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7版修訂版中文版套裝上下冊）

精彩書摘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7版）（修訂版）（中文版）（上冊）》
由於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古典希臘文化普及到整個中東，形成一個新文明；希臘化時代一詞就來源於這一新文明（見第4章第3節前336年，亞歷山大繼承其父親腓力二世的王位後，首先嚴厲地鎮壓了底比斯的反抗，使其他希臘城邦隻好默認他的統治；接著前334年，他率領馬其頓士兵向東方的波斯人發動進攻。渡過赫勒斯滂海峽後，首先侵占小亞細亞，然後攻占敘利亞、埃及、美索不達米前330年，占領大流士的國都波斯波利斯，征服整個波斯。第二年，征服者繼續東進至興都庫什山和大夏，再從那裡向印度進發，深入旁遮普。隻是由於士兵們拒絕再前進，亞歷山大纔不得不從印度退回巴比前323年他在那裡患惡性瘧疾病逝，終年33歲。
亞歷山大病逝後，他的部將為爭奪對龐大帝國的控制權而長期彼此征戰前3世紀初，形成三個王國。一是馬其頓王國，它回復原狀，成為一個疆域不大、希臘化的民族王國，雖未能直接統治其南面的希臘諸城邦，但基本上控制了這些地區。另外一個是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王國，它自然資源豐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堅固的屏障，是三個王國中維持最久的一個。最後一個是塞琉西王朝統治下的王國，它由帝國的亞洲諸行省組成，是三個王國中疆域最廣的一個。正因為這些王國擁有大量土地物產，它們隻得跟周圍許多敵人進行連續不斷、難以取勝的戰爭。它們先把在印度的行省割讓給印度國王旃陀羅笈多，接著又將小亞細亞割與凱爾特族入侵者，將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割與帕提亞人。最前1世紀，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舊帝國遺留下來的行省，征服了馬其頓和埃及，從而結束了希臘化時代，開始了羅馬時代。
雖然亞歷山大的帝國是短暫的，但繼其而起的諸王國卻完整程度不等地生存了三個世紀；在這期間，中東也希臘化了。埃及和亞洲諸行省土地富饒，提供了種種前所未有的機會；成千上萬的希臘商人、行政官員、教師、專門職業者和雇傭兵受這些機會的吸引，從各自的城邦移居那裡。從而，為新的希臘化文明——一個實際上各方面都與其前身古典文明不同的混合創造物——奠定了基礎。
由於城邦遭到破壞，日漸衰微，所以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希臘城邦為了生存下去，試行建立同盟。亞該亞同盟包括除斯巴達以外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各城邦，埃托利亞同盟包括除雅典以外幾乎整個希臘中部。雖然它們常給描繪成聯邦組織，但實際上隻是些中心權力機關沒什麼權力的同盟。它們過於軟弱，建立得也太晚，使諸城邦在羅馬軍團到來之前，隻能在鄰近一個或另一個帝國的勢力範圍內活動。
就後起諸王國的城市來說，它們與古典時代的希臘城邦完全不同。它們內部由於希臘移民與土著民族間的差別而分裂。而且，它們總是完全從屬於一個或另一個帝國。如果城市居民由於暴虐的國君，或者更壞，由於懦弱的國君而遭難，城市無能為力。實際決定不是由公民大會做出的，而是在法庭或戰場上做出的。因而，可以理解，城市居民都全力以赴地積聚財富，貪圖享受，讓貧民和奴隸自己設法謀生。於是，舊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會內聚力為自私自利和階級鬥爭所取代。
經濟狀況和經濟制度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希臘本土不僅政治晦暗，而且經濟衰落。過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種制造品來換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種糧食和原材料。但是前4世紀時，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來，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葡萄園和橄欖園。
雖然希臘本土經濟衰微，但許多希臘人卻因移居此時向他們開放的中東而致富。他們以冒險精神和先進的商業、金融方法做出許多貢獻。他們發現了波斯王朝積蓄的大量金銀財寶，使之流通；采用或更廣泛地使用諸如空吸式活塞泵、水車、螺絲鑽子和水壓機等技術發明。希臘人還掌握大規模的公共工程和國有企業，包括灌溉繫統、礦山、采石場、鹽田、“皇田”和制造華美織物和陶器的工場。結果，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地區貿易和生產率獲得相應增長。不過，收入的分配極為不當。雖然投機商利用收益的增長大發其財，但奴隸數目增加，自由勞動者的地位下降。總之，這是一個不僅生產率不斷提高，而且經濟不平等和社會衝突也日漸加劇的時期。
……
《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7版）（修訂版）（中文版）（下冊）》
建立這一以他們自己名字命名的帝國的奧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來自中亞（而閃米特阿拉伯人則來自阿拉伯半島）、廣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數世紀裡，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斷地徙人中東富饒地帶。他們早在8世紀時就來到中東，滲入伊斯蘭教帝國，最初是充當雇傭兵。10世紀時，蒙古西征的壓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人中東，其中包括一支塞爾柱突厥人。
這些新移民在1071年具有決定意義的曼齊克爾特戰役中大敗拜占廷軍隊，突破了小亞細亞沿托羅斯山脈的傳統邊界——該邊界已保護羅馬和拜占廷帝國達1400年之久。這一勝利使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成為塞爾柱帝國的一部分，隻將西北角留給了拜占廷人。
不過塞爾柱帝國後來也經歷了衰落，分裂成許多獨立的公國或蘇丹國。
13世紀後期，一伙伙新來的突厥移民使局面變得愈益混亂，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爾柱帝國最西北的邊緣地帶，那裡距分隔歐亞兩大洲的戰略要地達達尼爾海峽還不到50英裡。1299年，這伙人的首領，一個叫奧斯曼的人，向塞爾柱帝國最高統治者宣布他的獨立；從這一低微階段開始，以這位原無名氣的奧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奧斯曼大帝國發展起來。
