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自然”》研究1950-1960年的當代中國，這一時段意義重大，但限於研究難度，成果不多。
資料詳實，論證嚴謹。

《社會主義與“自然”》嘗試從"自然"出發重構1950—196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政治，所采取的具體路徑是：聚焦於1949年新中國建國之後、尤其是1956"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繼續改造"內外自然"這一歷史時期，以此一時期湧現出的新山水畫、大躍進民歌壁畫、"自然美"的爭論以及社會主義新喜劇等文藝、美學實踐為具體對像，考察其所呈現的獨特文化-政治經驗（國家建設、新人培養等）。

朱羽，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繫文學博士，現為上海大學中文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與思想，美學與批判理論。

導論
一、自然界、自然狀態、自發性與客觀性：從歷史經驗出發
二、辯證唯物論的“自然”、觀念史中的“自然”與批判理論的自然觀
框架中的歷史實踐與“自然”
四、文藝實踐與形塑“自然”
五、本書章節安排
第一章“自然”與新世界：圍繞社會主義“山水”及“風景”的考察
第一節 新山水、新國家與新主體——以國畫改造話語為中心
一、“真實”的“山水”與“世界（觀）”的改造
二、意境、紅色山水與革命主體的空間化
第二節 “社會主義風景”的文學表征及其歷史意味——從《山鄉巨變》談起
一、“觀察”及與自然的和解
二、視覺與聲音：“風景”的意義問題
第三節 青年，“栓心”與人化的自然——以《朝陽溝》為例
一、“政治課”的失效與“自然”的浮現
二、勞動、倫理與屬己的自然
第四節 “民族形式”一體”與“風景”
一、“中華民族”的位置：文學的“民族形式”討論與“少數民族”議題
二、新中國文藝實踐與“民族形式”：以“風景”為線索的追問
第二章 中國美學大討論中的“自然”
第一節 客觀美與“自然”問題
一、中國美學討論的歷史與理論脈絡
二、客觀美與社會主義實踐的自我確證
三、“自然美”與“社會主義”
第二節 自然美：常識與教養的爭執及其它
一、超歷史的自然美，或內在於社會的“自然”
二、被動的自然與審美主體性
三、自然美、教養與“解放”
第三節 勞動、美與人的“自然性”
一、“勞動美”與美學話語的轉型
二、“勞動”及其美學評價的譜繫學分析
三、“勞動-藝術”論爭：重思人的自然性
第三章 叩問“自然”的界限：“大躍進”中的勞動與文藝
第一節 作為“文化革命”的群眾文藝實踐
一、克服臣屬性：文化革命與無所畏懼的“主人”
二、“共產主義文藝的萌芽”與消滅社會分工的設想
第二節 新民歌和新壁畫中的勞動、自然與主體
一、生產與本源：重新定位群眾創作
二、“自然”之中的“自由”：勞動、豐裕與“新”
第四章 社會主義喜劇與“內在自然”的改造
第一節 笑的批判：舊喜劇與新喜劇
一、高與低，新與舊
二、成問題的“笑”
三、正面形像與崇敬的笑
第二節 喜劇主體與“新人”
一、“人不僅僅是人”與“革命的分心”：新喜劇的主人公
二、“裂隙”：歌頌性喜劇的美學政治
第三節 “革命”與“分心”——以1950-60年代新相聲為例
一、新相聲的基本機制
二、大躍進與新相聲的轉型
三、1960年代的新相聲及其“革命/分心”機制
第五章 激進時代的“心”與“物”
第一節 激進時代與“心”的線索
一、一 “一分為二”、辯證的生活與“領導權”的挑戰
二、“心理”的“剩餘”：1960年代心理學批判視域中的“情感”及其他
第二節 激進時代與“物”的線索
一、“見人”與“見物”：“經濟”的政治及其挑戰
二、“新人”與“物”：從《豐收之後》到《艷陽天》
結語
圖例來源
參考文獻
後記

導論


馬克思曾將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發展視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在他看來，“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然而“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馬克思並不認為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自然歷史”——資本主義階段是其最後的表現；毋寧說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邁進，正是馬克思主義最為根本的歷史衝動。 恰當的革命實踐則是縮短“分娩痛苦”，催化歷史轉型的必由之路。這裡無疑包含著“歷史”與“自然”之間的辯證法：兩者相互中介又無法相互取消。 在世界歷史的展開過程中，“十月革命”催生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革命則建成了社會主義新中國。新中國追求“新”的人和生活方式的歷史衝動落實在了具體的政治、經濟和文藝實踐之中，同時將“自然”議題的復雜性與重要性凸顯了出來。我們不妨從幾段牽涉不同領域歷史經驗的引文說起，來切入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同“自然”之間的多重纏繞關繫。


