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年度好書
巴爾干問題的經典之作
揭開歐洲的秘史
一帶一路的必經節點 不可略過的史鋻

巴爾干半島為什麼會被稱為“歐洲火yao桶”？為什麼這個地區會成為歐洲動蕩的地方？著名地緣學家在遊歷巴爾干諸國的深沉旅行中，回顧了巴爾干地區的漫長歷史，以深刻的洞察力、以冷靜犀利的紀實筆觸，呈現了這一地區復雜的歷史變遷和民族關繫以及背後大國勢力的競相角力，從奧斯曼征服到科索沃戰爭，巴爾干一直扮演著歐亞政治版圖變化的重要力量。

羅伯特·卡普蘭美國著名智庫Stratfor公司的首席地緣政治分析家。1952年生於紐約，長期為《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共和》《華爾街日報》《國際利益》等媒體撰寫評論，出版的著作有《阿拉伯人》《地球末日》《帝國的野蠻》《地中海之鼕》《季風帝國》《地理的復仇》《在歐洲的陰影下》《南海困局》等。
譯者簡介 趙秀福 山東大學外語學院教授，翻譯作品《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杜威：宗教信仰與民主人本主義》《批評與文化理論種的關鍵問題》等。

目錄

序曲：聖徒、恐怖分子、鮮血與聖水

第一部分
南斯拉夫：歷史的前奏曲
第1章 克羅地亞：“於是他們就可以去天堂”
第2章 舊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巴爾干“西岸”
第3章 馬其頓：渴望摘星的手
第4章 白色的城市及其預言家

第二部分：羅馬尼亞：拉丁人激情的釋放
第5章 布加勒斯特雅典娜宮酒店
第6章 多瑙河的煩惱之角
第7章 摩爾達維亞：習慣於仇恨
第8章：德拉庫拉的城堡那邊的土地：布科維納有壁畫的修道院
第9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聲音
第10章 特蘭西瓦尼亞的故事： 花衣吹笛人的孩子回到了哈默林
第11章 最後的一瞥：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

第三部分：保加利亞：來自共產主義的拜占庭的故事
第12章 他人身體的溫暖
第13章 友誼的代價
第14章 惡與善

第四部分：希臘：西方新娘，東方新郎
第15章 告別薩洛尼卡
第16章“佐巴，教教我。教我跳舞吧！”
第17章 秘史

尾聲：通往阿德裡安堡之路

紅衣主教：聖人與魔鬼


1 他自律到不去親吻自己的未婚妻

斯蒂匹納茨的魂靈成為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之爭的重要符號，而這個巴爾干地區最大的、最關鍵的民族仇恨都圍繞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之爭展開。

斯蒂匹納茨紅衣主教是克羅地亞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的風雲人物，被當作打擊九十年代塞爾維亞的風雲人物米洛舍維奇的武器，反之亦然。在薩格勒布，因為歷史沒有移動，所以，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似乎仍然與現在一樣。在歐洲，如果要說在什麼地方納粹戰爭犯罪的遺留問題尚未得到實質性的解決，那麼，這個地方就非薩格勒布莫屬了。
“薩格勒布”的意思是“在山的後面”，山通常是城市的上區所在地，上城則控制著地勢較低的下城。在山的高處，是俯瞰下城、堅固結實的薩格勒布大教堂。這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小克裡姆林宮，在13世紀被祝聖，19世紀末得到整修。該教堂是巴爾干最大的羅馬天主教建築，並且是薩格勒布大主教管轄區所在地。

斯蒂匹納茨於1898年出生在薩格勒布西部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是家中8個孩子中的第5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學習農藝學，並成為天主教學生聯誼會的積極成員。1924年，他解除了與一位當地女孩的婚約，成為神職人員，隨後七年，他就讀於設在羅馬的、耶穌會會士管理的著名的格裡高利大學，而他富有的父親恰好也能負擔得起他上學的費用。畢業時，斯蒂匹納茨要求被派到一個小的教區。但是（毫無疑問，這應歸功於他的學術資歷），薩格勒布當時的大主教安頓·鮑爾安排這位32歲的天纔到大教堂的檔案室工作。

年輕的斯蒂匹納茨發現，他在天主教學生聯誼會的伙伴遠遠不夠虔誠。在他成為神職人員之前的訂婚儀式上，斯蒂匹納茨甚至拒絕親吻他的心上人，並說：“這不符合聖禮。
根據斯蒂匹納茨自己的日記，他認為天主教關於純潔性的理想也應當傳播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他說：“如果有更多的自由……塞爾維亞二十年之後將是信仰天主教的。”