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亞細亞奪取剩餘的拜占廷地區。
到1340年，整個小亞細亞已在伊斯蘭教勢力的控制下。1354年，土耳其人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在加利波利建立要塞，從而獲得了他們在歐洲的第一個立足點。他們要想進攻歐洲，幾乎找不到比這更有利的時機了。當時，整個基督教世界衰落和分裂：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奪去了許多基督教國家居民的生命；災難性的百年戰爭使英法兩國無力動彈（這場衝突的起訖日期頗值得注意：戰爭開始於1338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們對小亞細亞的征服；結束於1453年，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諸國因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長期爭鬥，也無力反對土耳其人；巴爾干半島則由於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異教的鮑格米勒派三者間的宗教鬥爭，以及早已過了全盛時期的拜占廷帝國、塞爾維亞帝國和保加利亞帝國相互間的競爭而被無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與小亞細亞一樣，巴爾干半島上的基督教農民也對其統治者極度不滿，以致他們對土耳其人的猛烈進攻很少抵抗或者不加抵抗。
這些情況解釋了奧斯曼人從他們在小亞細亞的基地向外擴張所取得的驚人成功。1384年，他們攻占索非亞，其後不久，控制了整個保加利亞。5年後，他們在歷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戰役中大敗南斯拉夫人的軍隊，致使塞爾維亞帝國滅亡。這些勝利使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的領地團團包圍。1453年，這座受圍困的首都被攻占，從而結束了長達千年的拜占廷帝國的歷史。
接著，土耳其人又南下進犯穆斯林富國敘利亞和埃及。經過一場旋風似的大戰，他們於1516年占領了敘利亞，次年占領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後階段的征服是在中歐進行的。他們在著名的蘇丹蘇萊曼一世的率領下，渡過多瑙河，在1526年的莫哈奇戰役中，一舉擊潰匈牙利君主國。3年後，蘇萊曼率軍圍攻維也納，但被打退；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驟雨陣陣，使他無法將笨重的火炮運至前線。土耳其人盡管受到這一挫折，但後來仍又取得了一些小的進展：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島，1669年奪得克裡特島，並在此後10年中，占領了波蘭的烏克蘭。
奧斯曼帝國在臻於鼎盛時，的確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帝國。它的中心地帶是土耳其的小亞細亞，但大多數人口是由南面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西面的巴爾干半島上的基督教徒構成。奧斯曼帝國地跨三大洲，擁有人口5000萬，而那時英國隻有人口500萬。無怪當時的基督教徒對這一不斷擴張的奧斯曼帝國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一團日益旺盛的火焰，不管遇上什麼，都緊緊抓住，並繼續燃燒下去。”
……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這在變化速度成指數級增長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例如，我們這一代人是在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我們自然也生活在一個由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中。19世紀和20世紀初葉是一個由西方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霸權的時代。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接著發生的殖民地革命很快就結束了這種霸權，世界地圖上一些龐大的歐洲帝國的消失便證明了這一點。地圖上許多地方的名字和顏色都從根本上起了變化，從而反映了已在20世紀中葉以前出現的這一新世界。我們漸漸不情願地認識到，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傳統的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觀已不合時宜，且具有誤導性。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盡管伴有種種精神求索的陣痛，但世界卻完成了自己從舊到新的轉變。到20世紀60年代，世界歷史協會的出現、《世界歷史雜志》的問世以及本書第l版的出版，皆證實了這種轉變。這又使我們回到原先的問題上：為什麼本書第1版問世纔幾十年就又要出版面向21世紀的新版本呢？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20世紀60年代的後殖民世界使一種新的全球歷史成為必需；今天，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的新世界，同樣要求我們有新的史學方法。20世紀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20世紀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的結果。這種影響的無處不在，顯見於它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引起的“種種巨大的問題”中。例如，20世紀末葉的學生們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一臉困惑地趴在木制書桌上想，如果這時遭到核彈的襲擊，這些脆弱的木制東西如何抵擋得住呢？地球母親已產生人類生命；這一代的學生不僅要面對威脅人類生命的新危險，還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威脅地球母親的危險。