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畫家怎麼教自個兒的孩子啊?
徐德亮(以下簡稱徐):咱們聊聊您的父親李苦禪大師。現在是“大師”滿天飛的時代,但是真正夠得上大師的,恐怕屈指可數。我想把李苦禪先生稱為大師,業內業外,全國人民,乃至於國家都會認可的。聊李苦禪先生,我想請您先聊聊自己。您今年高壽?
李?燕(以下簡稱李):我今年不夠高壽,七十有二,1943年生,屬羊的。
徐:您也是在舊社會出生。
李:對。
徐:1943年的李苦禪先生已經是大畫家了,所以您是出生在一個大戶人家,用我們現在的話叫“富二代”,能不能這麼說?
李:我們家可不富,我小時候對這個家的印像,就是一個字:窮。
徐:那為什麼呢?
李:我告訴你啊,我在北平出生,苦禪老人給取的名,燕京出生嘛,就叫我李燕。出生沒滿月,我母親就抱著我上濟南去了,為什麼呢?那個時候時局動蕩,你想啊,1943年。
徐:北京還是日本占領時期呢。
李:對,那時候叫北平,為什麼呢?遷都南京了,北京不但不是首都,而且還是淪陷區。先父李苦禪,那個時候參與了八路軍的地下工作,為了家屬安全,叫我們遠遠躲著去。就這樣我母親帶著我到濟南,住在回民區——到現在我也不喫大肉。
徐:那為什麼送到濟南呢?濟南有親屬還是……
李:有一個朋友。我們是山東人嘛,我父親在濟南的老朋友多了。我一直到什麼時候纔見到我爸爸,纔知道我爸爸長什麼樣兒呢?鬼子投降了,我母親抱著我回到北平,纔見到我父親。
徐:1945年鬼子投降。
李:反正回北京的時候我就懂點事兒了,讓我叫“爸爸”我就叫了。
徐:還有印像嗎,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樣兒?
李:最深刻的印像就是我爸爸那個禿頂——他比較早就禿頂了。還有他老拿著毛筆在桌上劃拉,後來纔知道這是畫畫。
徐:當時是住在哪兒啊?
李:西城的錦什坊街。可惜了,現在拆了。
徐:白塔寺對面。
李:對,裡頭是過去巡捕住的地方,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居民房,有點像兵營似的設計,因為離城門近嘛。那時候住在那兒,後來又搬家……反正我們當時可以說是居無定所。有人以為,李苦禪應該住一個大四合院,對吧?
徐:那可不,那麼大一個畫家,還不趁個四合院?
李:沒有,沒有,他這一輩子,曾經掙過不少錢,但是確實也沒留下什麼錢,他掙的這些錢都哪兒去了,咱們以後再說。
我們住過很多地方,最值得說的,就是1949年後中央美術學院的那個大雅寶胡同甲2號。這個門牌兒需要說,因為這可能是全世界大師級畫家最集中的一個宿舍院,長條形的。
徐:1949年後,那您那時就是7、8歲了。
李:那就很懂事了,我都上小學一、二年級了,一直上到四年級,都在那兒住。上東城根小學,原名是基督教女青年會小學。
徐:哦,教會學校?
李:對,但是這個教會學校是一個愛國機構,它是由中國基督教愛國三自委員會成立的。在抗戰時期,那還幫助過地下工作呢!
住在大雅寶胡同甲2號的時候,其他畫家的孩子們,他們的喫穿用玩,有的相當不錯。還有的時候到別人家裡看,有個比較,那很明顯,人家比較好,我家境就差點兒。孩子容易羨慕別人。隻要我一羨慕,我父親就衝我瞪眼:“不許羨慕,沒出息!”
徐:哦,那會兒您家比其他畫家還不如?
李:嗯,還不如。我家有什麼東西,我現在閉著眼想一想,一件一件都數得出來,就那些件,真沒什麼東西。我父親他愛收藏,那時候是收藏的大好機會。50年代啊,反封建,你要是家裡有硬木桌子、椅子,生怕被人說出身官僚,趕快處理了。
徐:那一般家裡都使什麼家具啊?
