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幾個世紀的歷史作了粗略的回顧後，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首先，我們發現英語以及英格蘭文學的霸主地位是在近代纔形成的，這與17世紀末和18世紀商業階層的興起以及海外殖民擴張的時間相一致；其次，英語對不列顛群島凱爾特文化的侵入是通過一種有意識的語言歧視策略進行的，以此抑制那些具有文化像征意義的語言——這些語言被視作抵抗與反對英國統治的標志；此外，由於受到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相繼成功的激勵，民族復興思想在19世紀的歐洲散播開來，這也影響了來自威爾土、蘇格蘭、愛爾蘭地區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激發了人們振興凱爾特語和凱爾特傳統的興趣。

然而，在是否需要使用統一的民族語言這個問題上，人們還沒有達成共識（這與捷克語復興不同），因為對凱爾特語的鎮壓導致隻有農民纔會說威爾士語、蓋爾語或愛爾蘭語，知識分子階層使用的是各式各樣的英語。這也就意味著，在19世紀的民俗運動中，盡管人們有意去尋求會說母語的人群，以期他們能繼承悠久的遊吟詩人傳統，但大部分愛爾蘭和蘇格蘭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小說家和政治學者卻是用英語寫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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