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於案例指導制度的規定》以來，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了七批31個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檢察院共發布了四批16個指導性案例。本書通過對兩高發布的指導性案例的具體分析，闡述了在司法實踐中各級人民法院對指導性案例的參照執行情況，並介紹了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判例制度，指出案例指導制度在我國剛剛起步，還很不完善，提出了其中的不足與需要完善之處，並針對實踐中的各種情形提出了具體對策和建議。《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研究》是國家項目的結項成果，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對案例指導制度研究的不足，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及相關人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研究》是陳興良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中國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
案例指導制度能增加法律規則提供的方式；改變法官思維的方式，不但對我國司法實踐有重要指導作用，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研究也將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影響到法學研究的知識形態。這種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專門研究指導性案例的論文會大量湧現，而且對法教義學研究影響深遠。
作為本項研究成果的階段性成果。2012年我們曾出版過陳興良、張軍、胡雲騰主編的《人民法院刑事指導案例裁判要旨通繤》上下卷，取得了近5000冊的市場銷量，本選題中引證注釋的很多內容，將與《編纂》相關聯。本選題的出版，會在司法實務部門引起高度重視，也會在法學研究領域得到關注。

陳興良，男，漢族，浙江籍，1957年3月21日出生。北京大學法學院興發岩梅講席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法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法治與發展研究院刑事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以及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等職。
1997年入選國家教委首批跨世紀優秀人纔培養計劃，並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當選第二屆“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2000年獲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2001年“中國司法制度與司法改革”項目獲北京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2004年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纔工程”國家級人選；2004年入選教育部文科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4年被評為北京市優秀教師；2005年“刑法課程教學方法改革”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2006年作為課程負責人的北京大學刑法課程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2007年獲美國犯罪社會學會國際學術獎；2010年獲日本刑法學會名譽會員稱號；擔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研究》首席專家。

第一編 基礎理論
第一章 案例指導制度的法理考察
一、案例指導制度的規範構造
二、案例指導制度的功能考察
三、案例指導制度的法理闡述
第二章 案例指導制度的沿革與建構
一、中國案例指導制度的沿革
二、案例指導制度的建構
第三章 指導性案例的法律效力
一、問題的提出
二、指導性案例的規範結構
三、指導性案例的遴選機制
四、指導性案例的裁判理由
五、指導性案例的可援引性
六、案例指導制度的發展完善
第四章 裁判要旨的學理分析
一、研究的緣起：實踐操作的亂像與學界關注的缺失
二、從裁判要旨的功能定位看其概念與效力
三、裁判要旨的本質與地位之曲解與辨正
四、裁判要旨的學理爭議與剖析
五、裁判要旨的類型劃分
六、結語：獨立與榮耀
第五章 指導性案例的功能反思
一、問題的提出
二、司法解釋的功能
三、司法解釋功能的反思
四、指導性案例的獨特價值
五、指導性案例與司法解釋的關繫
六、結論

第二編 實體制度
第六章 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難題與前景
一、目前已發布的刑事指導案例的問題點
二、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難題
三、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前景
第七章 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困境與完善
一、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價值
二、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困境
三、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完善
第八章 民事案例指導制度的功能與結構
一、引論
二、案例指導制度的功能預設
三、指導性案例體現的功能
四、裁判文書的結構與判例的生成
五、以審級制度為支撐的判例功能實現
六、結語
第九章 檢察機關案例指導制度研究
一、引言
二、檢察機關案例指導制度的法理基礎
三、檢察機關案例指導制度的規範研究

第三編 司法實踐
第十章 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考察
一、案例指導制度的生成
二、案例指導制度的運行
三、案例指導制度的展望
第十一章 用實踐理性指導案例指導
一、導論：案例指導與實踐理性
二、發現問題纔能正確指導
三、解決問題纔能有效指導
四、不制造問題纔能安全指導
第十二章 案例指導制度的誕生與適用
一、案例指導制度的誕生
二、案例指導制度的適用
三、案例適用保障機制
四、結論
第十三章 指導性案例的適用技術：類似案件的判斷
一、現有觀點及存在的問題
二、判斷類似案件的觀念與理論基礎
三、確定與運用比較點
四、相關類似性判斷的規則與邏輯
五、有關中國指導性案例的類似性判斷
第十四章 案例指導制度的個案研究
一、受賄罪的司法認定案例研究
二、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案例研究
三、故意殺人罪的手段殘忍案例研究
四、聚眾鬥毆罪的不起訴案例研究

第四編 域外借鋻
第十五章 英國判例法
一、概述
二、判例報告
三、遵循先例的原則
四、先例的要素
五、司法技藝
六、英國判例法的相關理論問題
第十六章 日本判例制度
一、日本裁判所簡介
二、判例的界定
三、判例的提煉
四、判例的變更
五、判例與學說的關繫
六、結語
第十七章 德國判例制度
一、德國法院體繫概述
二、德國的判例編纂傳統
三、判例在德國法秩序中的地位
四、判例的偏離及其報告制度

代跋 司法統一視野中的案例指導制度
一、問題的癥結：自說自話
二、司法不統一的真正原因：法律共同體的缺失
三、案例指導制度能實現司法統一嗎？
四、判決書說理與司法統一
五、與判決書說理相關的問題
六、如何進行判決書說理：判例法的啟示
七、結論：案例指導制度的未來建構