李:我說你都不信,跟單位總務科那兒借家具!床啊、椅子、凳子、桌兒啊,那都是普通的柴木做的。上頭還有小牌,那留著也是文物了,“中央美術學院家具多少號”。哎,就這個,這樣你家就像無產階級了。
徐:哦,“像”無產階級。
李:那時候思想都挺“左”的。但我父親他不怕,反正誰都知道他是農民出身,這早就不是秘密了,是吧?哎,你們不要,我要。一對兒清前期仿明的太師椅,多少錢?一對兒,三塊五。就算那時候三塊五頂現在三十五,那有什麼,三百五也不貴。
徐:三千五也不貴。
李:哎,你買不下來。尤其那個大八仙桌,清中期的,雕花雲龍束腰,那多少錢?是他教授工資的七分之一。哎,人民幣二十五塊。現在咱一個教授,甭說別的,我是清華大學教授,我這個七千塊,拿出一千塊來,我能買一個老榆木的八仙桌不?
徐:一千塊,您買一個三合板的差不多。
李:呵呵,你說得太慘了點兒,怎麼也得五合板的。
徐:,反正那時候這東西都便宜。那這大八仙桌兒現在還在家裡呢嗎?
李:都捐了,我們都捐給李苦禪紀念館了,無償捐獻。誰要看,上那兒看去。
徐:那時候住的房子不大啊?
李:很小。我父親這輩子住得最好的房子,是他晚年由國家關照,兩位副總理給批示分配的。那時候房子很緊啊,那都不是靠錢買,隻能靠國家分配。落實政策,王震副總理、谷牧副總理批的,分在南沙溝大院。樓上樓下,他工作室17平米,睡覺那屋15平米,跟我母親住一屋。
徐:那現在來看也是很小的房子啊。
李:很小的房子,沒有廳,還有一個9平米的小屋,保姆住著。有廁所、衛生間。哎,那苦禪老人就很滿足嘍,逮誰跟誰說:“哎喲,我現在可住得好嘍,我再也不用上公共廁所嘍,再也不用上外面泡澡堂子去了。”他一輩子對自己的物質生活要求很簡單,還能有這好房子住,這就千恩萬謝了。所以他這一輩子啊,可以講,大部分時間,跟這“高消費”仨字沒關繫。
現在都講究喫素身體好,是吧?我們那時候是淨喫素了。
徐:買不起肉?
李:節衣縮食。1949年前那個鈔票毛極了。那時候全家最有錢的誰啊?就是我。我的褥子底下,那時候平板床,硬嘛,褥子又薄,我墊著差不多一寸厚的鈔票,舒服著呢。現在你想試,你也試不著了。
徐:沒那個機會了。
李:因為1949年前那鈔票都成小孩玩意兒了,尤其是美國幫著印的那個金圓券,一不小心能把手剌了,咯噔咯噔的。
徐:那紙好。
李:紙好著呢,印得也好著呢,摸著油墨都有厚度,比現在鈔票一點兒都不差。小孩用它疊三角,“吧”,我把你的拍翻了,就歸我了。回家以後開水一燙,倍兒平。嘿,我墊在床底下,那彈性,真舒服。後來都攏火了,因為上頭有蔣介石像的暗光兒,還有“中華民國”字樣,那留著不是招事兒嘛。
徐:那您從什麼時候開始畫畫的呢?
李:孩子畫畫啊,是出自模仿。德亮你要是老在你兒子面前畫畫,他也想畫畫。
徐:但是拿毛筆畫,跟拿鉛筆畫,還是不一樣啊。您什麼時候開始能拿毛筆在桌上、在宣紙上畫呢?
李:你問這個話,就說明你沒受過這個苦。宣紙、毛筆,是小孩子用的嗎?不配!拿什麼筆?石筆,在地上畫。這地呢,我們住的不是那種四合院的青磚墁地,是老房子那種“水門汀”的地,那就算不錯了。
徐:就是水泥的地。
李:拿石筆畫。小時候我們老使畫石,干嘛呢?上課。那時候普遍都窮,弄點兒紙訂個練習本,該交作業的時候,正規的作業往本上寫,交作業。老師上課的時候,底下學寫字,算算術,用什麼?石板。現在都不賣那個了,就是房山出的那個石板。
徐:我都沒見過。
李:哎,你到房山那兒看,瓦都是那個做的。
徐:漢白玉?
李:不是不是,哪兒那麼好?一片一片的,那石頭也不太硬。
徐:頁岩?
