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輿論

精彩書摘

切斯特頓（Chesterton）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現代社會在本質上是不牢靠的，因為它賴以構建的基本觀念是：人們在不同原因的導向下會采取同樣的行為……但正如每個罪犯心中的罪念各不相同，每個普普通通的城郊辦事員的頭腦中也可能有著迥乎不同的哲學觀點。舉例來說，第一位辦事員可能是一位唯物主義者，他把自己的身體想像成一架機器，自己的意識就從這架機器中生產出來。腦海中的思緒，於他而言，就如同單調的、無意義的鐘表指針的走動聲。住在隔壁的另一位則可能是一名基督教科學派成員（Christian Scientist），他認為自己身體的存在比自己影子的存在還要單薄，甚至可能感到自己的四肢隻是一種幻覺，就像顫抖的亂夢中搖擺的蛇。而走在馬路上的那一位，不是基督教科學派成員，而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鄰居們大概會將其描述為活在童話裡的人，這個童話既隱秘又編得滴水不漏，他在裡面交了很多超自然存在的朋友。第四個人可能是一個通神論者（theosophist），且極有可能是一個素食主義者。至於第五個人，我們不妨充分施展自己的想像力而將其設定為一個惡魔崇拜者……無論上述設想是否對我們討論問題有幫助，有一點是難以否定的，那就是由如此復雜多樣的人“聯合”起來構成的社會必然是脆弱的。要使這些世界觀迥異的人始終采取整齊劃一的行動，顯然是很難做到的。依這樣的設想建立的社會，不是以交流融通為基礎，甚至也不是以契約和協議為基礎，而是以偶然性為基礎。這些人可能會在某天不約而同來到某盞路燈下，但目的卻完全不同：其中一人是為執行城市改造任務而將燈柱漆成豆綠色，另一人是為借燈光閱讀自己的每日禱告書，還有一個人是在酒精的作用下心血來潮想要抱住燈柱，最後一人則隻因站在豆綠色的燈柱下等他約會的女伴比較顯眼。四人聚在路燈下，完全是一種巧合，因而若期待這樣的情形能夠頻繁出現，就不太明智了……”
現在，我們不妨將剛剛提到的燈柱下的四人置換一下，將其想像成政府、政黨、企業、社會、群體、商界、業界、高校、黨派、國家等。想想正在就一項可能影響到很多人的法規進行投票的立法者，以及正在做出決策的政治家；想想正在重新劃定歐洲版圖的巴黎和會，在會上同時揣摩著母國政府和出使國政府意圖的大使，在欠發達國家爭取特許權的開發者，呼吁發動戰爭的報紙編輯，請求警方限制娛樂活動的牧師，決定發起罷工的俱樂部酒廊，謀劃對學校進行規制的縫紉婦女會，正在裁決俄勒岡的立法機關是否有權決定婦女工時的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否承認某國政府進行決議的內閣會議，抉擇競選人或起草綱領文件的政黨集會，2700萬正在投票的選民，惦念著某個貝爾法斯特（Belfast）愛爾蘭人的科克（Cork）愛爾蘭人，謀劃著重建整個人類社會秩序的共產國際，應付著雇員的一大堆要求的董事會，正在擇業的青年男子，正在估算下一季度供求量的商人，正在考量市場動向的投資人，正在思慮是否應給一家新企業提供貸款的銀行家，廣告商，廣告受眾……在不同的美國人眼中，“大英帝國”“法蘭西”“俄羅斯”“墨西哥”這些概念的含義可以千差萬別。這樣的差異性和切斯特頓先生列舉的豆綠色街燈下那四個人的情形，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不過，暫且不要忙著分析人與生俱來的錯綜復雜的差異性。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充分地意識到每個人對於其所處世界的認識都是差異顯著的。當然，我毫不懷疑作為動物的人類的不同個體之間必然存在顯著的生理差異——沒有纔怪。但是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其對於環境做出的反應。作為一種擁有理性的動物，在尚未確定行為環境具有值得衡量的相似性的前提下，就先去總結行為的相似性，此類做法實在過於淺薄。