2 聖人與魔鬼
關於斯蒂皮納茨，克羅地亞人視之為英雄、聖人，而塞爾維亞人則視之為屠夫、戰爭罪犯。南斯拉夫政府裡的一位官員在貝爾格萊德告訴說：“我們的判斷是確定的：斯蒂匹納茨是一個內奸屠夫——名義上是神父，一隻手為人們洗禮，另一隻手卻用來殺戮。”這位官員接著告訴我，天主教的神父們如何在斯蒂匹納茨的指揮下，在克羅地亞的恐怖分子要處決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之前的幾分鐘，主持宗教儀式對他們進行強迫性的集體皈依，“於是他們就可以上天堂”。

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於年通貨膨脹率增長數十倍，貧窮的壓力逐漸加大，南斯拉夫聯盟分裂的趨勢日益明顯，原本就有衝突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越發難以調和，到了劍撥弩張的程度，因此，人們就從越來越多的層面來解釋斯蒂匹納茨問題。
1989斯蒂匹納茨的私人日記節選在周刊雜志《達納斯》（Danas）上發表。日記所顯示出來的斯蒂匹納茨，盡管是一個在羅馬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卻深受農民迷信思想的影響，而且相當看重共濟會的陰謀之類的觀念。
斯蒂皮納茨在二戰年代擔任過大主教，與此相關的諸多事實遠比其他任何單個的問題更具影響力，使得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因而也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心理上產生分裂。


3 與納粹的曖昧和決裂

1941年4月10日，緊跟著德國和意大利的侵略之後，法西斯主義的烏斯塔沙（Ustashe）就宣告成立“獨立的克羅地亞國”。斯蒂匹納茨大主教的反應是“愉快的”，因為他覺得，在克羅地亞首次與羅馬教會建立聯繫第13個百年之際創立一個“自由的”克羅地亞是上帝的恩寵。4月16日，他正式拜訪了烏斯塔沙領導人安特·帕甫裡奇（Ante Pavelic）。
斯蒂匹納茨並非喜歡甚或相信德國人，他把納粹的意識形態稱作“異教的”思想。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已經萌生了難以釋懷的對於共產主義思想的恐懼；而且，和與他同時期的梵蒂岡的官員一樣，他一想到那種意識形態，就想到了俄國的東正教，並進一步聯想到了塞爾維亞的東正教。

到1937年，斯蒂匹納茨已經明白了納粹是如何把他從小所熟知的傳統的排猶主義轉化成一種更為極端的東西。因此，從那以後，排猶主義的材料就從《天主教要聞》的激烈言辭和論述中消失。
可悲的是，這樣的模稜兩可是這位大主教的典型風格。例如，當烏斯塔沙的掌權者在攫取權力一個月之後，下令所有的猶太人佩戴特殊的徽章時，斯蒂匹納茨私下向內政部長安德裡賈·阿圖科維奇（後來在美國尋求庇護）建議說，也許猶太人應當被要求花錢購買徽章，從而補償國家的生產成本，但不必非佩戴不可。斯蒂匹納茨接著要求所有針對猶太人和塞爾維亞人、尤其是兒童的措施，都應當以一種“人道的”方式執行。
在那一關鍵的節點上，斯蒂匹納茨的幼稚麻痺了他的感覺，以至於他的意識處在近乎於盲目的狀態。當他歡迎烏斯塔沙政權的時候，他說：“由於了解今日左右著克羅地亞人民命運的這些人……我們相信並期望，在我們獲得重生的克羅地亞，教會能夠在完全自由的狀態下清楚地表明永恆的真理和正義這些無可爭辯的原則。”
這位大主教顯然沒有意識到，烏斯塔沙控制下的克羅地亞不過是遊走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間的一個傀儡國家。斯特拉·亞歷山大在《三重神話》中注意到：“有兩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無誤的。他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甚於任何東西；他發現，很難踏實地相信克羅地亞邊界之外的任何東西是真實的，當然這始終不包括聖座在內。”
當烏斯塔沙的法西斯小分隊在鄰近的波斯尼亞把塞爾維亞東正教的婦女和兒童扔下懸崖的時候，當阿道夫·希特勒的軍隊正在大舉進攻莫斯科，建立集中營並犯下各種暴行的時候，斯蒂匹納茨依然在頗為堅定地宣告：“整個文明世界，都在與共產主義進行戰鬥，因為它不僅威脅到了基督教，而且使整個人類的積極價值岌岌可危。”

大規模屠殺的報道逐漸讓斯蒂匹納茨感到痛苦不堪；結果，他慢慢地開始認清了真相並發出自己的聲音。1942年3月，在對學生的一次講話中，這位大主教聲明說：“如果對履行上帝的戒律缺少毫不含糊的尊重，自由就是一種空洞的假像。”在1942年4月的一個禮拜天，斯蒂匹納茨手拿面包和鹽在薩格勒布大教堂的臺階上迎候獨裁者帕甫裡奇。斯蒂匹納茨盯著獨裁者的眼睛看了一會兒，然後鎮定而威嚴地說：“第六誡說，你不應當殺戮！”不可一世的帕甫裡奇暴怒不已，拒絕進入大教堂。