李:叫什麼岩,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管它叫瓦片兒石,因為光看人拿它做瓦了。
徐:黑不拉嘰的。
李:黑灰色的。有的連那個四邊都沒有,有四邊的邊框那個,得去市場買。有的人直接到房山那兒起一塊石頭,把四邊磨磨,大人還得鑽倆眼兒,穿上線兒,擱書包裡頭。拿畫石做的筆,在這上頭寫。每個人還有一個小板擦。
我開始畫畫就是拿畫石在地上畫,反正我父親那兒畫什麼,我仿著畫什麼。畫的時間長了呢,就看著什麼畫什麼了。比如說我們住的那個地方離豁子口200米,到城外玩兒,什麼都不花錢,逮個螞蚱啊、勺螞螂啊、掛嗒扁(一種尖頭尖尾的蚱蜢)啊,粘個知了啊。還有小刺蝟,我會逮刺蝟,扎不著。
徐:那怎麼逮呢?
李:哎,刺蝟,你一逮它,它團一團,你下不了手。得用倆中指,從兩邊腰底下——那地方的毛軟啊——這麼一搭,搭起來了,帶一個口袋,給它擱口袋裡頭提溜回來。
徐:提溜回來養著玩兒?
李:從小大人就勸:咱們別殺生啊,這個讓你養,養不活。喂它點兒,時候長了,它不愛喫飯,就麻煩了。而且一到鼕天,它還得鼕眠呢,咱也沒這個條件,玩幾天就放了。
哎,東郊那兒還能看什麼?那時候環境還沒污染呢,護城河裡有碧綠金線兒的青蛙。兩邊就是野菜,那時候我會采野菜,尤其那野苋菜,野苋菜不是紅的,現在炒苋菜不是紅湯嗎?那個野苋菜是綠的,味道挺好的。你得會采。什麼時候采呢?得嚼得動的時候采。采回來之後啊,拿開水那麼一焯,剁吧剁吧,剁碎了,弄點蝦皮炒炒,拌個餡兒,包大菜包子,省糧食。這個也等於是玩兒了。
徐:那這些什麼苋菜,什麼蛤蟆呀,還有草蟲什麼的,您都照著畫麼?
李:哎,都照著畫。還有那個什麼菜園子,小時候好奇,咯噔咯噔咯噔,什麼聲音?一看,小驢在拉水車呢。我就在那兒研究水車怎麼畫,差點兒沒把手給掩了。
可以說一出城就能接觸農村生活。現在那一塊兒早就變成大樓了。雅寶路就是我們住的大雅寶胡同那地方,現在成了路了。
我小時候,特別愛城牆,那會兒城牆沒拆呢,城牆上頭就是我們孩子們的天地,大人看不見,管不著,當然也很安全,掉不下來。
徐:城牆怎麼上去呀?
李:我告訴你啊,快到齊化門那兒有一個馬道。那個馬道也是關著不讓人上的,但是孩子們呢,大人一般不怎麼管,也管不了。孩子們能鑽進去,鑽進去“騰騰”就上了馬道。一到了上邊,哎喲呵,是全放開了,那簡直是天地人三不管了!
徐:那會兒城牆上邊有垛口嗎?
李:有垛口。都有,極完整,沒人拆。
徐:因為我小時候,上過現在東便門遺址那個城牆,就在靠近崇文門那邊,有個地方能上去,但是上邊就沒有垛口了,就是半截城牆在那兒立著。
李:那時候就已經拆得差不多了。
徐:上邊全都是酸棗樹啊什麼的。
李:對啊,酸棗,誘惑力可大了,一不要錢,第二它通風,那個酸棗個兒大,好喫。現在有時候他們拿酸棗來,我一喫不行,不如我小時候那個。還有上頭逮的那個螞蚱,就是“登刀山”,個兒大。怎麼“登刀山”呢?你帶一個手絹,把它給兜起來,它那個後腿一蹬,感覺像是帶鋸齒的,把你手絹能蹬透了,所以還得帶一個廢窗紗做的小籠兒,底下都封上,上頭是用過去都穿的那個線襪子,廢襪子,拿著襪子脖兒那“邊兒”,縫上,上面繩一扎,你逮的螞蚱,放那裡頭。
徐:您那會兒上城牆,城牆上面已經都長樹長草了?它不是一馬平川的?
李:不是不是。老早就沒什麼人管了。
徐:上邊都是土路了唄?
李:上頭不是土。
徐:城牆兩邊是垛口,中間的地是什麼呢?
李:地也是磚。
徐:那這個樹怎麼長出來的?拱出來的?
