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的默許》是對文學各類文體的觀察和研究，挖掘了表面現像背後的歷史文化根源。

《謊言的默許》主要從文學現像、作家作品、文學期刊、文學文體四個方面，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切片式和整體性觀察。文學現像是辨析文學史進程的重要癥候，不管是小說詩意、抒情傳統的承繼，還是古典精神和先鋒潮流的混融，抑或尋根文學和南方精神的勃興等等，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奇幻而迷人的思想場域。而這其中，江南作家群獨樹一幟，引領中國當代文學之潮流，他們的文學共性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個性、審美、性情，是他們以及眾多同時代人的寫作，完成了與枯燥、概念、造作的主流意識的告別，並彙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旖旎多姿的“喧嘩與騷動”。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其起源地或發生地在文學期刊。因此，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觀察，離不開對文學期刊的研究。文學期刊與文學現像、作家作品、文學文體之間那緊密而曖昧的“相關性”，是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側面。新媒體時代，文學邊界的拓展和文學話語的分化，成為中國文學新的時代風向。對於文學各類文體的觀察和研究，是本書探索中國當代文學新的可能性所做的嘗試和努力。

韓松剛，1985年生，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江蘇省“333高層次人纔培養工程”培養對像，南京市文聯第十九屆簽約作家，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研究，著有評論集《現實的表情》等，現供職於江蘇省作家協會。

有限的“探求”，無限的“追求”

——關於“探求者”與《雨花》（節選）

一 背景和緣起

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的普通中國人依舊沉浸於勝利的喜悅和希望的憧憬之中，飽受戰火洗禮、貧困折磨的肉體和靈魂早已在艱苦創業的疲乏中，肌肉鼓脹，精神抖擻起來，似乎“共產主義”的理想不過是指日可待的囊中之物。然而，與這種積極、盲目的“樂觀”相比，知識分子的苦悶卻越來越成為一種沉重的現實。特別是隨著思想改造和批判運動的漸趨激烈，知識界陷入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知識分子意志消沉，甚至連工作和生活的熱情都沒有了。

這種現像在文藝界尤其突出。曾經激情澎湃、風格多樣的文學創作，在政治風暴的絞殺之中，漸漸進入了主題單一、題材狹窄、人物公式化的泥淖。因此，許多作家隻能保持“沉默”，例如，曾寫就《邊城》《長河》等名篇的瀋從文便躲進了歷史博物館做起了登記、保管文物的工作。即便是風光無限、腰板挺直的解放區作家，也隻能“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段現像，敷衍成一篇小說”，草草應付了事。

問題的嚴重性已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認真地面對這一狀況。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開始著手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這次會議的召開部分解決了知識分子所面對的許多實際困難，但對於其思想和精神訴求卻依然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以至於“沒有觸及知識分子所苦悶、所焦慮、所痛心、所希望解決的迫切問題”，失望的情緒依然在蔓延。4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繫》的報告。在進行討論時，陸定一發言，提出對於學術性質、藝術性質、技術性質的問題要讓它自由。陳伯達在28日的發言中也提到，在文化科學問題上，要提出兩個口號去貫徹，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個在藝術上，一個在科學上。同一天，毛澤東做總結發言，采納了這種意見。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地對外宣布了這一“雙百”方針。5月2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識界做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他首先說明了為什麼提出“雙百”方針：“我們要富強，除了必須鞏固人民的政權，必須發展經濟，發展教育事業，加強國防以外，還必須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展，缺少這一條是不行的。”“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和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既是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又是一個加強團結的政策”。他提出：“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雙百”方針實施之後，文藝界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氣像。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的召開，《人民日報》的改版，《文彙報》的復刊，“干預生活”文藝思潮的興起等，都透露出了由此所帶來的知識分子們的熱情。而此時，在稍遠的六朝古都、民國舊都南京，一群有文學追求的青年學人也正緩緩地走向歷史的舞臺。