1943年3月，當烏斯塔沙命令所有剩下的猶太人都去警察局登記時，斯蒂匹納茨在一次面向公眾的布道中宣稱：“每一個人，不論他屬於什麼種族或民族……內心都攜帶著上帝的印記，因而擁有任何世俗的權力都不可剝奪的權利……”

六個月之後，斯蒂匹納茨說得更為直白：
天主教根本不知道有什麼種族天生就是統治者，什麼種族注定就要受奴役。天主教所知道的任何種族和民族都是上帝的創造物……在天主教看來，中部非洲的黑人和歐洲人一樣，都同樣是人……因為犯罪而槍殺成百上千人質的體制（烏斯塔沙就經常這樣做），是一個根本沒有任何信仰的體制
終於，在大屠殺進行到中途的時候，這位大主教開始公開地與烏斯塔沙對峙。雖然遭受法西斯分子的不信任，斯蒂匹納茨仍然拒絕了所有逃避到羅馬的機會，盡管他完全清楚，不論哪一方獲得了暫時爭鬥的勝利，他都會被當作現成的替罪羊。他也沒有完全斷絕與烏斯塔沙政權的聯繫，盡管他也知道，這樣做會保全他的名聲。根據亞歷山大的說法，斯蒂匹納茨覺得，公開地與烏斯塔沙分道揚鑣，會使他“無力幫助任何人；而最重要的事情是挽救任何可以被挽救的一切”。隨著曠日持久的戰爭的拖延，斯蒂匹納茨越來越得到了猶太人、塞爾維亞人和抵抗人士的信任，他們把他當作無望的地獄之中僅存的孤零零的同盟。

另一方面，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天，斯蒂匹納茨仍然在組織反對宣誓效忠的遊行，並繼續相信烏斯塔沙運動存在“誠實的”一面。一張照片顯示，晚至1945年2月22日，斯蒂匹納茨仍在與獨裁者帕甫裡奇握手言談。他對待共產主義的態度是直接的、頑固的，絲毫也不顧及這樣的態度給他自己或他人可能帶來的危險；然而，他對待烏斯塔沙反人類罪行的態度，卻充滿了一再的妥協和矛盾的行為，因而讓人難以捉摸
在戰爭期間，他把一個猶太教拉比及其家人藏在大教堂之中。他遇到了烏斯塔沙的前警察局長，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幫忙掩護他躲避追捕。



4 為他人而戰

鐵托使斯蒂匹納茨成為克羅地亞的殉難者。1945年，鐵托佯裝不知斯蒂匹納茨早先對於烏斯塔沙的支持以及許多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在詹森諾瓦集中營裡與屠殺者的合作，兩次與斯蒂匹納茨會面。在這兩次會面時，他試圖脅迫大主教成立獨立於梵蒂岡的“國家天主教教會”，從而能夠像南斯拉夫的東正教教會一樣，對政府俯首帖耳。盡管斯蒂匹納茨很痛苦地意識到鐵托掌握著他與烏斯塔沙有聯繫的證據，但他仍然拒絕受鐵托的敲詐。他不僅沒有與梵蒂岡決裂，反而繼續譴責政府。斯蒂匹納茨的被捕和把他當作“戰爭罪犯”進行的裝模作樣的審判發生在1946年。
在波斯尼亞發生的強迫東正教教徒皈依天主教事件，激發了塞爾維亞人的嗜血欲望，也為政府毀滅大主教提供了手段。
事實上，在大部分暴行發生的波斯尼亞，斯蒂匹納茨絕對沒有辦法約束那裡的神職人員。
鐵托的公訴人對這類細節並不感興趣。他於1946年9月26日在一次演講時解釋說：“我們逮捕了斯蒂匹納茨，我們還將逮捕所有反抗現在事態局勢的人，不管他喜歡還是不喜歡。”隻有這時候的鐵托纔是誠實的。曾是鐵托內部圈子成員的米羅萬·德熱拉斯在事後說，斯蒂匹納茨“如果不是繼續阻撓新的政權，是不會因為他在戰爭中的行為以及他與克羅地亞法西斯領導人安特·帕甫裡奇的合作而被審判的”。
他被判在以上問題上都有罪。他在孤獨的監禁中過了五年，然後被流放到他的原籍卡拉西克村。
1952年，由於認識到斯蒂匹納茨對一個鐵托壓迫下的教會的價值，教皇庇護十二世任命他為紅衣大主教。從那以後，所有來自梵蒂岡的跡像都表明，它始終把斯蒂匹納茨當作對抗鐵托政權的英雄。

斯蒂匹納茨說過，他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即便烏斯塔沙不殺他，鐵托主義者也會殺死他。由於最初政治上完全的盲目性，斯蒂匹納茨已別無選擇，他自願去做獻祭的羔羊，並不是出於魯莽的自以為是，而是為了他人去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