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作者想探討的總問題是:如何按照非同一性的邏輯設想共和國的可能性。“激進共和主義”也好,“恐怖倫理”也好,甚至“野性唯物主義”也好,追隨的都是這樣一種阿爾都塞式的(或毋寧說阿多諾式的)非同一性原則。從這裡出發,作者在書中展開了與當今各種思想立場的對話,不僅涉及阿倫特和波考克等被視為共和主義代表人物的政治哲學家,也涉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此,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為萊茲拉的論辯進行歸納總結;相反,想極其簡要地勾勒萊茲拉所涉及的無數理論問題中的一個:“主權”。具體地說,萊茲拉在本書第三章中討論了施米特的著名論斷——主權者是決斷例外狀態的人。在相當程度上,如今國內學界對該論題的討論幾乎悖論性地將施米特的另一個論斷——“現代國家理論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學概念”——反過來讀為對現代國家的主權的充分解釋:在止步於施米特的主權界定(如果這是一個界定的話)時,我們其實已經將現代主權觀念重新神話化乃至神學化了。在這個意義上,如巴利巴爾所說,依照“世俗化”的範疇來解釋現代主權觀念的產生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