為了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活躍思想，活躍文藝，1956年7月21日，江蘇省文聯也組織召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在寧文聯委員、高等學校文學藝術教授等六十餘名。會上，大家對“雙百”方針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說不但要百花齊放，還要群芳爭艷，要放得盛、鳴得響，必須反對簡單化的、粗暴的批評，反對權威思想；同時還要消除“爭鳴”中害怕批評、怕犯錯誤的顧慮，爭鳴本身就包含批評在內，應該提倡勇於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會上發言的有傅抱石、胡小石、陳瘦竹、吳奔星等，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實際行動來貫徹這一方針。文學的“早春”似乎真的是越來越近了。

1956年11月，中宣部組織召開第一屆全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等積極主張文學期刊應當多樣化，不贊成全都是清一色機關刊物的傾向。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做會議總結時，明確提出可以創辦同人刊物，稱這是為了有利於提倡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競爭。周揚的這次講話，重新燃起了一些編輯、作家等創辦同人刊物的希望。

這次會議期間，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組組長陳椿年正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第4期文學講習班，他和全體學員也列席了這次會議。陳椿年後來回憶說：“周揚的總結報告肯定將作為文件傳達下去，但我卻按捺不住喜悅之情，立即寫信把這一喜訊告訴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曉聲和葉至誠。當時並沒有想到，更沒有提出‘咱們也來辦它一個’，我隻是以為今後的創作環境必將更加寬松自由了，為此感到由衷的興奮，忍不住想和朋友們分享……”如果說，外部環境的寬松僅僅是一種自由的信號和鼓舞，那麼作家自身創作上的苦惱則直接促成了創辦同人刊物的想法。葉至誠也在“文革”後回憶“探求者”事件時說道：“從我們的創作實踐中，深深為文藝作品（包括我們自己的作品在內）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所苦惱，急切希望從題材、立意以及表現方法上找到一條擺脫公式、概念的出路。”“就這樣，遇到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們這些人聚在了一起，討論了一天，打算辦一個‘同人刊物’來實現我們的希望。”

代 序

上個月底，韓松剛把即將出版的論文集書稿發給我，希望我寫一篇序言。說實話，就個人性情而言，我不太願意寫序或題詞，因為覺得這些都顯得有點多餘。不過，作為小韓成長過程中的見證者，說幾句倒也無妨，或許可以讓讀者們加深對他及其文字的理解。小韓2007年從山東大學威海分校考入南京大學，跟著我讀碩士，2013年又跟著我讀博士，轉眼間十餘年時間過去了，他也從一個風華正茂的學生成長為一位纔情充沛的文學評論家。小韓讀碩士時很認真，善於獨立思考，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把文學評論列入自己的職業規劃。《揚子江評論》2006年創刊後，我和何同彬負責了將近八年的組稿、編輯、印刷工作，由於小韓做事踏實，他從2007年年底開始為刊物做編務工作。編輯部先後聘請了多位年輕人處理日常事務，他是最靠譜的一位，做事周到細致，沒有出任何紕漏。記得2010年年初，他參加了江蘇、浙江等省市的多家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招聘考試，這些單位的崗位和文學基本不沾邊，他的筆試成績大多是第一名，有多家單位計劃錄用他。因為一個偶然的轉折，他的工作、生活從此都與文學評論難舍難分。從2009年秋天到2010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學從事訪問研究，接近年關時回南京過春節。在正月的一次小型聚會上，丁帆老師提議編輯部應該招聘一名專職編輯，張王飛老師和同彬都推薦了小韓，後來經過考察，他終於留在《揚子江評論》編輯部，一邊做文學評論編輯，一邊抽空寫文學評論。我離開南京後，他因崗位調整，開始做各項文學組織工作。

