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探尋我們當下文化與文學的淵源；從報刊與出版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

大眾媒介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於“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大眾傳媒，不僅僅是新聞史家或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更吸引了無數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學史家的目光。《“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從“報刊”及“"出版”的角度，討論了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化。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曾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繫主任。

序

現代中國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
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
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

氣球·學堂·報章
以"圖像"解說"晚清"
作為"繡像小說"的《文明小史》
學問家與輿論家

作為"文化工程"與"啟蒙生意"的百科全書
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之間
為何以及如何編"全集"

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征
作為"北京文學地圖"的張恨水小說
20世紀中國文學紀事（上篇）

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
考慮到在座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為了給大家最基本的知識，我準備用一節課的時間，簡要講述晚清的歷史。先讓大家掌握幾條基本線索，以後再進入具體問題的討論，以免諸位茫無頭緒。
一、怎樣一個晚清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一個晚清。諸位上這門課前，估計都學過近代史。我給諸位開的參考書目裡邊，有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和《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郭先生原來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長，他談“近代”，是從1830年到1950年，這一論述框架，與大陸方面很接近。大陸之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從1840年到1949年。區別在哪兒？在於郭先生強調中外交涉，而大陸學者則突出帝國主義的入侵。所以，一個是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標志，一個則推到此前中英的貿易爭端。都承認鴉片戰爭的劃時代意義，隻是相對而言，一注重政治與軍事，一強調政治與經濟。
另外一個用得比較多的概念，是“晚清”。作為歷史範疇，“晚清”和“近代中國”不一樣，前者隻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至於“晚清”的起點，有各種說法，但學界大都認同1840年。從臺灣到美國的唐德剛先生，寫了《晚清七十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長沙：嶽麓書社，1999年），在臺灣和大陸幾乎同時推出。對晚清史事有興趣的非專業讀者，這書值得推薦。這裡所說的“晚清”，接近大陸所說的“近代文學”的“近代”；請大家注意，大陸史學界和文學界之談論“近代”，有很大差別。單就時間跨度而言，前者類似郭廷以，後者接近唐德剛。
今天就說“晚清”。對於“晚清”的描述，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最直截了當的是“多事之秋”，特別適合於拍電視連續劇，事件特多，且大都驚心動魄。第二個說法是“內憂外患”，國家內部天災人禍不斷，外部入侵更是導致不斷地簽約、賠款。還有一個說法，那是張之洞提出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種說法略有差異：“多事之秋”帶文學色彩，“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強調思想與文化，“內憂外患”注重的是政治與軍事。
