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的界定
外交危機（diplomatic crisis）的概念最初由歷史學家提出，但他們並沒有揭示這一概念的準確含義。關於危機概念發展歷程的出色討論，參見Ralph Starn,“Historian and Crisis,” Past and Present, no. 52 （August 1971）, pp. 322。最近，國際危機引起強調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的政治學家的興趣，他們試圖給出更為嚴謹的定義，希望使之成為一個更有用的分析工具。
正如社會學中大多數重要概念一樣，國際危機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可以想像，每位研究人員都是根據個人喜好或研究側重來定義這一概念的。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在《社會學國際百科全書》中對危機的諸概念進行評估後，認為它們“要麼極為精確和具體，從而無法廣泛應用到很多其他情況、組織和課題，要麼缺乏意義上的限定以致很難區分危機與非危機。
盡管如此，大多數危機定義仍然具有很多共同要素，其中包括威脅感知、決策者的焦慮增加、可能發生暴力的預期，以及必須在壓力環境下基於非完全信息做出重要及影響深遠的決策等。許多研究危機的學者一致認為，危機是一種緊急而非長期現像，對危機存在的認知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以上特點使危機決策與外交決策過程不同。許多定義還強調某種國內或國際穩定，認為危機是造成不平衡或不穩定的情況。
雖然上述情況對於思考危機的性質很有幫助，但是它們並沒有提供在實證條件下一個充足的標準來區分危機與非危機。因此，有必要確定一個相對簡單，同時具有可操作性的定義來界定本書的主題內容。本書接下來的危機定義證明與格倫·斯奈德和保羅·迪辛在他們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概念類似。
在闡釋這一定義之前，應當指出本書的研究僅限於嚴重的對抗和危機，即至少危機一方認為戰爭的可能性非常明顯。查爾斯·麥克萊倫提出了“嚴重的”國際危機的概念，用以區分看似具有戰爭威脅的對峙和那些被認為不大可能引發戰爭的對峙。Charles A. McClelland，“The Acute International Crisi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182209.此類案例與本書研究的首要關注最為相關，即為什麼一些危機被解決了，而另一些危機則導致戰爭。比如，慕尼黑危機、柏林危機（1948—1949年）和古巴導彈危機就吸引了筆者的關注。相對而言，筆者對1958年臺海危機和1961年柏林危機則並沒有給予關注，因為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危機任何一方認為戰爭的可能性是非常嚴重的。以1958年臺海危機為例，研究該危機的一名學者就評論指出：“如果這是一場戰爭邊緣危機，那麼它隻是一場彼此小心翼翼的戰爭邊緣危機。”當然，一些讀者可能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為滿足研究的目的，本書提出，一場國際危機應由三個可操作性的標準來界定。這些標準具體描述如下：
1. 一國決策者認識到另一國際行為體的行為或威脅要采取的行動，嚴重損害了本國的國家利益、討價還價聲譽，或者保持政治權力的能力。
一場危機可以由上述威脅中的一個或幾個因素共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與美國之間爆發的幾次危機，都是由德國潛艇襲擊盟國或中立國的運輸船造成的。威爾遜總統被迫做出反應，因為他相信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處於危險之中。相比之下，俄國政治精英在波斯尼亞危機和七月危機中對威脅的感知，主要是與國家討價還價的聲譽相關。俄國領導人相信，如果他們默認奧匈帝國摧毀塞爾維亞的話，沙俄帝國將會不被人們視作一個大國。