李:拱出來的。那個磚都殘了,多少年也都不再用了,它確實也不再有防御價值了。那兒就是這些孩子們的天地,上那兒玩去,大人看不見。因為那時候不管認得你不認得你,大人都有管孩子的權利,你這兒淘氣了,那兒又違規了什麼的,旁邊隻要是個大人就能管你。
徐:甭管認不認識?
李:哎,那時候出去丟不了,也沒有多少流動人口,跑丟了有人給你送回來,哈哈。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有這麼一個環境,我出去玩回來就畫。我父親不管,你愛畫什麼畫什麼。
徐:那是多大歲數?
李: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
徐:就是您畫,他也不管?
李:哎,他不管,不指導。
徐:這個為什麼呢?
李:等我懂事之後,我父親纔講,說是孩子啊,天真,看什麼都新鮮,畫出來就有意思,你別老拿大人的意志去指導他。他說現在好些個大人教孩子畫畫,挺小挺好的孩子,讓他臨齊老先生,齊白石老人,很小很小就臨,還照著大人的畫畫,把孩子的天真就給泯滅了。他說在這個兒童時期,這一段,你就讓他由著性子畫去。有條件給他準備好點兒的工具,沒條件就準備差點兒的工具,你就讓他畫去。
確實,兒童畫都有趣味,這好像是人的天性。你給哪個孩子一個畫畫的工具,他都能畫得好玩兒。但是一般來說呢,到了9歲、10歲,慢慢地,兒童的那種童真就沒了。所以到這時候呢,我父親苦禪老人就說,可以開始受點兒基本功訓練了。所以我實際上到了13歲纔接受正規的訓練。
徐:哎,這個我們就特別想聽,作為一個大畫家,怎麼教自個兒的孩子啊?第一步是畫什麼?
李:這第一步啊,不是他教,是上當時美院附中辦的班,這個班有點近似於現在的考前班。那時候沒有禮拜六休假,就是禮拜天休息。禮拜天一早到那兒就報了名了,學費也沒那麼貴。美院附中的教師來教基本功,擺上靜物就開始畫,一棵白菜、倆土豆、一個蘋果……
徐:等於一開始學,不是學中國毛筆的水墨畫?
李:你等著,我還沒說呢。這個是色彩課,是水彩。還有就是什麼呢?素描課,畫的素描,畫球啊,畫圓錐啊,再後來就是畫這個分面的貝多芬像,就是上次我讓你畫的。再復雜一點兒,開始畫圓雕,圓雕就是整的,不是一半的那個。
徐:就是整個的一個大衛像,或者是老人像之類的吧?
李:大衛像還輪不上呢,那個太難了。為什麼引進來這些個石膏像?它分不同的教材層次用,有的相對容易一點兒,有的就相對難一點兒。那個大衛像,就得到相當程度纔能畫。還有一個,石膏像都是白的,是不是?那麼現在,一個老頭兒,真人坐在那兒,你把這個膚色得畫出來。可是素描,就是鉛筆畫,畫完得讓人感覺到皮膚和衣服質感是不同的。如果戴眼鏡的話,眼鏡腿兒和眼鏡片兒質感都不同。水平、難度逐步加深,很正規,很嚴格。
徐:那畫這些跟國畫有什麼關繫呢?
李:對日後用毛筆白描很有益,用素描概念去理解線,能很快地用線找到體積感和質感。可以說這個班如果辦得好的話,時間不必特別長,你學的都是真東西,是扎扎實實的真東西,讓所有學生受益,決不會誤人子弟。教師也認真,不像後來,我看有一些考前班,每人支一個畫架子,擺一個石膏像,或擺一個模特,你們畫去吧,老師半天不說一句話。那不行。
徐:我插一句,我有一個朋友是美院畢業的,他們這些剛畢業的學生,好多都去考前班當代課老師。人家學生呢,比如說畫這個分面,畫半天不會啊,著急啊。他在旁邊看著,不言語。學生也小,十幾歲,半個鐘頭了,還在那兒吭哧呢。他過去了:“你起來!”他往這兒一坐,30分鐘,把這個畫畫完了。站起來,“叭”把手裡的鉛筆一撅,“換一張紙重新畫!”孩子站那兒傻了,他畫下一個去了。好多考前班是這樣的。
李:反正我們那時候上課,老師就是及時地走在每一個人的座位那兒,給每個人仔細講。
徐:因為學美術,它和學理工還不一樣。
李:對。一個牛頓定律,你講不出花兒來,給多少人講它都是牛頓定律這點兒事。美術不行,一個學生一本賬。你徐德亮到我這兒來學畫,甄齊也來,倆人進度不一樣,情況不一樣,教師的指導方法、內容就不能一樣。
徐:您上課等於是孩子們都拿著畫架子在那兒畫,您去給每個人具體指導。如果是教理論,600人一塊兒上課也可以啊。