為了讓諸位對晚清有大致的了解，這裡得略微啰唆幾句：我們現在談論的晚清，大體上是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這五朝。諸位看電視劇，不管是大陸的還是臺灣的，清宮戲永遠是大家的最愛。為什麼？離我們很近，比較容易理解；傳奇色彩很濃，疑案特多，很適合作家馳騁想像。從民國初年的爭辯“順治出家”“太後下嫁”，到今天諸位熟悉的紀曉嵐智鬥和珅。還有各種戲說雍正、乾隆的連續劇。打開電視，你盡管轉臺，都是辮子。去年春節，北京街頭的小孩子，居然也戴起拖了條小辮子的帽子來，可見其影響。清宮清史之所以可以“戲說”，還有一點，沒有意識形態的限制，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沒人抓你的小辮子，說你顛覆了什麼什麼“真理”或道德信條。因此，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的康熙、乾隆等，也就成了今天電視連續劇的最佳男主角。至於晚清乃“多事之秋”，重大歷史事件很多，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火燒圓明園、同治中興、甲午海戰、百日維新、庚子事變、辛亥革命等，看得你眼花繚亂，驚心動魄，更是適合於拍電影及電視連續劇。
離開電影院，我們進入大學課堂。要在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裡，讓諸位對晚清七十年史事有大致的了解，不是很容易。先說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故事。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念書，中國的大陸、香港、臺灣，或者美國、歐洲、日本，我想都會提到這至關重要的1840年。談論這一年，必須同時關注林則徐的廣州禁煙，以及英國以軍艦作為後盾的貿易政策。英軍入侵，是為了政治、為了商務，不完全指向燒鴉片煙這件事。要不然，說成“林則徐燒鴉片煙，導致中英戰爭”，這說法不對。在當時，英軍沒有真正成功地進入廣州，而是轉而到定海，最後在南京進入長江口。1842年兵臨南京城，清朝被迫簽訂了近代中國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諸位知道，《南京條約》有好幾項內容，一是賠款，再就是“五口通商”，還有承認先前在廣州簽訂的“穿鼻草約”，也就是割讓香港。
中西交涉的這條線，暫且放下來，轉而談論“內憂”。接受了一點基督教文化、同時又有很大創新的洪秀全，創立了“拜上帝會”，在廣西桂平的金田村舉事，創立了“太平天國”。這可是近代史上的大事，影響極為深遠。學界為這事，也吵了半個多世紀。我們先說這件事的大概：1851年廣西起義後，太平軍縱橫馳騁大半個中國，在1853年占領南京，並定都南京。此後，兵分兩路，一北伐，一西征；北伐失敗，西征同樣覆滅。但是，就在太平軍舉事的同時，北有捻軍，南有天地會，南北夾攻，清廷處境十分艱難。用“四面楚歌”來描述1850年代清廷的狀態，一點不為過。太平軍打出的旗號，帶有濃厚的西方宗教色彩，這樣一來，有一批篤信儒家倫理道德的士大夫，不是為了清廷，而是為了中華文化，起而抗爭，這就是諸位都知道的曾國藩等人。不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事關中國倫理、儒家文化的存亡，讀書人方纔開始練兵。湘軍與太平軍打仗，彼此互有輸贏，但1856年的事變，使得太平軍從此走下坡路。不滿東王楊秀清專橫跋扈，韋昌輝、秦日綱聯合起來，把他殺了，同時殺了東王手下的兩萬士兵，還想追殺前來講理的石達開。天王洪秀全聯合其他力量，反過來誅殺了韋昌輝和秦日綱。經過這麼一番內訌，太平軍主要將領有的被殺，有的出逃，情勢於是發生大逆轉。
“內憂”這條線，還有很多後話，暫時擱下，回過頭來看看“外患”。傳教的限制放松了，可教案不斷出現，於是有了1860年英法聯軍打到北京城這件大事。看過電影《火燒圓明園》的，對這事的來龍去脈，多少應該有些了解。不過，這裡有點蹊蹺，以前大陸的研究者不太願意說，可這不是什麼天大的秘密。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這在當年的西方也都招人非議，今天更是成了中國人控訴帝國主義暴行的絕好教材，但事出有因，不能不說。英法聯軍為什麼放火燒園？當年他們打進北京前，曾派了個三十九人的使團和清廷談判，咸豐皇帝進退失據，他手下的那些大臣更是缺乏國際交往的經驗，把三十九人押進天牢不說，還殺了其中的好幾個。自古以來，不管東方西方，打仗時不斬來使。我們可好，不但把人家的使節囚禁起來，還干脆殺掉。等英法聯軍打進北京，殺到囚禁來使的圓明園的天牢時，使節已經死了二十人。為報復清廷，英法聯軍先是大肆掠奪，後又放火把圓明園燒毀。
關於這件事，我想說三點：第一，英法聯軍殘暴；第二，清廷昏聵無能；第三，最後徹底毀了圓明園的，不僅是英法聯軍，還包括中國人自己。圓明園遺址公園，今天是北京的一處重要景觀，諸位有機會去遊學，一定得去看看。可請大家注意，現在的模樣，不是英法聯軍燒後的樣子，是很多中國人趁火打劫的結果。諸位要是到東北看張作霖的墓，那裡的石人石馬是圓明園的；到河南袁世凱的墓上看，那墓道兩邊的很多石刻也是圓明園的；當然，北大校園裡那對很漂亮的華表，也來自圓明園。也就是說，當年英法聯軍把園裡的珍寶搶了，把園子燒了，隨後的幾十年，中國官吏把地上能拿的東西都搬回家。這種歷史文化遺跡，看了讓人感慨萬端。現在的圓明園裡，真正的古建築很少。前些年勘察，發現一座小廟，還有三十幾間房子，那是清代的東西，因長期作為工廠的倉庫，堆放東西，所以保留下來了，目前正加緊修復。據說圓明園正準備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可發現一個問題，隻有遺址，地上的東西大都沒了。有人建議，把失散在全國各地的圓明園的東西全要回來，可這麼一來，得拆好多校園或陵墓，那可都是重點文物單位。看來隻能這樣，用如此破爛不堪的遺址，警醒世人英法聯軍的殘暴與國人的愚昧。
