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間的隔膜(節選)
理想和現實
我們若肯仔細分析自己煩惱的原因,時常會發現在我們心中有著兩個自我在糾纏:一個是理想的自我,一個是現實的自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在於他是生活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三度時間中。人不能沒有計劃地生活。在他決定現在的行為時,他眼睛望著將來。他至少要假定明天一定還是活著,纔能倒頭睡下去。若是我們對於將來覺得一切都在未知之列,一切的遭遇都屬可能,我們委實就不知道現在應該做些什麼纔好。我們總是覺得現在不過是將來的預備。煮飯是為了預備喫飯,喫飯是為了預備不致空了肚子去上課,上課卻又為了要得些將來有用的知識。將來,將來,一切都為了將來。每個人的心頭都覺得將來是十分真實,永遠在用他的想像來描寫他自己在人生舞臺上將要扮演的角色。他所擔心的是為了這個,他所以肯努力的也是為了這個。可是事實怎樣呢?哪個白日夢能成為現實?所謂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就表明了在時間的推移中,我們每每發現現實的自我永遠是有缺陷的。它盡管追趕著理想的自我,但總是差一步。於是,我們若膽敢把往事來重提,哪一事不能令人懊喪追悔?懊喪追悔有什麼用呢?時光不倒流,亡羊補牢並不能收回已失去的羊群。人生的歷史不能重寫也許是人間最大的憾事罷。理想和現實的不能相符,使我們在內心鑄下了一個重生的願望。
“再來一次!”尼采喊出了這個人生基本的願望。可是在現實的世界裡這怎麼可能呢?正如尼哥底母責問耶穌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宗教家把這願望推入了超自然的世界中,一個對於地上的事尚抱懷疑的法利賽人自然隻能說:“怎能有這事呢?”再進母腹的回胎方法原是非非之想,可是弗洛伊德卻在潛意識中找到了這個願望。他用它來解釋曠野恐怖(Agoraphobia)和幽閉恐怖(Claustrophobia)的精神病。當一個虔誠的宗教徒把過去的一切罪過、現實和理想的矛盾處,在神前痛快地懺悔了一場,他再度鼓著勇氣來追趕理想時,的確可以感到一些重生的意味。大病初愈,或是企圖過一次未遂的自殺後,把原有煎迫著人的理想計劃棄如敝帚的當口,一個人也同樣會覺得精神上的輕快,重生了一次。可是這些不但不是普通人都能得到的經驗,而且也都是暫時的逃避。普通人怎樣來卸去一些悔恨的重負,滿足“再來一次”的重生願望呢?——生個孩子。
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我們若細察父母們的心理,頗像一個藝術家。一個雕刻家把他的理想實現在一塊頑石上,創造出一具美麗的維納斯。石像上的每一條曲線,都是從他的心思和技術中流出來的。他擔心著別人對於石像的毀譽,有時比他自己的生命更是關切。這已是他自我的一部分了。父母對於孩子也是這樣。從這點上說,每個父母都是個藝術家。把一個無知的小細胞培養成一個伶俐活潑的孩子,雖則事實上是生物力的展化,但在父母看來,卻似乎都是自己的創造。奪天之功的父母永遠聽不厭別人對於自己子女的恭維。誰都知道得人歡心的法門,是贊揚人家的文章和子女。
子女既常被父母視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在時間上卻是後來的。它有著另外的一個起始。於是一個被現實所蹂躪過的自我,在這裡卻找到了一個再來一次的具體機會。每個父母多少都會想在子女身上矯正他過去所有的缺點。他常小心提防使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生命中重現。我們常可以看見一個抽鴉片的父親嚴詞申斥他兒子偷吸了一支香煙。在第二生命中,一個還沒有被現實所毀損的生命中的一支香煙,自比已經糟蹋了的生命中的鴉片為嚴重。做一行怨一行,所以木匠的父母會不願兒子再弄繩墨斧斤。這些都表示:在父母的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重生機會。
