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我力圖記述十九世紀歐洲的藝術音樂。所采用的時間界限——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武斷性——基本上接近這個世紀本身的起止時間。然而，本書的時間上限大約設定在1800年之前十年，由此關照到某些似乎更多地屬於十九世紀而非十八世紀的作品，由正在走向成熟的貝多芬及其更具前瞻性的同時代人寫於1790年代。時間下限設定於1900年，這似乎顯得猶為古怪異常；例如，這一時間節點將馬勒的創作生涯半途切斷，又生硬地將裡夏德?施特勞斯的音詩與其隨後創作的歌劇傑作分割開來。但倘若追隨浪漫主義音樂進入二十世紀的軌跡，我們便會踏上一條沒有任何自然終點的征程，令人望而卻步：聖-桑一直活到1921年，普契尼活到1924年，拉赫瑪尼諾夫活到1943年，裡夏德?施特勞斯和普菲茨納都活到了1949年。而且倘若舊的風格及其各種美學信念尚未隨著世紀的變化更替而消亡，新的風格卻已明確出現。音樂印像主義的語言在法國成型，極端激進的實驗在維也納風生水起，這些現像都具有鮮明的現代特征，由於它們所具有的力量和影響，任何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十五年裡歐洲音樂的較為全面的歷史敘述都會囊括這些內容。這些新的觀念和風格如何與舊的觀念風格彼此相適，似乎是一個屬於二十世紀音樂史的主題內容。



本書將討論的範圍局限於歐洲，這並非表示其他地方的藝術實踐在質量甚至種類上與歐洲音樂有著根本性的差異。這樣做不過是承認在一個專門化日益增強的時代，我有自己的局限性。僅僅是十九世紀的美洲音樂就是一個廣闊而復雜的領域，值得單獨著書研究——並且Z好由精通這一課題的學者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