好，前面說到，186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城，對於此前自認為“天朝上國”的中國人來說，是特別大的打擊。這部分先按下不表，我們回到太平軍。
在曾國藩的湘軍崛起之前，號稱精銳的八旗軍不堪一擊。太平軍內訌，湘軍特能打仗，再加上當時上海的洋人組成了洋槍隊幫助清廷，戰爭形勢急轉直下。曾國藩派遣部將安徽人李鴻章到上海去聯合洋槍隊，這件事對以後的政局影響很大。諸位知道，李鴻章是晚清政局的關鍵人物，他所率領的淮軍，以及曾國藩的湘軍，袁世凱的新軍，取代八旗兵，成為清末民初最為重要的軍事力量。太平軍直接促成了湘軍、淮軍的崛起，同時使得李鴻章到上海跟外國人打交道、辦洋務，這可都是晚清的重大轉折。1864年，南京城破，洪秀全自殺。此後，太平軍遺部繼續作戰，天地會、捻軍等仍在活動，一直到1877年，大局方纔穩定。這場內戰，總共打了二十八年，有的是全國性的，有的是局部地區的，其中受損最嚴重的是中國最為富裕的江南一帶，戰事長的十年八年，短的也有三四年。這場動亂，使得中國的經濟大倒退，人口減少，文化消沉，江南藏書多毀於戰火，國勢衰微，危若累卵。
關於太平軍的功過，歷史學界意見分歧很大。早先，晚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等人，為了反對清廷，對太平軍大加表揚。後來，共產黨掌握政權，“太平天國”更是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備受稱頌。一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大陸學界方纔開始反省太平軍的負面作用。其中，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裡，稱近代中國的主流是振興工業，提倡科學和技術，走近代化之路，而洪秀全的宗教宣傳和太平天國的神權政治逆歷史潮流而行，把中國歷史拉向後退，不值得頌揚。請大家注意，幾十年來，中國人極力歌頌太平軍，到了世紀末，方纔對太平天國的意識形態、宗教政策，以及對整個經濟環境的破壞，持嚴厲的批評態度。當然，這跟當下中國社會及思想的轉變大有關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擴大國際交往，淡化意識形態，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等。最近十年，中國學界談論太平軍，不再一邊倒，有人繼續表彰，有人嚴厲批評。
按下太平天國不表，回到清朝的內部事務。1861年，短命的咸豐皇帝死了，那拉氏和恭親王聯手，把大臣肅順等人殺了，這個故事，我相信看電視連續劇的人耳熟能詳。同治皇帝即位，開始了晚清比較光鮮的一段時期，史家稱為“同治中興”。所謂“同治中興”，關鍵在於洋務運動，造船、制炮、開礦山、修鐵路、架電線等。跟這些相配合的，我想也是諸位和我比較關心的，還有1862年京師同文館的建立。京師以及各地的同文館，起先隻是學外文的，後來纔增加物理、化學等學科。在京師同文館的發展過程中，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是後來京師大學堂的西學總教習，對這所大學的創立起了很大作用。同文館後來並入京師大學堂，而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除了開礦、造船、辦學校，翻譯西書也是洋務運動最值得一提的功績。本來，“同治中興”給了很多中國人希望，以為中國的改革可以獲得成功；可1894年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使得清廷內部的自我改革遭到重大打擊。1895年在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賠款二萬萬兩銀子。割讓臺灣的這段歷史，諸位肯定比我熟悉；至於賠款的二萬萬兩，到底是多大的數字？略為估算，大致相當於中國當時兩年國民收入的總和，或者說等於日本當時三年的國民收入總和。一邊賠了兩年，一邊賺了三年，此後，日本把這筆錢放在國家現代化的建設，而中國則因這筆賠款一蹶不振。在我看來，甲午海戰的結局，既使得日本得以迅速現代化，也堵死了中國在東亞崛起的可能性。因此，這不隻是海軍的失敗，而是整個中國命運的大逆轉。我說晚清中國“內憂外患”，內有太平天國、捻軍、天地會，外則是一次次的簽約、賠款。而所有對中國的打擊最沉重的，很可能是日本的這一次。