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Jaques Coust．eau）已發出警告：“人類在20世紀中對地球造成的傷害也許比在先前全部人類歷史中造成的還要多。”同樣，環境保護組織“世界觀察機構”也於1989年下結論說：“到1999年，真正決定人類命運的時刻將要到來。隨著世界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要麼團結起來共同扭轉危機，要麼陷入環境惡化和社會解體的惡性循環。”。由於物種與星球毀滅的黯淡前景，題有諸如《美國世紀的終結》、《世界的終結》、《未來的終結》和《歷史的終結》之類書名的一繫列著作已相繼出版。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不過是長長物種鏈上的小小一環，那麼這些令人沮喪的書名也許是對的。現在地球上大約有4000萬個不同的植物和動物物種，而在此前的不同時期曾經有50億到400億個物種。也就是說，隻有1‰的物種存活了下來，而99．9％的物種都滅絕了。這一紀錄似乎為目前上述“終結”繫列著作的熱銷提供了統計學上的支持。不過，這種統計卻具有誤導性，因為在人類和所有滅絕了的物種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後者的滅絕主要是因為它們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例如冰川世紀中發生的那些變化。相反，被賦予高級智能的人類則能夠通過使用火種、縫制衣物、建造房屋等方法來讓環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因此，人類是能夠使環境適應自己的需要，從而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而不是奴僕的獨一無二的物種。主人和奴僕之間的決定性差別，可以用人類和天花之間的關繫變化來予以戲劇性的說明。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懼的一種，它最初出現在至少2000多年前的遠東，8世紀時被傳播到歐洲，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又散布到美洲。隨著歐洲人往其他大陸遷移，天花病毒殺死了無數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以及波利尼西亞和加勒比海諸島的島上居民都因此而遭遇到了種族滅絕的慘禍。其實，天花病毒也曾在歐洲肆虐，並最終吞噬了歐洲大陸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壞程度與瘟疫相當。對天花病毒的征服始於1796年；那一年，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Edward．Jenne）發現接種或感染了牛痘的病人對天花有免疫力。如今，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被隔離在美國和俄國科學家的實驗室裡，所以，天花與人類的關繫給完全顛倒過來了。已知的最後一個天花病例出現在1977年的索馬裡。1980年，人類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科學家們一度建議把實驗室中餘留的若干種類的天花病毒樣本也徹底毀掉，以防止它們傳播開來。但是人們延遲了做出這一最後決定的時間，因為這些病毒可能會對將來的研究有用。現在，科學家們已制造出無害的天花DNA片段，並有完整的基因草圖可供研究，這樣，天花病毒的樣本存留與否也就無關緊要了。1996年1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執行董事會一致同意將1999年6月30日定為銷毀全部殘存的天花病毒的日期。至此，這一長期以來折磨人類的病毒殺手已被鐐銬鎖牢，等待它從前的受害者確定一個日子來處決（和消滅）它。由此可見，人類已儼然成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最高統治者。物理學家沃納·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總結說：“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世界上隻面對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敵人。”但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類的這種首要地位乃我們當今全球性隱憂與恐懼的根本原因。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後，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隻有自己。這種與我們的內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新的對抗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不僅僅要求人類獲取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事實證明，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是無與倫比的。同時，它還要求用正確的倫理導向來確保知識被運用於正確的方向和目的。在科學革命興起的17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曾提到過科學革命的潛力，也警告過它可能帶來的危險。他熱情洋溢地贊美通過科學追求“知識與技能”，但他同時也提到，這種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來加以引導，而且這種追求不應該是“為了自得其樂、爭強好勝、高人一等、追逐名利、爭奪權位，或其他任何類似的卑微目的，而應該是為了改善生活”。我們可以在每天的電視節目以及福特罕姆大學的年度報告《社會健康指數》中痛苦地發現，我們對於培根的警告忽視到了何種程度。上述報告是在青少年自殺率、失業率、吸毒率、高中學生輟學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等統計數字的基礎上做出的，它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基本狀況。結果表明，美國社會健康指數從1970年的75點降到1991年的36點——就連該年度報告的主編都稱這一下降是“可怕的”。社會健康狀況中的這種“可怕的”惡化並不隻限於美國。