一、自然界、“自然狀態”、自發性與客觀性：從歷史經驗出發

首先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中的一段經典表述：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有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的語境中，毛澤東提出了“向自然界開戰”這一命題。“與自然鬥爭”的說法其實早已出現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當中，它強調的是勞動主體與對像世界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其中顯然包含著以“生產”為核心的現代性態度。當然，也有學者將此種態度追溯為更加古老的“普羅米修斯態度”——“用技術手段奪取自然的‘秘密’，以便統治和利用自然” 。不過，需要在此預先說明的是，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毛澤東，都強調改造自然的同時改造人自身。
關於“人”的改造，王蒙對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一段自我批評（發表於1957年5月）十分耐人尋味：
半懸空中的生活真實是沒有的，有的隻是被社會的一定的階級或集團的思想情緒所理解、感受的“生活真實”。（當然，對於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也還取決於個人的心理、性格、趣味方面的因素。）當自覺的、強有力的馬列主義的思想武器被解除了之後，自發的、隱藏著的小資產階級（或其他錯誤的）思想情緒就要起作用了，這種作用，恰恰可悲地損害了生活的真實。
王蒙這段話點示出了社會主義時期“自發”與“自覺”的一般構造 ：任何看似自然、天然的情感，自發的情緒，事實上都源於特定的階級關繫。因此“自發”是不可信任的，也不構成任何“基礎”，相反需要引入馬列主義世界觀，不斷改造自身，以“自覺”的態度遏制“自發性”。此種“去自然化”的激進指向，構成革命文化的另一重要面向。
接著是心理學家唐鉞1960年批判弗洛伊德思想時談到“人性”改造問題：
至於人性難變，隻是資產階級的自欺欺人的謊話。隻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精神的實際表現，就可知弗洛伊德的謬論是不攻自破的了。
也就是說，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渴望著一種新的人性的生成，新的“心物”關繫的塑成。這不僅涉及新的道德與倫理，也涉及新的審美，甚至是不一樣的心理機制。
關於“革命”與“自然”的關繫問題，作家趙樹理在1954年談戲曲改革時所講的話頗值得細究：
正確的革命辦法，應該是用人工縮短舊劇在自然狀態下發展、變化時要占去的年代。要本著這個精神做，就得照顧到舊劇的特點、發展的規律、當前的缺點、各劇種的差別等等，否則仍會粗暴。
“人工縮短舊劇在自然狀態下的發展”一語，與馬克思所謂“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形成富有意味的呼應。趙樹理雖然談的是“戲曲改革”，所引出的“革命與自然”問題卻不限於這一領域，而是涉及更一般的“改造”運動。這裡仿佛存在兩種“時間性”：一種是革命性的，一種則是相對“自然”的、“自發”的、固有的。關鍵在於，兩者並不必然構成對抗關繫。“革命”未必是“粗暴”的，甚至有時必須抵制“粗暴”。這就意味著“革命”需要正確地認識“自然狀態”以及更深地滲透進“自然狀態”。
最後是經濟學家薛暮橋寫在1959年的一段話，談的是“價值規律”：
價值規律是客觀規律。既然是客觀規律，它就不能由人們的意志來改變。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圖，有意識地運用客觀規律，是完全可能的，但必須以遵守客觀規律為條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有可能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而不使其自發地調節生產，發生破壞作用。但從可能變為現實，還必須認識它、掌握它。假使你違反了客觀規律，它就仍然要自發地起作用。天空中的閃電是自發地起作用的，電燈裡的電就是聽從人的指揮發生作用的。但如果你違反了電的自然規律，就是已被掌握的電，仍然會違反人的意志，燒死人，燒掉房子。價值規律也是如此。
薛暮橋強調，“價值規律”（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具有一種準“自然規律”的特征，它是客觀規律，不以意志為轉移。此種類比揭示出社會主義社會裡依舊存在著“異己”的“自發”力量，可以認識，可加利用，可以限制，卻無法完全取消。
以上征引當然無法窮盡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自然”議題的全貌，然而也已為我們勾勒出了基本的經驗“地形圖”。簡言之，作為自然界的“自然”首先是勞動的對像，但在自覺的“革命”之前，生產、生活進程必定已經處在某種“自然狀態”之中。它規定著已有的“人性”，具有一定的“自發”特征，同時受到如同“自然規律”一般的經濟規律的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並非隻是改造其中某一個方面，而是一種總體性的改造。因此可以說，改造“自然”始終貫穿於毛澤東所謂“三大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 此種經驗上的說明僅僅是進入問題的第一步。顯然，“自然”的所指在這裡並不一致，因此就需要在概念上進行辨析，並且結合中國革命實踐對於概念的脈絡展開梳理。


