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光流逝，前輩們漸行漸遠，其足跡本該日漸模糊纔是；可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有心人的不斷追憶與闡釋，加上學術史眼光的燭照，那些上下求索、堅定前行的身影與足跡，不但沒有泯滅，反而變得日漸清晰。
《北大中文文庫》是北京大學出版社新推出一部叢書，書中選擇了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繫名教授（遊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掀、徐通鏘、金開誠、褚斌傑），為其編纂適合於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
本書為該叢書之《浦江清文選》。

浦江清是著名文史研究專家，學識極為淵博，尤精於文史考證和文學史研究。《浦江清文選》選錄浦江清先生在楚辭、詩詞、小說、戲曲、樂律研究以及學術評論等方面的代表性論文九篇，多是學界公認的學術典範之作，反映了浦江清先生淵博的學術素養、深湛的文史考證功力和對文學藝術的精闢見解。此外，還從《中國文學史講義))中節選話本人雜割的興起》、《李漁戲劇評論及其喜劇創作》等三個章節，大略體現了浦江清先生在文學史研究、講授方面的深厚造詣和卓越識見。

浦江清（1904～1957），松江縣（今屬上海）人。著名學者、文史研究專家、教育家。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文理科西洋文學繫，1926年畢業，經吳宓推薦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國學門擔任陳寅恪助教。1929年轉入清華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繫，任助教、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抗戰後，先在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任教，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繫教授。抗戰勝利後，1946年隨清華大學遷回北京，任中文繫教授，1948年代理中文繫主任。1952年院繫調整，任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1957年病故。著有《八仙考》、《花蕊夫人宮詞考證》、《屈原生年月口的推算問題》、《詞的講解》、《論小說》、《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等，收入《浦江清文錄》、《浦江清文史雜文集》、《無涯集》等文集。此外，還著有《杜甫詩選》（與人合作）、《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等。主編有《朱自清全集》。去世後留下遺稿多種，其中《曲律與宮調》經後人整理，於2001年發表。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講義經後人整理，已出版《中國文學史講部分》和《中國文學史講義·明清部分》兩種。

那些日漸清晰的足跡(代序)
前言
花蕊夫人宮詞考證
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
樂律與宮調
詞的講解
論小說
《三國演義》的虛與實李漁的戲劇評論及其喜劇創作
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
評詞斟律》
悼吳瞿安先生
浦江清先生學術年表

木星已過鶉尾八度有餘，約計那年的夏初木星已經人鶉尾，上面的簡單算法是不夠正確的，因為沒有計算別的因素，如“歲差”等等在內，但是，秋七月木星和太陽同在鶉尾是確實不錯的。七月朔，星和日距離八度有餘，星為日光所掩，古書上叫做“伏”，約計十日後木星和日處於同度，又十三日有奇，在七月下旬，木星晨見東方。那年的木星的“伏”和“見”都在這個夏歷七月。
用《周禮》來證明《呂覽》，非常正確明白。歲星在鶉尾，“伏”“見”於七月，稱湄灘，那末戰國時代的攝提格，歲星必須在鯫訾宮，在正月裡和太陽同宮了。這是歲星紀年的甲式，星在娵訾，太歲在寅，年名攝提格，從我們的圖上看，用最內一圈的十二辰。
我們用現代天文學的精密推算可以解決《呂氏春秋》的疑難問題，證明王引之、許宗彥、劉師培輩認為秦八年是六年或七年之誤，都是謬論。新城新前三六五年為戰國時代占星家所用，這個假定是單為解釋《呂覽》而設想的，無需的，也是錯誤的前三六五年，歲星在星紀，照戰國時代的歲星紀年方式，乃是歲在困敦（子年），不是攝提格。在他那部大著作裡凡根據這個假定而引申出來的意見都是蹈空的。此外，飯島忠夫認為星在鶉火、鶉尾，決不能稱為湄灘，因而疑心《呂覽·序意篇》是偽作（見他的《中國古代史論》，日文本四五四頁），也是因為拘執於《淮南》和《史記》，不知道歲星紀年有兩種不同的方式而輕易下了個荒唐的判斷。
為什麼歲星紀年有兩種方式呢？推究原因，實在因為歷法家有兩派。漢初出現的六歷中，殷歷、周歷、魯歷、黃帝歷這四家推算節氣從鼕至開始，他們把鼕至到鼕至作為一個太陽年，顓頊歷、夏歷這兩家推算節氣從立春開始，他們把立春到立春作為一個太陽年。
……

隨著時光流逝，前輩們漸行漸遠，其足跡本該日漸模糊纔是；可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有心人的不斷追憶與闡釋，加上學術史眼光的燭照，那些上下求索、堅定前行的身影與足跡，不但沒有泯滅，反而變得日漸清晰。
為什麼？道理很簡單，距離太近，難辨清濁與高低；大風揚塵，剩下來的，方纔是“真金子”。今日活躍在舞臺中心的，二十年後、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是否還能常被學界記憶，很難說。作為讀者，或許眼前浮雲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視線；或許觀察角度不對，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魯迅的話，“偉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學界紛紛傳誦王國維、陳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時間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總會有剝落的時候，那時，什麼是“生命之真”，何者為學術史上的“關鍵時刻”，方纔一目了然。
當然，這裡有個前提，那就是，對於那些曾經作出若干貢獻的先行者，後人須保有足夠的敬意與同情。十五年前，我寫《與學者結緣》，提及“並非每個文人都經得起‘閱讀’，學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覓到一本絕妙好書的同時，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學者，實在是一種幸運”。所謂“結緣”，除了討論學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來，與第一流學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結緣”，是一種提高自己趣味與境界的“捷徑”。舉例來說，從事現代文學或現代思想研究的，多願意與魯迅“結緣”，就因其有助於心靈的淨化與精神的提升。
對於學生來說，與第一流學者的“結緣”是在課堂。他們直接面對、且日後追懷不已的，並非那些枯燥無味的“課程表”，而是曾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們——20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此時此地的“小環境”，講授者個人的學識與纔情，與作為聽眾的學生們共同釀造了諸多充滿靈氣、變化莫測、讓後世讀者追懷不已的“文學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