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時期，那是疑慮重重的時期；那是陽光普照的季節，那是黑暗籠罩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那是讓人絕望的鼕天；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們大家都在直下地獄—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們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隻能用“最……”來評價它。
當時，英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平常的王後；法國的王位上坐的是一位大下巴的國王和一位容貌姣好的王後。在這兩個國家那些坐食俸祿的權貴們心中，有一點比水晶還要明澈，那就是大局已定，江山永固了。
那是我主耶穌降生後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那上天恩寵的幸福年代，英國正如當今一樣，非常信奉神的啟示。索思科特太太，剛剛過了她的二十五歲大壽，禁衛軍中一個未卜先知的士兵，早已預言她這位聖靈將降臨人間，宣稱諸事已安排就緒，倫敦和威斯敏斯特即將遭受滅頂之災。公雞巷的鬼魂用叩擊聲宣洩天機後被鏟除，也隻過去十二個年頭，而在剛過去的這一年中，又有精靈鬼怪用叩擊聲來宣洩天機了（驚人的毫無新穎之處）。不過也有一些世俗事件的消息，來自美洲大陸英國臣民的一次會議，最近傳到了英國朝野。說來也怪，這些消息對於人類來說，要比公雞巷裡孵出的任何一隻小雞宣洩的天機重要得多。
總的說來，法國不如她那位一手持盾、一手執三叉戟的姐妹那麼熱衷於鬼神。可她濫發紙幣，揮霍無度，暢通無阻地走著下坡路。此外，她還在那些基督教牧師的指導下，以施行種種“德政”為樂，諸如剁去一個青年人的雙手，用鉗子撥掉他的舌頭，然後把他活活燒死，隻因他看見五六十碼外有一行滿身齷齪的修道士走過，沒有在雨中跪下向他們行禮致敬。很有可能，在那個受難者被處決之時，長在法國和挪威森林中的一些樹木，已被伐木——命運之神做上標記，準備砍倒鋸成木板，做成一種裝有口袋和刀斧，在歷史上曾令人膽戰心驚的活動裝置。很有可能，就在那一天，在巴黎近郊種著幾畝薄田的莊稼漢的簡陋外屋裡，也正停著幾輛制作粗糙的大車，在那兒躲風避雨。車子濺滿污泥，豬在周圍拱嗅，家禽在上面棲息，這就是那個莊稼漢—死神留著用作大革命時押送死囚的囚車。可是那伐木人和莊稼漢，雖然不停地在干活，卻默默無聲，連走起路來都躡手躡腳，誰也聽不見他們的腳步聲。如果有人膽敢懷疑他們，以為他們已經覺醒，那麼就要被加上不信神明和有意謀叛的罪名。
在英國，幾乎沒有多少可供國人誇耀的秩序與安寧了。每天晚上，堂堂的首都都有明火執仗的盜竊和攔路搶劫的案件發生。各家各戶都被公開告誡：離家出城，須將家具送家具行倉庫保管。黑夜攔路搶劫的強盜乃是白天市區經商的買賣人，若是在當“大王”時被同行的生意人認出，受到指責，就豪爽地給他的腦袋送上一槍，然後逃之夭夭；七個強盜攔劫郵車，被押車的警衛打死三個，接著，“由於彈藥用盡”，警衛又被餘下那四個強盜打死，之後，郵車被太太平平地洗劫一空；堂堂的倫敦市市長大人，也在特恩海姆公園被一個強盜攔劫，當著全體扈從的面，這位顯赫人物被搶了個精光；倫敦監獄裡的犯人和看守發生毆鬥，司法當局就用裝有實彈的大口徑短槍，朝他們一陣亂放；小偷在王宮的召見廳裡剪走王公大臣脖子上的鑽石十字架；武裝士兵到聖賈爾斯區搜查走私物品，亂民向士兵射擊，士兵也向亂民開火，誰也不認為這類事有多越乎常軌。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屢屢動用劊子手，盡管徒勞而有害，但仍照用不誤。一忽兒，絞殺幾大串各式各樣的罪犯；一忽兒，星期六弔死一個在星期二捕獲的盜賊；一忽兒， 在新門監獄燒死成打剛抓到的人；一忽兒，又在威斯敏斯特大廳門前焚燒小冊子；今天處決一個罪大惡極的殺人犯，明天又處決一名偷了農家孩子六便士的可憐巴巴的小偷。
所有這些事情，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事情，都發生在那令人難忘的已成過去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以及臨近這一年的時候。就在那兩個大下巴的男人和那兩個容貌平常與容貌姣好的女子忙於這些事情，熱衷於用高壓手段來維持他們的神聖權力時，那伐木人與莊稼漢也在神不知鬼不覺地操勞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這樣引領著這些赫赫人主和芸芸小民—其中包括本書所要記述的人物—沿著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條條道路，向前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