二、辯證唯物論的“自然”、觀念史中的“自然”與批判理論的自然觀

現代中國的革命進程決定了“自然”概念必然呈現出“中西古今之爭”的面貌。因此，囿於某一領域來討論自然概念，一定是不充分的。從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來看，至少有三種理路值得討論。
首先是繼承自蘇聯的辯證唯物論的“自然”概念。“自然”在此種脈絡中是“自然物”或天然物的整體，亦被稱為“自然界”：
自然界（世界）的統一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對各種自然現像做科學的解釋時，根本用不著任何外部的精神的、神的原因以及諸如此類的原因。“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並不附加任何外來的成分……”（恩格斯語）唯心主義者則宣稱自然界是意識的現像。……事實上，自然界是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著的客觀實在。自然界是永恆地發展的，在時間和空間上無始無終。有機體生命、物質的感覺能力都是從無機物質產生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高級產物。人在認識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後，就用他所創造的生產工具去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迫使自然力為人類的目的服務。從16世紀到18世紀，科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然界絕對不變的觀念。辯證唯物主義把自然界看做是運動的和發展的，它確立了對自然界的歷史觀點。
與此緊密相關的範疇是“自然辯證法”，其旨在整合馬列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1956年底，在“向科學進軍”的語境中，中科院哲學所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借此推動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之間的互動。雜志創刊號上刊登的《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十二年（1956-1967）研究規範草案》列出了九大類研究課題：“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概念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範疇”、“科學方法論”、“自然界各種運動形態與科學分類問題”、“數學和自然科學思想的發展”、“對於唯心主義在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歪曲和批判”、“數學中的哲學問題”、“物理學、化學、天文學中的哲學問題”、“生物學、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作為社會現像的自然科學”。 論題幾乎覆蓋了整個科學研究領域。當然，在社會主義語境中，研究自然與改造自然有著極為緊密且直接的聯繫，更關鍵的是，“改造社會是有效改造自然的一個根本條件”。 在1970年代，《自然辯證法雜志》則展現出科學批判與改造自然相結合的更為激進的面貌：雜志不僅刊載討論“基因學說”等前沿科學的艱深論文，也有工農兵作者結合自己的生產經驗寫成的科學隨筆。 這一刊物無疑繼承了大躍進以來“工農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這一“文化革命”主調，而且鮮明地體現了將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同階級鬥爭、生產鬥爭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的“革命”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左傾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同樣強調與當代前沿科學研究實踐相結合——“向自然界的深度和廣度進軍” 。它一方面訴諸對於“自然本身”的真實把握，另一方面也指出有史以來任何“自然觀”都有著階級根源。 特別是在1970年代“儒法鬥爭”的語境中，通過批判儒家“唯心主義天命論的自然觀”，激進思想觸及了“自然的政治”問題——雖然是以一種相當簡化乃至粗暴的方式。 這一思路通過強調法家樸素的唯物主義有著“還自然界本來面目”的傾向，在古代思想內部開啟了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古今之爭”——不僅是以生產力發展為標準，而且以是否解放“勞動人民的聰明纔智”為標準。因此，這裡存在著圍繞“自然界及其規律”展開的多重矛盾交織與博弈。