當一個人內心充滿著理想和現實的衝突時,他會感覺到懊喪,甚至嚴重些,對自己失去信心,終於把理想一步一步排擠出去。可是現實自我卻又不能脫離理想而單獨存在,人是無法回到禽獸的水準上去過活的。失去了自信的人不是成為病態,就是自殺。因之,理想和現實既不能擠得太緊,也不能分得太遠。把理想自我轉移到孩子身上去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我們常可以見到長輩們捻著胡須,容忍自己的過失,而把責任輕輕地交卸到下一代去。“你們得好好干。”意思是他們已經過去了——並沒有完全過去,隻是寄希望於下一代身上。在理想和現實極不易相合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人們,最容易有這種口氣。李安宅先生曾憤慨地說,這是“維新”以來的大毛病。“父母放棄責任而妄勖子女,教員放卸責任而妄勖學生,壯年放卸責任而妄勖青年。”“以致一代復一代均將人生大事留給將來。”
把理想自我轉渡到孩子身上去,固然有放卸責任的危險,但是在相當的範圍之內,也正是撫育作用所需要的。我們要知道一個人所具的理想,並不是他個人的創造,而是社會對他的期望。我們在別人的貶褒中築成我們的理想。因之,理想中的自我實在是社會標準的反映,現實和理想的差別,也正是個人和社會的歧異。現在,為父母的以理想自我寄托到他們孩子的身上,也就等於用社會標準來責成於子女。我曾說過父母之於兒女,正代表著社會來控制個人,這是從客觀方面說的。這裡,我說父母把自己的理想交卸給子女,是從主觀方面說的。這兩種說法其實是一回事的兩方面。
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重生的機會,也是撫育作用的保障。我們應該知道,子女的撫育成為父母的責任,並沒有生物上的保障,這個保障必須求之於社會的力量。生物個體的斷隔和社會文化的綿續事實上是一個絕大的矛盾。在這個矛盾中,發生了親子一體的觀念,用以抹煞生物的事實,成全社會的需要。
也許我在這裡還值得提醒一下,父母把孩子看成自我的一部分,是由社會力量造成的,而並不是件生物的事實。我們自己社會中用血統觀念來加強親子一體的信念,以至於我們常不自覺地認為子女是父母生物上的支派。若我們記得魏澤曼(Weismann)的“種質論”,就可以對於這種信念發生一點修改了。據這個學說,當我們還在胚胎開始分化的時候,體質和種質已經分存。體質長成我們的五官、四肢、內髒、軀身;而種質則繫留著預備再度創造新個體。種質是原始的,歷經世代而仍;體質是一代一代由幼而老,由老而衰,是斷隔的。我們自覺的自我,乃是這個斷隔的體質。我們的體質不是得自父母的體質,而是大家從同一的種質上長出來的。父母所給的不過是新體的撫育罷了。
社會用各種方法使父母對於子女在心理上認為是一體,更使他們覺得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能做到這程度,社會纔放心把新成員的長成交給孩子的父母去照顧。把理想自我交卸給子女,一方面不失為解決個人內心矛盾的出路,一方面也正合撫育作用的需要。可是這一轉渡卻又種下了親子間衝突的因素了。
共生和契洽
子女對於父母的看法是怎樣的呢?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否也是這樣呢?父母把他們的理想交卸給了子女,而且有權來監視他們子女的行為。他們代表社會來執行撫育的任務,可是子女是否願意接受父母所責成他們的理想呢?這些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問題。
我首先要說明的就是像父母之於子女那樣自我擴大的能力,並不是不需培養而就具備的。自我的擴及別人一定先得承認對方有著和自我相同的性質,好像孟子所謂“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可是這一點卻不容易。因之“善推其所為”也就成了古之人所以大過於今之人的唯一本領了。戈爾茨坦(Goldstein)研究腦部受傷的病人的結果,曾說他們不會有抽像的概念。“他們隻能生活和活動在具體的範圍裡。因之,他們總是走不出自己的範圍,他們不能自處於別人的情境中;他不能模仿別人,更不能扮演別人的角色。”一言以蔽之,不能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是儒家所論忠恕的基礎,也是社會生活所以可能的條件。這條件卻得慢慢在社會生活中養成。腦部受傷的病人,失去了這能力;孩子們則還沒有完全養成這種本領。