到了這一步，不能不改，於是有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清廷的這場自我革新，隻推行了百日便以失敗告終。康有為、梁啟超亡命天涯，譚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義。這其中有路線的鬥爭，也有利益的扞格。為什麼這麼說？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一繫列法令，大大損傷了既得利益者，即便沒有袁世凱告密，照樣會有政變。當時很多主張改革的地方大員，對康有為孤注一擲的做法很不以為然。此前康有為沒做過官，沒有實際從政的經驗，隻憑理念與激情，一天好幾道命令，弄得朝野上下怨聲載道。這是一個改革家，很有理想，也很果敢，希望在短時間內，借助皇帝的力量重整山河，按照自己的理想治理國家。可這一沒有配套措施、觸犯很多人實際利益的改革，導致了舊派（後黨）重新聚結，在慈禧太後的幫助下，迅速將其鎮壓。
百日維新失敗，再加上庚子事變爆發，真是雪上加霜。義和團的起因等，可以暫且不論；慈禧太後慫恿其衝擊各國駐北京使館，甚至向世界各國宣戰，簡直是瘋了，說是“你們逼得我沒路走，那就跟你們拼了吧！”可宣戰之後，八旗兵根本不頂用，慈禧於是狼狽逃竄，跑到西安。在這過程中，封疆大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人，聯合提出“東南自保”，也就是說，他們保證江蘇、上海、湖北、廣東一帶外國人不被傷害，外國軍隊不必前來“保護”。中央政權對外作戰，地方實力派自保門戶，這種情形，清廷不亡纔怪。
庚子事變的結局，除了賠款，慈禧太後也被迫采取了一繫列改革策略，包括辦學堂等，好多是戊戌變法時想推行而沒有成功的。也就是說，經過庚子事變，清廷終於同意改革了，隻不過這個代價太重大了，不隻貽誤時機，還死了這麼多人，把國家搞得破破爛爛的，這纔又重新開始。這期間，有幾件事值得一說。第一是袁世凱練兵以及新軍的崛起，這跟辛亥革命以及日後的軍閥混戰有直接的聯繫；第二，張之洞辦教育，影響日後的思想文化走向；第三，張謇等人的辦實業，走出另外一條救國的道路。軍事、教育、實業，這三者都很有成績；而在各種改革中，走得最慢的是政治體制。同樣考慮政治制度的革新，也有從何入手的問題。這方面有兩個先覺者，嚴復與孫中山，思路也很不一樣。在倫敦會晤時，嚴復告訴孫中山，就中國目前的教育水平，搞革命不可能成功，還是得從教育入手，逐漸提升中國人的知識水準與道德素養，而後纔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孫中山聽了，說很有道理，可人壽幾何？也就是說，遠水解不了近渴，等不及了，還是得采用激烈的手段，爭取畢其功於一役。英國式的改革走不通，隻好取法國式的革命。日後，孫中山的思想占了上風，以暴力革命建立新政權，成了國共兩黨的共同思路。
最近幾年，反省中國這一百年走過的路，不少知識分子提出這樣的問題：暴力革命是否一定必須？政治改良是否一定不行？晚清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嚴復等人所思考的教育/文化建國之路，是否一定走不通？反省歷史，很多人對此前太推崇革命很有意見，以為這導致了百年中國破壞多而建設少。我贊同反省激進主義思潮，但不看好清廷的自我改革。晚清的變革，是被形勢一步步逼出來的，當政者並沒這種襟懷與眼光。最後逼到了政治制度這一關，還是過不去。說是要走英國君主立憲的路，可一拖再拖，貽誤時機，最後促成了孫中山領導的暴力革命。現在假設清廷幡然悔過，國人咸與維新，走英國式的路，用最小代價完成社會轉型，實在是不了解當時的實際
情境。
這節課的目的，是用最簡短的篇幅，給大家梳理一下晚清這段歷史。下面，我用幾句話來概括，讓大家明白，這七十年中有哪些東西值得特別注意。第一是中外交涉，包括侵略與反侵略，還有教案等；第二是內亂，內亂裡頭，請大家注意，除一般王朝都有的君民矛盾外，還有清代特有的滿漢矛盾；第三是洋務，洋務包括軍事（如水師）、工業（如江南制造局）以及日用民生（如電報、鐵路）等；第四是傳教與興學，晚清的傳教士不僅從事宗教及政治活動，同時也編報刊、辦學堂，“興學”固然與洋務有關，更牽涉晚清的文化傳播與啟蒙思潮。談論晚清的政治、思想、文化層面的變革，必須考慮清政府的自強運動，維新派的改良思潮，以及激進知識分子的鼓吹革命，這三種力量都在推動社會往前發展。至於以前中國學界之拼命突出太平天國以及義和團的正面價值，現在看來，大有問題。因此，我更願意強調自強運動、改良思潮和革命宣傳這三者對晚清七十年的影響。
……

序
這不是一部體繫完整、首尾呼應的專著，而是作者二十年間某一專題的文章結集——選擇從“報刊”及“出版”的角度，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化。至於談論“新文化”，為何需要兼及晚清與五四，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的“導言”中已有詳細論證，此處不贅。
十三年前，我與日本大學山口守教授合作，在北京大學召開“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研討會。開幕式上，我曾提及：“大眾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於‘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在文學創作中，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大眾傳媒，不僅僅是新聞史家或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更吸引了無數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學史家的目光。”