除了辯證唯物論的“自然界”概念外，馬列主義中還有“自然經濟”概念值得討論。經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與中國知識界重新闡釋的馬恩的“自然經濟”概念，成為論證歷史階段論與目的論的重要中介。在這裡，“自然經濟”以小農生產為基礎，是自給自足型的消費經濟；產品不帶商品性質，貨幣不占重要地位，“存在於宗法式農民家庭（即家族公社）、原始村社（即農村公社）和封建領地” 。這裡“自然”的含義通過與“商品”對照得到規定，有基於“自然”條件（土地、性別）、靜止循環、自給自足、脫離於歷史動力等意味。因此，“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產品經濟代替商品經濟，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 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克服，同時也在內部揚棄了“自然經濟” 。如果說辯證唯物論的“自然”是一個中性的概念，那麼這裡的“自然”則帶有某種“落後”的意味。
觀念史或思想史對於“自然”的討論，則有助於釐清這一概念在中國古典文化肌體中的基本定位。而且作為語詞，“自然”所攜帶的原初意義存留至今，也在一定意義上影響著新中國前三十年對於這一語詞的用法。根據日本漢學家池田知久的考察，中文“自然”最古的意涵指向的是“自身”，即“不借助外力，依靠自身內在的能量運動，是怎樣就怎樣” 。在先秦道家那裡，“道”、聖人“無為”與“自然”（自身怎樣就怎樣）相互接近，逐漸衍生出“自然而然”含義。 郭像謂之“萬物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理解古典自然的關鍵之一，是將“自然”視為形容句式來理解，即“自而然”。溝口雄三認為此種“自然”概念：
指萬物不假於造物主和人類之手，各自按其自然存在狀態，從宇宙運行的角度看，這是正確的存在方式。而最為重要的是，在這裡，人作為萬物之一，也被視為一種自然的存在。……這一貫通著自然界與人類世界的“條理-倫理”，進而催生了共同包括著人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自然的天理”和“天理的自然”這樣的觀念，在這裡，人類社會與自然界被視為相互連接的世界。
由此觀之，“自然”概念就與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的“天”、“氣”、“道”、“性”、“理”等概念結合在了一起。西方的“nature”概念——更確切地說，在西方近代被實驗科學化與機械化的“nature”，則是在近代日本纔被翻譯為“自然”這個詞的。隨著進化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古典的“天理自然”觀逐漸為西方的現代“自然”概念所取代。 然而，“自而然”或者說不借助外力是如何就如何的語義並未完全消失。更關鍵的是，“萬物必以自然為正”的思路也沒有消失殆盡。如果說，唯物辯證法名詞化的“自然”概念彰顯了“自然”的 “客觀性”與“外在性”，那麼中國古典文獻中形容詞化的“自然”概念則突出了內因性、自發性，而且這一“自然”蘊含著倫理與政治的褒義。這與西方古典的“自然”概念（φυσι?/phusis）反而能形成更值得玩味的對比。在西方古典脈絡裡，自然的原初意義指的是生長以及生長的結果。此詞的用法有著從相對到絕對的轉化軌跡：“本來指一個事件、一個過程或某物之實現的phusis，開始意指實現這一事件的無形力量。” 而且1世紀，自然已經開始被人格化了。 正如柯林伍德指出的那樣，“自然”的原義“不是一個集合而是一種原則，它是一個principium或者說本源。……即‘本性’。” 溝口雄三曾認為，以亞裡士多德的自然觀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然概念，強調的是生長與運動的基礎或事物的本源性質料，從而體現著歐洲人追溯事物根源這一逆向性的分析性思維特征。它排除一切價值和倫理判斷。 雖然溝口旨在凸顯中西思維的根基性差別，然而這一看法有其偏頗之處，似乎有將後起的“價值”與“事實”二分倒推回西方古典世界的傾向。特別是，若堅持此種思路，就無法確切地理解西方政治哲學脈絡中的“自然正當”與“自然法”傳統。 也無法把握中西傳統中“自然與習俗”、“自然與技藝”、“性與偽”、“生生與造作”等命題持久的政治潛能。 換言之，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無論是“phusis”還是“天”等範疇，都關聯著對於萬物的秩序與本源的理解，都貫通著宇宙與人世，隻不過各自與政治、倫理聯結方式以及“等級”有所差別 ，而且隨著歷史中所發生的“斷裂與延續”的展開而愈發不同。如今的中西比較則往往陷入“不對稱”的狀態 ，無力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放置在更為宏闊的語境中進行探討。雖說在“顯白”教誨中，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采用的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框架中的“自然”觀，然而在具體的運作中，它無法回避甚至是主動吸納了這一具有深厚倫理與政治內涵的“自然”概念——自發、自因、根源、本性——及其所指向的問題領域。