應該說，中國古代法具有成文化的強烈衝動，這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判例制度的建立。我國學者提出了成文化意味著判例消亡的命題，指出：“從成文法的角度看，吸收判例的過程就是改造消滅判例的過程。而從判例的角度看，融入成文法的過程也就是自我異化消亡的過程。判例上升為條例，是判例的異化。沒有這一步，判例無從進入成文法體繫。而進入成文法體繫，也為其消亡創造了條件。‘我已經不再是我，而你卻依然是你。’成文法得到了滋養，變得更加豐滿，而判例則喪失了其存在的根據。這就是古代判例的最終命運。”①這裡的“我”是指判例，“你”則是指成文法。判例一旦融入法典，就失去了自我，就轉變成為成文法，這是對中國古代判例命運的生動描述。
如上所述，若我國古代法中的例並非判例，是否還存在其他判例形態呢？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觀點：雖然否定例是判例，但卻認為例是我國古代判例法和成文法中間狀態的法律淵源。②這一觀點是以我國古代存在判例法為前提的，例如把清代的“成案”和“通行”視為判例。我國學者指出：“清代從判例到條例的過程大體是：判決→成案→通行→定例。清代一個具體的判決並不必然成為後來同類案件的先例，但‘成案’與‘通行’是判例，區別是‘成案’具有說服力，‘通行’具有拘束力，‘定例’已經上升為成文法，隻是這種成文法的穩定性比律條低。”③以上論述正確地指出了從判決演變為定例的我國古代成文法形成路徑，但能否把“成案”和“通行”都稱為判例，筆者認為尚需進行具體分析。“成案”繫例無專條、援引比附加減定擬之案。④因此，“成案”相當於法無明文而類推適用的案例。除非被確定為定例，“成案”在清代是明文禁止引用的，怎麼能說是判例呢？至於“通行”，即《刑部通行章程》，繫律例內所未備載，或因時制宜，或隨地立法，或欽奉諭旨，或奏定章程，均宜遵照辦理者也。⑤由此可見，“通行”相當於法律規定不明確而制定的司法解釋，這是一種層次較低的規則。有些“通行”是依附於案例的，是從案例到條例的過渡形態。其中，條例已經與案例相分離而完全具備了成文法的特征。“通行”則尚與案例相糅雜，沒有完全從案例中分離出來。《刑案彙覽凡例》在論及其所錄入的“通行”時指出：“通行年起，至道光十三年止，除業經纂定條例，引用已久，無須查看原案者不錄外，年至嘉慶十四年……嘉慶十五年至道光十三年……共計集入六百餘件。”由此可見，《刑案彙覽》錄入的“通行”沒有上升為定例，還須查看原案。在此，作為規則的“通行”確實具有一定的判例性質，這也是不可否定的。當然，這些“通行”在司法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應該是較小的。由此可見，我國古代判例或許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發揮過作用，但還不能說我國古代形成了與成文法相對應的判例制度，更遑論存在判例法。
在我國目前司法活動中，司法解釋的功能類似於古代條例，隻是形成機制不同而已。司法解釋和條例都是比法律的效力等級低，並且具有細則化功能的法律樣式，在司法活動中起到重要作用。甚至古代條例所具有的那些缺陷，例如以例破律、以例代律等，在司法解釋中都是存在的。當然，司法解釋是采取類似於立法方式制定的，它具有成文法的一切特征。而條例是從案例中形成的，它雖然也是一種成文法，但與案例之間仍然存在著臍帶關繫。
我國的案例指導制度，就其構造而言，筆者認為與古代條例是不同的，即使把條例誤認為判例，兩者還是不同。這種區別主要在於：案例指導制度中的指導性案例，是以案例形式而非規則形式出現的，案例指導規則隻是作為案例的一部分依附於案例而存在。這樣，指導性案例具有判例的形式特征，它是一種判例而不是司法解釋。不過，我國目前的案例指導制度卻與清代的“通行”具有一定的類似性，這主要表現為規則與原案的依存，規則經過最高司法機關的批準。隻是“通行”，是從成案向條例演化的中間形態，而案例指導制度則是一種獨立的規則載體。當然，根據目前對案例指導制度的設計，指導性案例是經過嚴格遴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因而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特征。因此，我國目前的案例指導制度與大陸法繫國家的判例制度也是不同的。應該說，頒布是成文法產生的形式特征，成文法隻有經頒布纔有效，未經頒布則無效。而判例本身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因而隻是法官自行選用的問題，而不存在頒布的問題。甚至在不同的判例以及前後的判例之間，可能在裁判結論上也是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判例具有似法而又非法的特征。所謂似法，是指判例提供的規則對於本案具有法律效力，並且為此後的判決也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規則。所謂非法，是指判例畢竟不是法律，它對此後的判決隻具有參考作用，而不是必須遵循的法律規範。正是在這種似法非法之間，判例能夠發揮其獨特的作用。但我國目前采取頒布形式出現的指導性案例，具有行政性特征，雖然兩高強調指導性案例不具有法律效力而隻是參照執行，但其法律特征還是十分明顯的，判例的獨特性可能會被遮蔽，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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