李:對,你教中國美術史,講八大山人,給多少人講都行。涉及具體技法,尤其是考前班,他主要是學技法,那必須認真對待。哪兒不對,他具體告訴你:“這兒形兒不太對,你拿大拇指比比,或者是拿鉛筆比比,垂直線,你以這個垂直線為基準,你看它偏多少,你自己比比,你說多少?”你畫得不對,“你看我給你這兒稍微動一筆,就加這一條線,就跟幾何圖的輔助線似的”。然後他再教其他人,一會兒繞回來了,再看你,“哎,這回差不多了”。每個人他都得記著。
我後來考進美院附中,1958年,我考進去了。我們校長是丁井文,原來在延安當過毛主席的衛兵。他也喜歡畫,在解放區就喜歡畫,還打過遊擊,進城以後,組織上就給他文化工作做,讓他組建了美術學院附中。那是我終生懷念的好校長。我還沒考附中的時候,他見著我就把我摟在懷裡頭,我印像裡那胡子茬兒挺扎人,“現在辦附中了,你進我們附中吧”。丁校長那人特別和藹可親。
他不但很會用人,而且他自己通過長期的研究實踐,成內行了。你不是內行怎麼領導這個專業?而且他親自上課。他作為校長,他挨著屋地串,這個客觀上起到了對教師的監督作用。不像後來,“文革”後,我看到一個情況:這個教師上課,沏一杯茶,且“滋兒”不完呢,出去加點兒水,且不回來呢。學生給他編順口溜兒:八點上課九點到,一會兒出去撒泡尿,十一點鐘報個到……然後什麼的。反正我也背不下來了,但願別流傳。
丁校長可不是,他作為校長,上課時在各個教室裡悄悄走。看著你有什麼問題了,也是讓你起來,他坐在你這個位置上看,他說:“你看啊,你畫的這個是圓雕,現在畫成高浮雕了。你沒把腦勺畫出來。”那學生就說:“我畫的前臉,怎麼還把腦勺畫出來?”“你這兒是沒轉過去啊,太實了,豈不是等於一刀把腦勺切了。你看,”他拿橡皮噌噌噌幾下,“給你虛一下,你看圓過去了吧?這道理明白吧?好,你再畫。”他這是啟發式的教育,又是親自動手教的,看人家這校長當的,多實在!
他在美院附中當校長,一過馬路就是他家,但他還是以學校為家,選擇了學校裡的一個小屋。那個小屋是早上不見東方紅,晚上不見夕陽紅,很小,一小桌、一小椅、一張床,他經常在那兒過夜、睡覺。那真是老延安作風,全力以赴。所以美院附中出來的,我們都覺得挺驕傲的。教師也個個好。你看這樣的校長帶出來的教師,肯定負責。再加上教師本身,那都是打徐悲鴻教育體繫出來的,都是非常負責任的。所以有好的校長太重要了,他決定了校風。我們挺沾光兒的。
為什麼我父親讓我考美院附中,從考前班到美院附中?他說:“國畫你先別輕易畫,你先把基礎打好了。”什麼基礎?一個是文化課基礎。我們美院附中按高中生的要求,連幾何都學。好些人都不理解,不理解不行,這是規定的,也得學。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就是繪畫基本功。那美院附中,要求基本功是真嚴,整個我們四樓都是素描教室,比別的教室都大。而且1958年那年,趕上了全國“大躍進”運動,是加一倍招生,原來是一個班35位,到我們那兒70位了。那真是要求得特別嚴。
那些教師們呢,他們的事業心表現在:我就是教基本功的,我就是教素描的,我就是教色彩基礎課的,特別安心。後來“文革”後,我發現有的老師不安於教這個了。這是給學生鋪路的呀,搭梯子的,對老師自己的名利沒好處。你說哪一個教素描的出名?畫張素描,標價一萬,有人買嗎?那個時候教師很稱職,自己分工就是教學生基本功的,就安於做這件事,踏踏實實。首先早上絕對不遲到,沒有學生待半天,老師纔進來的情況,沒有。到後來我當教員之後,也是這個早來的習慣。你擺模特什麼的,得自己先看。靜物有時候都擺半天,底下墊的那個襯布綢子都且得選呢,不是隨隨便便戳倆蘋果擱那兒了。
徐:就是說,學生從哪個角度看,他都有得畫。
李:對了。尤其是等到畫模特,大活人,那幾個姿勢怎麼擺,什麼年級擺什麼姿勢。好,你一年級擺一個“朝天鐙”,模特受不了,學生也畫不了,是不是啊?哎呀,我回想那三年,還住校,整個是軍事化管理,不許回家。禮拜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得準時回來。那有的同學還真是怕遲到,禮拜天晚上就回來了。晚上開夜車?不行,頭十點,還有一點兒時間,鈴“嘩啦啦”一響,你得趕快去上床,不上床就拉閘,房間裡黑的。早晨“嘩啦啦”鈴一響,五分鐘之內,緊急集合,在操場排一隊,向右看齊,稍息、立正,然後跑步。所以女同學都掉著眼淚把辮子剪了,沒時間扎小辮,就五分鐘之內集合。
徐:那會兒美院附中這麼嚴格啊?