第三種理路關聯於帶有馬克思主義旨趣的西方批判理論。這一理論脈絡裡的“自然觀”力圖用歷史唯物主義（當然是重新闡釋後的馬克思版歷史唯物主義）整合觀念史。雷蒙·威廉斯的《自然的觀念》一文就充分彰顯了此種特點。他從西方自然人格化形像的更迭中——中世紀上帝的代理人到絕對的君主，17、18世紀立法者，19世紀進化論中選擇性的哺育者——見出了“自然”觀念的社會史根源；在英國資產階級對待自然的“分裂”態度中——一方面是物質資源，另一方面是審美來源——見出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分離：
人與自然的分離實際上是一種更深程度的交互作用所致。……重要的是，許多我們在描述人與自然關繫時所使用的詞彙——征服自然，支配自然，開發自然——來自真實的人類實踐：即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繫。
威廉斯的要義是，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繫歸根到底關聯著社會生產關繫的改造。由此，真正的社會主義實踐成為自然與人相互和解的前提。矚目於“自然”議題的批判理論普遍帶有反資本主義體繫的衝動。與德國觀念論傳統有著千絲萬縷關繫的法蘭克福學派可謂是嚴格意義上的批判理論的代表者。兩位此派的後繼者萊斯（Williams Leiss，馬爾庫塞的學生）和施密特（Alfred Schmidt，阿多諾的學生）在1960-70年代針對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做出了令人印像深刻的學術探索。兩者都強調必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下來歷史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繫，並且努力將馬克思自然觀的“辯證”一面闡釋出來。特別是在後者那裡，辯證的自然概念抵制任何神秘主義、形而上學化與本體論化。在他看來，馬克思既非單純從客體（恩格斯）也並非從主體（黑格爾）來對待現實，而是“堅持主客體環節的不可分性。” 阿多諾激進的“非同一性”思路在此成為“唯物主義”的重要參照。 由此，一種“自然-歷史辯證法”得以呈現：
自然的概念無法分離於——不管在哲學還是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任何特定時代通過社會實踐施加於自然之上的權力。……自然是勞動的主體-客體[兩者無法全然同一]。其辯證法在於：人類在不斷征服外在自然之陌生性與外在性的過程中，改變了自身的自然，因為人類經由自身與自然相中介，也因為他們使自然服務於自己的目的。
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自然界的“第一自然”總已經內含於“第二自然”。後者是由施密特引出的一個核心概念，他用這個概念勾聯了黑格爾與馬克思：
黑格爾把存在於人之外的物質世界這個第一自然，說成是一種盲目的無概念性的東西。在黑格爾那裡，當人的世界在國家、法律、社會與經濟中形成的時候，是“第二自然”，是理性和客觀精神的體現。馬克思的看法與之相反：倒不如說黑格爾的“第二自然”本身具有適用於第一自然的概念，即應把它作為無概念性的領域來敘述，在這無概念性的領域裡，盲目的必然性和盲目的偶然性相一致；黑格爾的“第二自然”本身是第一自然，人類終究不會超脫出自然歷史。
關於“第二自然”的評價史是值得玩味的。首先在黑格爾那裡，“自然”概念就已產生奇怪的“分裂”：一方面，他在《自然哲學》中強調“自然”的“外在性” ；另一方面，我們又在《法哲學原理》中看到：“第二自然”是“實現了自由的王國，是從精神自身產生出來的。” 而到了青年盧卡奇那裡，“第二自然”已經完全變成了“散文性的”資產階級文化-法律結構，成了“沒有意義的必然性化身”。 施密特顯然是站在馬克思的“自然歷史”脈絡裡闡釋“第二自然”，在這一點上他與盧卡奇一致。然而，他沒有能提出的問題是：革命政治是否需要一種積極意義上的“第二自然”，一種能夠和革命運動形成辯證關繫的“第二自然”或“第二天性”的養成。平卡德（Terry Pinkard）對於黑格爾的重讀在此有其不可忽略的切關性：
在黑格爾看來，一個人依據自然/本性來行動，即依據自身以及根據某人自己的本性來行動（實踐理性嵌入其中）。他理解一種關於“特殊性之權利”的不靈活性（inflexibility/Eigensinnigkeit）在社會和歷史上的成就——這是一種第二自然/天性，它實現了憑借自身之本性的法則來行動的觀念，因此，也就是實現了盧梭之自然性的理想，但這不是實現某些自然的傾向。
因此，施密特將黑格爾的“第二自然”歸於馬克思的“自然歷史”，遮蔽了某個對於社會主義實踐來說非常重要的維度。我更願意在這裡把批判理論的自然觀再往前推進一步。一方面，自然與社會相互中介的辯證法，將一切“自然”先行置入社會歷史構造的歷史唯物論思考，是特別重要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一種渴望將自然歷史化與相對化的激進反思，同時必須考慮到具體革命實踐的肯定性創造與歷史現實脈絡。激活黑格爾的“第二自然”概念，與恰當地把握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創造性，有著相當微妙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