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與私人訴訟》書中涉及的領域包含公司、證券、消費者權益、環境保護、行政法及程序法等方面，貢獻洞見的既有內地的專家，更有來自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中同臺灣地區的學者。

《公共利益與私人訴訟》探討在特定的法制背景下，能否通過以維權為目的的民事或行政訴訟，來實現法律、法規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標。書中涉及的領域包含公司、證券、消費者權益、環境保護、行政法及程序法等方面，貢獻洞見的既有內地的專家，更有來自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中同臺灣地區的學者。鼓勵通過私權的實現機制以維護個體權利，有無可能構成針對違法行為的“私人總檢察官”，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執法的不足？閱後當會有所啟發。

改革證券集團訴訟制度——試論證券集團訴訟的威懾作用及其功能的發揮
證券團體訴訟 ——臺灣地區的法律與實踐
私人訴訟與公司治理
私人總檢察官在環境法執行過程中的作用
私力執行是解決環境執法不力的良藥嗎？
環境保護私人檢察官制度探討——以原告資格擴張為中心
德國公益訴訟
消費者法上的集體性私人執行——關鍵問題
企業自由與社會約束視角下的消費者集團訴訟——對司法職能認識的緩慢變化
公法救濟中的私人作用
民事訴訟中的私人執法——以中國民事訴訟為中心
後記

改革證券集團訴訟制度——試論證券集團訴訟的威懾作用及其功能的發揮
質疑證券集團訴訟存在價值的批評者差不多已經提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反對理由，卻唯獨忽視了其中最為明顯和有力的一個。長久以來，實務界（即公司律師）和一些學者對證券集團訴訟的最為通常的批判是，證券集團訴訟中“濫訴”的比例遠高於其他訴訟，從而對股東的利益造成了損害。與之相關的論調認為，證券集團訴訟模式導致了繫統性的過度賠償，這種訴訟的損害賠償額超過了其所要填補的社會危害，因此應當對損害賠償的數額加以某種形式的限制。法院也表示了同樣的憂慮，本屆任期的最高法院在又一次注意到了證券訴訟中所存在的特有的“纏訟”現像。而另一方面。原告的律師團（以及一些學者）則認為，1995年的《個人證券訴訟改革法》（PSLRA）已經極大地限制了證券集團訴訟的範圍，並在某些重要的證券欺詐的領域中（例如欺騙性的前瞻性陳述）排除了證券集團訴訟。但是，所有這些爭論都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那就足從日前的情況米看，證券集團訴訟既沒有發揮補償功能，也沒有實現其廊有的威懾目的，其效果僅僅是使財富在股東之間進行流轉罷了。

本文集是“私人總檢察官”（private attotney general，PAG）研究項目和2006年12月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召開的專題研討會“為了公共利益的私人訴訟”的論文集，作者會後對提交的論文進行了補充和更新。項目研究和研討會預設的主題是“通過私權訴訟機制，實現公共利益”（private litlgatlon forpublic interests），具體而言，我們希望探討在日前國內的現實環境中，能否通過私權的行使機制（尤其是以維權為目的的民事或行政訴訟），來實現法律、法規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標：如通過鼓勵利害關繫人提起訴訟，在公司法、證券法領域，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維持證券市場的公正和秩序；在消費者保護領域，提升商品生產及銷售者的誠信意識和負責精神；在環境保護領域，促使企業減少排污，並最終改善環境質量；在行政法領域，起訴政府部門因行政不作為而造成的私人財產甚至人身的重大損失；在程序法律制度中，則思考公益訴訟的終極關懷，研究如何提供相關機制的配套和促進。中律原咨詢（北京）有限公司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中國法治項目為本項目研究和清華研討會提供了慷慨的資助。
顯而易見，一部分法律和法規的制訂和執行意在實現公眾利益而未必在於維護個人權利，按理憑政府執法機制來執行看起來較為合理，但現實中的政府執法機制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如在人力、財力、信息、動機和激勵等方面存在缺失。雖然存在爭論，但多數理論認為，鼓勵通過私權的實現機制以維護個體權利，可能構成針對違法行為的“私人總檢察官”，在一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執法的不足，有助於實現立法的目的。卜述理論在中國大陸仍然成立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支持上述機制得以建立、完善並發揮效用？來自不同法律學科的五位國內專家，包括肖建國教授、王洪亮博士、王明遠博士、陳欣新博士和湯欣博士，在各自熟悉的領域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