政策制定者的行為通常不止有一種動機。比如，對至關重要利益威脅的感知還會威脅到國家討價還價的聲譽，從而可能會危及領導人繼續執政的可能性。不同的領導人對這些成本的評估也不相同。美國決策精英在發現古巴的蘇聯導彈基地後的反應，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古巴導彈危機可以說是由這三種威脅共同所造成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堅持認為，蘇聯導彈進入西半球將會使蘇聯的第一次核打擊能力增加一倍，從而打破戰略現狀。國務卿臘斯克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對這一看法則不以為然。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麥克納馬拉對於蘇聯導彈部署所產生的政治影響並不是很關注。而臘斯克則強調蘇聯導彈基地對國家討價還價聲譽的影響。他公開表示擔心，美國如果不能捍衛其公開承諾，即若允許古巴擁有進攻性武器，那麼蘇聯將會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戰美國的其他承諾。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大使也非常有力地提出這一觀點。他曾引用列寧的話形像地把蘇聯的擴張邏輯比作刺刀搏殺：“如果你擊到的是鋼鐵，就後撤；如果你擊到的是軟綿綿的東西，繼續前進。
波倫的觀點給肯尼迪總統留下了深刻印像。他還充分意識到自身在古巴這一話題上的脆弱性，因此他對在古巴發現蘇聯導彈可能造成的國內影響極為敏感。10月16日，當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告知肯尼迪總統U-2偵查照片顯示蘇聯正在古巴建設導彈發射場時，總統最初的表情是大喫一驚，同時他的擔憂也表露無遺。肯尼迪總統憤怒地大聲吼道：“他不應該這樣對我！肯尼迪總統認為，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是赫魯曉夫本人對他的挑戰，是要讓他付出個人代價。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他一直敏感地看待這一政治問題。比如，在封鎖期間，他詢問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為什麼他們要冒與蘇聯發生戰爭的危險。他弟弟則回答道：“我覺得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不僅如此，如果你不這樣做，就有可能會被彈劾。”肯尼迪總統對此表示同意，回答說：“我也是這麼想的，我可能會被彈劾。
2. 政策制定者認識到他們應對威脅所采取的行動（除投降外），將極大提升戰爭的可能性。
第二個要素是被認知的風險性。這是危機區別於他者的一個本質特征。在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或現實的威脅時，必須伴以這樣一種信念，即任何可能應對這一威脅的行動，都有可能會冒戰爭風險。對風險的認識形成危機所特有的緊張與壓力。在被卷入的危機當中，政策制定者幾乎總是會談到風險因素。他們感到自己不得不在一個與日常情況非常不同的決策環境中采取行動。古巴導彈危機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當獲悉在聖克裡斯托巴爾發現蘇聯導彈發射場後，大多數美國官員的最初反應是兩個超級大國瞬時處於戰爭的邊緣。時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裡克（Roswell Gilpatric）是第一個得知U-2偵察結果的政府官員。他認為美國和蘇聯站到了“決定性對抗”的起點上，因為肯尼迪總統不可能容忍蘇聯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Elie Abel, The Missile Crisis, p. 29.迪安·臘斯克（Dean Rusk）的反應與其類似。當時他正在國務院主持招待德國外交部長的晚宴。於是他把保羅·尼采（Paul Nitze）拉到一旁，討論這一事件的影響。尼采回憶到：我們小聲地討論了可選擇的方案，以免讓德國人聽到。總統已經說過，我們將不能容忍蘇聯在古巴部署進攻性導彈。我們兩人知道五角大樓為實施入侵或空襲已經準備好了應急方案。但沒想到，預想的緊急情況會突然成為事實。我們都感到，方案一旦實施，將在世界範圍內造成嚴重的甚至不可預測的後果……我們很難想像，蘇聯不會在伊朗、柏林甚至越南方向采取敵對行動以進行反擊。因此，我們一致認為，美國必須三思而後行，不能僅僅根據已有應急方案采取行動。