人們對於天性與後天教育，以及先天品質與環境影響之間的關繫的爭論由來已久。而上述觀點的實際價值就在於對這一爭論做出了十分必要的改良。因為“擬態環境”概念的提出，正是對人的天性與環境條件兩者加以綜合的結果。僅憑對人的行為的觀察，便去斬釘截鐵地描述人的本質、預測人的未來，甚或試圖直接歸納社會的基本環境條件，都不過是誇誇其談而已。“擬態環境”的概念可以表明這種誇誇其談的無效性。因為我們事實上並不知道人對於宏大社會的事實信息會做出何種反應，我們所知的僅僅是人對於宏大社會中的某個極其有限的片段圖景會做出何種反應。基於有限的事實材料，我們既不能就宏大的社會環境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結論，也不能對人本身得出任何概括性的結論。
讓我們沿著這個思路繼續追問下去。不妨假設每個人的行為都非基於直接的、確定的事實信息，而是基於由其意識加工出來的關於事實的圖景，或由別人向其傳遞的此類圖景。例如，若某人擁有一本地圖集，且這本地圖集告訴此人世界是一個平面，那麼他就一定會避免在行船中駛向假想中這個平面的邊界，因為他擔心會“掉出去”。若某探險家在地圖上看到某處有一眼可以令其永葆青春的泉水，那麼他便會踏上尋找這眼泉水的旅途。若某人挖掘出了在其看來像黃金一樣的黃色的東西，那麼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以為自己真的找到了黃金。人在任何時間點上的行為都是基於其彼時彼刻對於現實世界的某種想像。這種想像能夠決定人們為何事而奔忙，產生何種情緒，懷揣何種希望，卻無法判定人們最終會取得何種成就，以及事情將會迎來何種結果。
如果我們試著用趨利避害的原則來解釋社會生活，便很快會發現這種享樂主義的思路回避了一個問題：即使我們假定趨利避害就是人的社會生活的目標，那麼人們何以認定某種方式就一定比另一種方式更“趨利避害”呢？這一關鍵問題並沒有得到解答。是通過道德感的指引嗎？那麼為什麼人會持有某種特定的道德感呢？又或者可以通過經濟上的利己心理來解釋？那麼一個人是如何確定什麼纔是自己所追求的利益的呢？又或者可以用人對安全感、名譽、支配權或所謂的自我實現（其含義其實比較模糊）的追求來解釋？可是人們又是如何認定何為安全感、名譽、支配權，以及如何確定自己想要實現何種自我呢？毫無疑問，快樂、痛苦、道德、成就、守護、提升、征服，都是對人的行為方式的一種解讀。人的本性之中存在對於這些目標的趨向性。但是對於這些目標的表述以及對於這種趨向性的描述，並不足以解釋作為結果的人的行為。人們常常進行推理，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擬態環境——現實世界在他們頭腦中的再現——是其思想、感情、行為的決定因素。因為假如現實與人對現實做出的反應之間的關繫並非間接且基於推斷，而是直接的、毫不遲延的，那麼便不會存在猶豫不決或判斷失誤，蕭伯納（Bernard Shaw）也就不會說“除了作為胎兒在母親腹中的那九個月，人對自身事務的料理還不如植物”（因為我們無法像子宮中的胎兒那樣貼切地融入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正是由於外部世界與人的反應之間的這種特殊聯繫，我們很難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框架用於對政治意見的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論關注的主要是獨特的個體與其所處的具體環境以及環境中其他個體之間的衝突，其假定如果個體內在的精神錯亂得到了矯正，那麼個體與環境之間就能始終保持應有的正常關繫。然而輿論所涉及的內容往往是間接的、不可見的、難以捉摸的，它們無法變得明晰——輿論中所指的環境，其實是各種各樣的意見。而精神分析學家卻幾乎總是在假定環境是可以被確知的；即便不能被確知，也是任何一個智力正常者都能理解並對其做出相應反應的。對於輿論研究而言，這個假設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社會分析並非想當然地將環境假定為可確知的；相反，研究者最為關心的就是人們認知宏大政治環境的過程，以及如何讓這一過程更為順暢，從而實現更好的認知。如果說，精神分析學者和社會分析學者的研究所圍繞的中心都是X，那麼精神分析學者研究的就是所謂“環境”對X的影響，而社會分析學者研究的則是X本身——擬態環境。

查看全部↓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

【医学】

【各大出版社】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目錄

精彩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