李:哎,嚴格極了。
徐:這美院附中在哪兒啊?
李:在隆福寺,現在那個樓還在,後來後任領導給賣了。賣了之後給挪到哪兒去我也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我沒有感覺嘛!沒賣之前,我們校友回去,親切極了,走在樓梯上,那個回聲都覺得親切。想起來當年自己上課的時候,真是覺得對學校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那種回憶不是別處能夠代替的。賣了,換新地方,那不是地皮值錢嘛!包括老美院在王府井旁邊,原來是個日本小學,日本投降後徐悲鴻院長北上接收藝專,他看中了這個地方。他跟李宗仁關繫好,這地方正是李宗仁管轄範圍嘛,送他20多張畫,再加上過去就是老朋友,把那塊兒地方買下來了。那叫U字樓,U字形。可是90年代以後後任領導給賣了,搬到花家地去了。花家地有一個垃圾填埋坑,那最便宜,沒人買,愣買了。那坑,到現在也填不平,哪兒找那麼些土填去?你到北京周圍哪兒有土讓你挖,石頭子兒也不許你挖啊。所以那個坑上頭蓋的,你遠看,喲!這是哪兒啊?怎麼跟火葬場似的,建築是黑的,還起個煙囪。到裡頭一看,還有三層樓呢,臥在那兒了!那不是煙囪,那好像是為了現代審美,高出一塊來,似乎它也覺得太矮了,就是高出那麼一個橫截面是扁方的建築,就像大煙囪,隻是不冒煙,上頭還有一個沒有字的鐘,讓人一看這是干嘛?這是“送終”吶?
這個建築,平常看是深灰的,一下雨全是黑的。就是把原來美院那個小門牌兒給起下來以後,給安在那新美院的大門上頭當文物,還得臉朝裡。哎!咱不說了。當初徐悲鴻院長選在王府井旁邊,就是因為那裡有人氣,因為到大學就不是軍事化生活了,學生們自由時間多了,出來一轉彎,東安市場,東安市場有一個丹桂商場,書攤,舊書,工具書也挺多的,你要是買資料真是又便宜又好。我替我父親也買了不少,便宜極了。每個書攤跟每個書攤進貨途徑不一樣,所以各種書都多。還有些很有意思的東西,那有些是看得起買不起的。在王府井這條街,生活豐富,所以有的學生畫一個長卷,把王府井看到的各種人都畫在上頭。
旁邊是故宮,憑美院附中和中央美院的校徽,不要錢,進去就能學習。那繪畫館清靜極了,那時候能有兩三個人就不錯,還都是我們同學,在那兒臨摹。哪兒像現在,好家伙,扎堆兒排隊,大長隊,還得早領票,看《清明上河圖》。
徐:也就是這一個月,這個《清明上河圖》之後,又清靜了。
李:哎呀,真的,那時候清靜極了。哎喲,那會兒在故宮,我告訴你,我享受皇上待遇,那個安靜!徐悲鴻找這個地方,他不是沒原因的,學古有學古的地方,生活有生活的情趣,尤其1958年以後,不遠的中國美術館又起來了。所以學藝術這個人文環境特別重要,培養人纔要特別重視人文環境。為什麼“孟母三遷”呢?是給兒子小孟選個良好的人文環境,日後纔能成為“亞聖”孟子啊!好在,我趕上了王府井帥府園的美院,如今夢裡頭都是帥府園老美院,絕沒有大煙囪、沒字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