發展的脈絡。本書第二部分的開篇章節表達了國際關繫的核心關切是主權國家這樣的觀點，而此種觀點在第三部分的數章中多次受到批駁，不少學者認為，跨國行為體和次國家行為體的出現及其對國際事物的參與度對國家中心主義的假設直接構成挑戰。國際關繫的發展性體現在新方法與老問題的整合、新研究領域的開放、新問題的出現或曾被忽略的問題再次得以被關注等上。冷戰後和“9·11”後的安全研究已經轉而探討有關民族衝突和恐怖主義問題。當這些問題進入人們視野後，安全保障和威懾的邏輯也相應發生調整。人們逐漸拓寬了對安全的概念和邊界的認知，認為它們關涉社會安全甚至個人安全的更深層因素。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關注點也已超越了貿易機制等傳統議題，擴展到標準設定、跨國金融監管、數據保護等新問題。本書的編者們在組織內容時采用了縱橫兩線、“撥雲見霧”的方式逐漸呈現學科的發展性。
《牛津國際關繫手冊》是“牛津政治科學手冊”叢書繫列中的一冊。“牛津政治科學手冊”由政治科學領域的十本巨著組成，均為牛津手冊。該叢書繫列中的兩本中譯本《牛津比較政治學手冊》《牛津政治行為研究手冊》已由人民出版社於2016年、2018年相繼出版。本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2008年出版，中譯本將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本書有助於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繫理論。在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開始吹起“歷史終結論”之風，不少國家效仿西方的民主模式開始進行國內改革以尋求發展。當世界進入全球化進程加速的階段，大部分國家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國內改革。其中，中國、越南等國家改革成功，中國可謂是成功的典範。相比之下，更多受西方影響、進行“休克療法式”改革的蘇聯地區在轉型進程中遇到不少的挫折。這一反差導致了國際社會對“華盛頓共識”的深刻反思，以及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好奇”和“青睞”。究竟何為“中國模式”，縱觀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是否可以找到深層次的學理性闡釋？
本書有助於我們審視百年變局之下國際秩序的變遷及發展趨勢。無論在全球經濟治理還是新疆域的國際治理進程中，全球治理的“天平”都在向新興經濟體傾斜。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為國際社會提供的、不將自身國家利益置於中心的全球公共產品。正如知名學者帕拉格·康納（Parag Khanna）所說，亞洲人正在構築自己的世界秩序。此書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秩序當下走向的“實然”形態，並探索其未來發展的“應然”形態。
當前，百年大變局下的中美以及站在十字路口的歐盟都面臨著困惑和挑戰，學者們不得不對一些基本範疇進行深刻反思，比如發展的原動力、多邊與多極的問題、政治與經濟的基本關繫等。《牛津國際關繫手冊》由全球多所著名大學的近50位國際關繫領域的專家合著而成，相信本書一定會為此提供不少寶貴的智識。《牛津國際關繫手冊》的翻譯出版正逢其時，為中國國際關繫學界的學者們提供了解難釋疑、探索思考的路徑。感謝譯者們為推動國際關繫學科發展做出的努力！
翻譯是一個再創作和創新的工作。方芳博士和她的團隊歷經三年的艱辛努力，完成了這一非常有意義但異常困難的翻譯任務。在這個過程中，這個優秀團隊顯示出學術道路所需要的堅定、堅毅、堅強、堅持，我對他們取得的成績表示高度的贊揚。
我喜歡用“高遠存志，天地為懷”這句格言來勉勵我自己和我的學生。這裡，我想把這句格言送給方芳博士和她的團隊，希望他們在學術的道路上不斷前行，勇攀高峰。
祝賀《牛津國際關繫手冊》中譯本出版！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