社會關繫,狹義地說來,隻發生在那種相互能推己及人的人間。拉德克利夫-布朗曾說,狼和羊之間並不是一種社會關繫。他的意思是說,社會關繫隻存在於互相承認和自己有相同人格的社員間。羊在狼的眼中隻是一種食料,是滿足自己食欲的與料;狼在羊的眼中是一種催命鬼,講不上條件的。它們之間沒有相互人格上的承認,所以不能發生社會關繫。吉丁斯(Giddings)認為社會的基礎是同類意識。所謂同類意識,也就是指有相同人格的承認。同類是推己及人的結果。帕克更明白地說明在人類中可以有兩種人和人的關繫:一種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種是把人看成也同樣具有意識和人格的對手。前者關繫他稱作Symbiosis(共生),後者關繫他稱作Consensus(契洽)。Symbiosis是生物界普遍的共生現像。甲乙兩種動物互相因為對方的生存而得到利益,因而在一個區域中共同生存。例如,螞蟻和蚜蟲的關繫。螞蟻並沒有承認蚜蟲的人格,更不必管蚜蟲的喜怒哀樂。它保護蚜蟲,銜著蚜蟲去找適宜的地方,為的是它自己的利益,蚜蟲是它的傀儡,反過來看蚜蟲對於螞蟻也是這樣。它給螞蟻一些分泌的甜汁喫,就可以得到一批衛兵和一批轎夫。互相利用,共存共生。在人類裡我們看見了另一種關繫。他們願意犧牲一些自己的利益來成全別人的意志。成全別人和利用別人,正是一個對照。同心同德,大家為了一個公共的企圖而分工努力,就是帕克所謂的Consensus。在這種契洽關繫中,纔發生道德,不單是利害了;在這裡纔有忠恕之道,纔有社會,纔有團體。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中,決不是都以道德來結合的。狼羊般的關繫還是到處都是。人把人當作食料,並不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食人俗至今還有存在。至於“遠庖廚”式的間接喫人辦法,則更是極普通的了。奴隸、俘虜,在目前不還是極時髦的名詞?可是我們若一察有食人俗的地方,也並不是一見了別人就會發生食欲。他們所喫的也隻限於“非吾族類”。其心異,其肉肥,可食。我們自己捉雞餉客,覺得很熱鬧,因為我們絕不想起雞在被殺時的痛苦。我們不顧它的痛苦,因為我並沒有推己及雞,己所不欲勿施於雞。雞和人畢竟不是同類!若是我們把同類的範圍盡量縮小,小到隻包括自己日夕相聚的部落,外邊有闖入的異類,雖則在形態上和自己有相同處,也大可唯肉是視了。唐僧的肉是香的,為的是他信著一套和自己不相同的玩意兒,他也就成了異類了。薩姆納(Sumner)曾用 we group(我們集團)一詞來劃出同類的界限。界外是利害,界內是善惡。其實這不過是個籠統的界限罷了。我們若仔細一加分析,就能見到十足的忠恕關繫差不多是一個從來沒有實現過的理想。孔子不是也坦白承認:“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這就是說推己及人的不易。
以聖人所不能的而期諸孩子,那自然是不可能見效的了。要使孩子也能把父母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必須有相當長期的培養。當一個孩子開始和別人接觸時,他並不會分辨出人和其他東西有什麼性質上的差別。他以對付物的態度來對付人,把環境裡的一切東西都看成是達到他意志的手段。我們很可以說,子方對於親方最初是一種生理的聯繫,接著是一種共生的聯繫,最後纔發生契洽的聯繫。
在這變化的過程中,有著種種的阻力。要孩子能“所求乎子以事父”,最大的困難就是子女並沒有做父母的經驗。他們不能充分了解父母的心情,既不能了解,也就說不上成全和無違。我們孝子的典型是老萊子,這決不是偶然的,因為隻有已做了父母的人纔知道怎樣去體會父母,什麼纔是孝道。俗語所謂“生子纔知父母恩”也說明了這個道理。這句的反面也就是說,沒有子女的人是不會和父母達到全盤契洽關繫。自己所沒有的經驗是無法推及別人的。
孩子不但不容易和父母相契洽,而且時常會走到相反的路上去。推己及人是自我的擴大,可是子女要把自我擴大到包括父母也是不容易的。據一般心理學家的說法,自我的意識,人己的辨別,是發生在個人和環境的衝突中。一個要什麼就得到什麼的人,永遠不會感覺到有個自我的存在。在孩子生活中,到處會踫釘子,而為父母的怕孩子被環境打擊得太嚴重,總是願意把自己來作緩衝,夾在裡面。本來孩子可以在火裡燒痛手,得一次環境給他的教訓,可是在火還沒有燒著手時,孩子先已踫著了父母的干涉。父母到處來頂替無情的環境,做著孩子們當面的軟牆。因之造成孩子們自我意識的主要力量卻是父母。父母正是自我的對面,因之,至少在孩子的早期,父母不易進入孩子自我的範圍之中。
父母把孩子看成痛癢相關的部分,而子女卻並沒有這感覺。子女可以時常覺得父母的過分干涉,沒有道理,甚至感到壓迫,父母是代表著喫人的禮教。在父母看來,子女不能體恤他們,倔強,不肯順服,進而覺得是悖逆,不孝,大逆不道的孽障。兩代之間的隔膜這樣地不易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