韓松剛的文學評論是從個案研究起步的，他的基本功扎實，對作品的解讀細致而深入，對文字有一種敏銳的把握力和感受力，切入角度較為新穎。他高度重視“文本細讀”的方法論意義，在《文本細讀與當代文學研究》一文中，他認為：“文本細讀的重要性其實已經引起相當的重視，但在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中，它還未從方法論意義上被確定為一種研究範式，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文本細讀，依然有著極為廣闊的開拓空間。”記得他的碩士論文研究新時期作家的自傳，以《隨想錄》《思痛錄》作為標杆，既肯定了自傳寫作中深刻的反思精神和自覺的文體意識，又注意到較為普遍的自我中心、文過飾非、真假混雜等問題，褒貶分明，微觀分析與宏觀把握的結合較為緊密。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開始重點關注江南作家群的小說創作，對汪曾祺、陸文夫、範小青、蘇童、畢飛宇、格非、餘華、麥家等作家的解讀都有獨到的心得。他總是從文本出發，注重對作品的局部和細節的分析，多角度、多層次挖掘作品的文學性，緊貼作品發現問題，在此基礎上提煉概念，從案例分析擴展到文學發展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命題，避免以先入之見干擾自己的判斷。值得肯定的是，他與研究對像之間拉開了一段理性的距離，保持批評主體的獨立存在。他選擇的都是那些激發了內心共鳴的作品，在平等的對話中相互激蕩、相互融化。他對汪曾祺小說“發現世俗之美”的評價，對範小青小說中的“小人物”的關注，與批評主體自身的生命體驗相互撞擊，因為感同身受，他敏銳地找到了精神的契合點，就像幾條山間的小路會合成了一條大路，就像在心靈之間架設隱秘的橋梁。

韓松剛在評論實踐中注重對史料的掌握、分析和運用，他對“探求者”與《雨花》的研究是我開設的博士課程的論文，這篇文章掌握了翔實的史料，分析了“探求者”群體與《雨花》的命運糾葛，難得的是作者穿透史料的問題意識，在文學史視野中思考文學期刊與作者群體的復雜互動，挖掘了表面現像背後的歷史文化根源。他一直重視語言在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中的價值和意義，他在《“寫小說，就是寫語言”——關於中國當代小說語言問題的思考》一文中認為：“在文學世界中，語言是打開心扉、通往精神領地的神秘之鑰。我們無法想像，那些干癟的、枯燥的、乏味的語言，如何能給人帶來美學的享受和靈魂的衝擊。”語言的結構、風格、功效等指標，一直是他評判作家的藝術魅力和文學貢獻的重要依據。在自己的評論文體中，他也有意識地追求語言的個性化，在行文中實現靈性與理性的有機融合。《回到南方——餘華小說論》《畢飛宇小說的詩意》等文對文字的細微差異的辨析，那種說理過程中有節制的抒情，使得語言變得活泛而富有張力。

在韓松剛已有的評論寫作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整體把握的篇章，譬如《含混的“詩意”——小說寫作的一種美學傾向》《抒情傳統與新時期小說敘事》《先鋒小說的古典精神與復古傾向》《尋根小說與江南文化》《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南方精神”》等文都有較好的大局觀，而且在論證過程中都能落到實處，不是空泛之談。他在綜合借鋻現有成果的基礎上，從細部中發現主流論調中的裂縫，然後提出較為穩妥又不乏新意的見解，表現出將現場評論與文學史反思結合起來的學術取向。從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發現問題、提出觀點時都顯得小心翼翼，這既源於作者的謙遜，也跟研究對像本身的復雜性有關，基本成形的文學史框架也限制了評論者的騰挪空間。我個人認為他在日後的評論實踐中，不妨更多地關注文學動態進程中的現像與趨勢，這樣或許能夠更好地發揮他的個人優勢。當然，如果能夠站得更高一些，進一步強化論證的邏輯性，以更富於衝擊性的姿態突出鋒芒，我想他的文字會更有溫度，也更有力量。

韓松剛的文學評論有聲有色，獲得過大大小小的多種獎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經過修改和增訂的書稿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的支持，他還被中國現代文學館評聘為客座研究員，入選了江蘇省“333高層次人纔培養工程”。這個十年，他攻讀學位，購房置業，結婚生子，過得忙碌而充實。有一段時間因為父親得了重病，家庭經濟比較困難，他還在外面做一些兼職貼補家用，心力交瘁。他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不容易！他是一個重然諾、有擔當的山東漢子，願意為人分憂，做什麼事情都善始善終。我想提醒他的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事無巨細的周到，現在的評論家很容易被各種雜務分心，很難有成塊的時間潛心做學問。祝願他在以後的歲月裡一切順利，也希望他以文學評論為志業，盡管寂寞，但在內心始終為文學評論留出足夠的空間，通過持續的努力，邁向更高的境界！

黃發有

2018年12月30日於濟南洪家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