海洋地理學家雅克·庫斯托從早7點到晚7點在巴黎散步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點。他散步時帶了一個計數器，“每當我遇到人們向我推銷我不需要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按一下計數器，結果一天下來我總共按了183次。”類似庫斯托的這種經歷俯拾皆是。無論是在巴黎、雅典，還是在洛杉磯、墨西哥，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但是，作為一個勤於思考的科學家，庫斯托由此開始探究這種個人經歷的社會意義。他在調查中總結出：“控制這種破壞性的消費主義不是個人的義務，而是整個社會的責任。我不是生態治國論者，絕不是。但是當你在街上開車看見紅燈的時候，你會停下來。你不會認為紅燈試圖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它是在保護你。那麼為什麼在經濟學中不會有同樣的事情？責任要靠社會機制而不是個人美德來維繫。”。庫斯托在《消費者社會是我們的敵人》一文中得出的這一結論是很重要的，因為消費者社會正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種普遍現像。例如在中國，當毛澤東於1949年開始執政時，社會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車、收音機、手表、縫紉機。後來，消費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電、冰箱、摩托車等。如今，這一單子還在不斷變長，近來增加的大件是汽車。汽車在第三世界億萬“貧苦人民”中已成了社會地位的標志。在1990—2000年之間，印尼的汽車擁有量從272524輛增長到675000輛左右，印度從354393輛增長到1100000輛，而中國則從420670輛增長到2210000輛。環保主義者非常擔心這些不斷增加的數以百萬輛計的汽車對全球空氣的影響。不過，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卻指出：是西歐人發起了工業革命並隨後污染了全球的空氣，現在他們不能又讓這些“貧苦的人”固定在“永遠貧苦的人”的地位上。在今天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這些發展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深刻的問題。現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對基本原則的時候。那麼，人生的意義究竟何在？人類存在的目的又是什麼？當培根強調新興的科學必須被用於“改善生活”，而不是為了諸如“追逐名利、爭奪權位”之類的“卑微目的”時，他已經直面了這一問題。培根還一針見血地提出了以下問題：難道人類非得變成經濟動物，隻知道專注於膨脹的胃和膨脹的銀行戶頭嗎？任何社會的首要目標都必須是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因此，必須首先提高經濟效率以使這些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但是，如果這些基本需求已得到滿足，難道人們還必須無視個人、社會和生態的代價而一味強調經濟生產率嗎？對於這個基本問題，人類尚未給予應有的考慮。也正是由於這一疏忽，纔使得盲目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在全球泛濫，正如庫斯托在巴黎散步時所發現的那樣。這種躲閃的狀態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因而，人類現在正無可奈何地致力於尋找避免成為“經濟動物”的方法，或者更準確地說，致力於尋找一個“倫理羅盤”來引導技術的發展。這是人類遇到的一個巨大挑戰——人類曇花一現的生涯中的最大挑戰。迄今為止，人類已利用其卓越的智力主宰了環境，從而獲得了自己目前在地球上的首要地位。但是，隨著這一地位的獲得，又隨著這一地位迅速消失在當今世界範圍的社會與環境的退化中，人類現在正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一挑戰要求他從聰明的靈長類轉化為明智的人類——即從聰明轉變為明智。在以下章節中我們將會看到，正如在過去反復經歷並成功地應對了種種挑戰一樣，人類也正在應對今天的挑戰。因此，處於21世紀前夜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和革新，而當今遍布全球的變革則證明了這種革新的廣度和重要性。例如在中國，堅定的革命者正在摸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前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建議他的同胞們不要害怕失去他們“意識形態的純潔”。甚至在占優勢的種種市場經濟中，資本主義本身也正在以多種供選擇的形態出現。這些形態包括強調不受約束的自由企業制度的美國形態，強調福利國家和工人參與決策的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形態，以及不同程度地將國家計劃經濟、被互相連接起來的聯合大企業、大公司的終身雇用制和政府對以出口為目的的國內工業的資助結合在一起的正在擴散的亞洲經濟形態。這種多樣性表明：21世紀不僅面臨著巨大危險，而且還擁有巨大潛力。雖然歷史學家們沒有魔法師的水晶球，不能確定無疑地預知將來，但是，他們能比較確定地預測到，21世紀既不是烏托邦，也不是地獄，而是一個擁有各種可能性的世紀。至於這些可能性中的哪些能夠實現則取決於這本書的讀者，你們在未來幾十年中的所作所為將是有決定性意義的。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現在既不能做自我欺騙式的烏托邦幻想，也不能做杞人憂天式的悲觀預言，現在到了對現存的慣例和制度做一個冷靜的再評價的時候了，我們應當保留那些行之有效的，拋棄那些不合時宜的——這正是當前全世界正在努力去做的。也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精神，本書纔有了這個新版本，希望它能有助於這一再評價的過程，從而實現培根所提倡的“改善生活”，拋棄他所反對的“卑微目的”。斯塔夫裡阿諾斯

查看全部↓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

【医学】

【各大出版社】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目錄

精彩書摘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