（《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9日）此文之所以需要副題“以北大諸君的學術思路為中心”，就因為涉及我1984年進入北京大學隨王瑤先生攻讀博士學位，很快意識到北大學者之談論“中國現代文學”最具史的意味，“這與他們很早就走出自家書齋、浸泡於圖書館的舊報刊室大有關繫”。考慮到“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在小說研究中比較容易得到落實，我最初的兩部著作（《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也曾切實有效地討論了報刊生產過程以及報刊連載形式對於作家寫作心態、小說結構和敘事方式的影響。
雖然從未撰寫過報刊史方面的專門著作，但我長期關注報刊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及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一學術趣味，在相關著作中不時有所表露。正是基於此私心，我選擇在進京念書三十年這個特殊時刻，盤點零篇散簡，湊成一冊小書，交給北大出版社，約定明年春夏推出，以紀念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雜志《新青年》（1915—1926年）創刊一百周年。
在我已刊各書中，涉及不少晚清以降重要的報刊及書局如（如初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期3期及2003年1期，收入《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曾獲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論文一等獎［2006］的《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若繫統梳理，容易與以前的著作重疊，念及此，采用“拾遺補闕”的辦法——不動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學術著作，而從其他隨筆集中截取四文，加上未入集的九篇，編成這冊紀念性質的小書。
編輯此書，最初是基於“公誼”——紀念《新青年》創辦百周年；可編著編著，越來越偏向於“私情”——爬梳每篇文章的寫作過程，追憶問學路上師友們之援手，實在是感慨萬千。
書中寫作時間最早的，當屬“1993年11月8日於東京白金臺”的《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征》。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我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在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從事專門研究，邀請者是東大文學部籐井省三教授。在日期間，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研究員籌備國際會議，邀我參加。那時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尚未正式開啟，我此前多次申請赴臺，都被有關部門友好地拒絕了。籐井教授建議我試著從東京飛臺北，結果居然辦成了。這是我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活動，遇見不少舊雨新知，還順便參訪了父親早年工作過的《中華日報》社，故印像特別深刻。
《氣球?學堂?報章──關於〈教會新報〉》一文，雖署“1997年11月25日於［北京］西三旗寓所”，真正得益的是此前半年的美國之行。1997年3—7月，我與妻子夏曉虹得到美中學術交流基金的資助，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邀請者是王德威教授。不用上課，除了偶爾外出演講及遊覽，主要時間是泡圖書館。出於好奇，我逾越自家專業範圍，仔細閱讀了哥大東亞圖書館收藏的影印本《教會新報》，做了不少筆記。回到國內，整理成這篇此前很難入集的文章。
《以“圖像”解說“晚清”》是我和夏曉虹合編的《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序言，寫作時間標注頗有玄機——“2000年10—11月於海德堡/東京”。因撰寫此文時，夏曉虹在東京大學客座，我則應瓦格納教授（RudolfWagner）的邀請，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講學（2000年10—12月）。得益於剛剛熟悉的互聯網，我們每天交流讀書心得及寫作進度。此書序言我寫，注釋歸她，因即時對話，實際上早就“互相滲透”了。