這段兩人私下對話生動地描繪出危機的特有困境：如何捍衛自己的承諾而又不挑起戰爭。臘斯克和尼采推斷，美國不會接受蘇聯在古巴的核存在，但是確信美國任何摧毀或對基地去功能化的行動將會引發蘇聯的報復。沒有任何人願意想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保護核心利益需求和避免戰爭需求之間的張力，造成高度緊張的精神壓力，成為隨後危機日子裡的顯著特點。為了紀念這段經歷，肯尼迪總統給參加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Ex Com）討論的每位成員贈送了一個銀色紀念章，上面是一個1962年10月份的日歷，其中危機中的13天比其他日期鐫刻得深一些。正如伊利·埃布爾（Elie Abel）觀察到的，這個紀念章上不需要題字。
3. 政策制定者認識到自己必須在時間緊迫的局勢下采取行動。
由於一些危機的持續時間非常短暫，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艱難決策，從而可能對決策過程的性質產生重大影響。一些研究者把高風險和短暫反應時間所帶來的壓力描述為危機的基本特征。比如，奧利·霍爾斯蒂（Ole Holsti）就采用了這樣一種定義，認為“在危機引發的壓力環境下制定政策很可能與其他情勢下的決策過程有很多的不同”。他斷言，這些不同可能抑制了決策者在外交政策制定上的有效性。
如前所述，當前文獻中對時間緊迫的強調，大多來源於人們喜歡選擇對七月危機和古巴導彈危機進行案例分析。這兩場危機的時間都極為短暫，但整體上看，它們並不是20世紀的典型危機。如表1.1所示，大多數危機持續時間明顯較長。其中，一些危機持續時間尤其長且形勢極為嚴重。美西古巴危機持續了150天，最後走向戰爭，壓力達到頂點的時間為63天（從“緬因”號沉沒到美國宣戰）；蘇聯與芬蘭的危機持續了189天，最終也導致戰爭，壓力達到頂點的時間為30天（從蘇聯發表領土要求到對芬蘭發動進攻）；柏林危機持續了311天。與政策制定者面對的能源問題和人口問題相比，危機決策者確實處於苛刻的時間壓力下。因此，把時間緊迫當作危機的基本特征，用來區分危機和長期威脅是有用的。而且，在時間感受十分緊迫的危機中，危機對決策具有深刻的影響。
本書的結構
在我們進行危機分析之前，應該先交代一下本書的框架結構。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探討前言中所提出的某一研究領域。
第一部分詳細闡述了危機的類型。它包括三章，分別探究三種危機類型的起源和特性。分析表明，這三類危機與迥異的國際和國內條件相關聯。釐清這一點，是對危機發生進行預測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包括四章，主要分析危機引發的結果。它提出問題，即為什麼一些危機得到解決，而另一些危機則走向戰爭。考察這一問題首先要從危機本身的性質入手，因為不同類型的危機的解決模式不同，然後再從主要危機方決策過程入手進行分析。
第三部分是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主要關注危機與宏觀國際關繫模式間的關繫。案例表明，危機可以強化或減少國家間緊張與敵對關繫的深層次根源。它既可以使決策者相信，未來戰爭的可能性會更大，也可能是原有敵對國家間和睦親善的催化劑。筆者將在這一部分探究危機造成這些不同影響的主要原因。
上述框架清楚表明，本書研究是以問題為導向，其目的是讓學者及政策制定者們認清危機決策中的某些陷阱。盡管我們的危機研究非常倚重心理學的洞察，但單一的方法或理論都無法勝任這一任務。正如格雷阨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研究古巴導彈危機時所表明的，他所采用三種方法中的每一種都可提供一些獨特的視角，但是隻有幾種分析模型一起使用時，纔能更好地理解和洞悉危機決策的復雜現像。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我們可以把危機比喻成切割精美的寶石。為了完整地欣賞這一寶石，人們必須從多種角度來觀察它。因此，本書的研究將運用心理與認知理論、溝通理論、組織理論，以及政府政治模型和精神動力學等不同視角的理論工具。依據這些研究視角所提出的假設將按照需要加以運用。誠然，這樣一種多視角的研究方式看上去一定會稍欠精致，但在作者看來，它對分析國際衝突本質和過程提供的真知灼見，已遠遠彌補了它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