《晚清：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是錄音整理稿，不同於專業論文，讀來別有一番風味。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繫客座，邀請者是梅家玲教授。為本科生及研究生講授的專題課“晚清文學與文化”，因臺大學生錄音整理，於是有了《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梅家玲編，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這麼一冊奇書。這裡選錄2002年9月25日在臺大文學院演講廳的第二講，以紀念那次奇妙的講學經歷。
《現代中國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原本提交給臺灣中正大學主辦的“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文章刊出時，我剛好應何碧玉（IsabelleRabut）教授邀請，在巴黎的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講學（2004年2—6月）。約定講授兩門課，基礎課是中文寫作，專業課一半講餘華小說（對方指定），一半自由發揮。這自由發揮的半門課，我講了這篇文章以及其他幾篇相關論文。何碧玉教授很開心，於是請丈夫安必諾教授（AngelPino）合作，編譯成《中國現代小說與文化七講》（Septle?onssurleromanetlaculturemodernesenChine，LEIDEN?BOSTO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15）。
《作為“文化工程”與“啟蒙生意”的百科全書》是為我和米列娜合編的《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撰寫的“代序”。組織一個國際團隊，研究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發起人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漢學家米列娜（MilenaDole?elová-Velingerová，1932—2012），而最終順利完成，則得益於瓦格納教授的鼎力相助。故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書ChineseEncyclopaediasofNewGlobalKnowledge(1870-1930):ChangingWaysofThought（Springer-verlagBerlinHeidelberg2014），署米列娜、瓦格納合編。為此英文著作，我隻貢獻了中文本《晚清辭書及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可在長達十年的合作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歐洲學者治學的認真與嚴謹。兩次工作坊（海德堡大學，2006年3月；臺北：中研院，2007年10月），加上無數的電郵，不斷的打磨，方纔成就今日這本英文書。相比之下，匆促問世的北大版，隻能說是“初稿”。
《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之間》乃不久前貴州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新文學大繫導言集》的“導讀”。文末稱：“為重編本《中國新文學大繫導言集》撰寫‘導讀’，對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因寫作時間拖得太長，學界不斷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時，隻好刪繁就簡，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困境。”2006年底交出重編本目錄，而後便開始撰寫這篇“導讀”；之所以寫寫停停，除了學術興趣不斷轉移，更重要的是，2009年秋季學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大繫》研究”專題課，在與研究生深入交流的過程中，調整了寫作策略。雖有此波折，我很懷念那師生間如切如磋的溫馨場面。
此書有四文選自仍在市面流通的隨筆集；日後舊書重印，將據此重新調整篇目。至於我談及大眾傳媒的大小文章，散落在各評論集或隨筆集中的，還有《假如沒有文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中的《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當代中國人文觀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中的《大眾傳媒與現代學術》《懷念“小說的世紀”》，以及《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中的《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學術文化視野中的“出版”》《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等，敬請有興趣的讀者參閱。
2014年9月13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