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喻·文學
——修訂譯本序
童慶生
2014年7月28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向坐在輪椅上、滿頭銀發的M. H.艾布拉姆斯頒授2013年度的國家人文科學勛章（the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表彰他為美國學術作出的傑出貢獻。授獎詞高度評價了他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特別指出，艾氏之研究不僅加深了人們“對浪漫主義傳統的認知”，而且極大地拓展了“文學研究領域”。據獎項官網介紹，國家人文科學勛章獎項設立於1997年，授予那些“加深了國人對人文科學的理解，拓寬了公民和歷史、文學、語言、哲學及其他人文科目互動範圍”的研究者或團隊。 對艾布拉姆斯而言，國家人文科學勛章或許是遲到的榮譽，此時，他已年屆102歲，步入了生命的最後時段。2015年4月21日，獲獎後不到一年，艾布拉姆斯去世。不過，這枚人文勛章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像征意義，為這位文學教育界的耆老半個多世紀的研究、著述和教學職業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1953年，下文簡稱《鏡與燈》）奠定了艾布拉姆斯在學術界和文學批評理論界的地位。這是一部聚焦19世紀初期英國文學的斷代史，全面整理、敘述、建構了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想和批評實踐，不僅提供了認識解讀這一文學運動的理論框架和批評語言，同時擴展深化了讀者對總體文學現像的認識。1957年，哥倫比亞大學征詢250位批評家、學者和教授，請他們甄別評選此前30年中出版的文學研究佳作，最後共有5本著作入選，《鏡與燈》是其中之一。其他4種分別是劉易斯（C.S. Lewis）的《愛的寓言》（）、F.O. 馬西森（F.O. Matthiessen）的《美國文藝復興》（）、《T.S.艾略特文集》（），以及備受艾布拉姆斯推崇的學者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的《存在之巨鏈》（）。當然，學術著作的價值和意義不應取決於學術機構或出版社這類不無市場運作意味的評選評獎活動。與《鏡與燈》同時上榜的其他幾本著作，曾幾何時，大多已寂寂無人知曉，即使在大學英美文學本科專業的參考書目中也極為罕見。相比之下，《鏡與燈》出版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都是歐洲文學史研究，特別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思想史研究無法繞過的參考書，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998年，距哥倫比亞大學評選四十多年後，美國出版社現代圖書館公布了100部20世紀最具影響的非虛構著作書單，《鏡與燈》位列第25部。在跨越不同年代的評選活動中榜上有名，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鏡與燈》的價值和影響。
一
作為一部斷代文學思想史，《鏡與燈》在研究範式、歷史書寫、批評實踐等諸方面皆有示範性作用。如其副標題所示，本書關注的是“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之間的關繫。然而，不無諷刺的是，《鏡與燈》最為人熟知和津津樂道的部分並非作者傾力而為的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實踐，而是為討論這一主旨內容作鋪墊的導論，即本書開篇章“批評理論的總趨向”。在文本接受過程中，我們常會踫到這樣的悖論，作者與讀者對書中內容有不同的偏好，作者訴諸文字的初衷未必是讀者之興趣所在，而讀者喜愛的部分、認可的精華也不必是作者傾心之處、重點所在。可以說，《鏡與燈》廣泛的影響至少部分源自讀者對第一章的偏愛和“誤讀”，而其中隱含的接受學意義上的悖論值得深思。然而，“批評理論的總趨向”確是一篇精彩的導論。在短短二十幾頁中，艾布拉姆斯縱覽歐洲2500多年的文學批評史，演示文學批評思想的流變，高屋建瓴卻不失精準，宏觀綜合而又形像直觀，展現出高超的歷史敘事技巧。文學批評思想史研究與其他思想史研究並無本質的不同。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理論體繫、思想觀點，或同生共存，或前後交錯，相互間既有影響繼承的關繫，又有針鋒相對相互排斥的現像，也有相當數量的表述受制於特定的語境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孤立性。文學批評思想史亦然，不同的理論、觀點、立場、爭論等，枝蔓纏繞，“剪不斷，理還亂”，寫什麼，如何寫，令人大費周章。最為常見的書寫方法是依循時間的順序追溯文學批評思想譜繫。例如，韋勒克的《近代文學批評史，1750—1950》（1955—1992年）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這部批評史的首卷初版於1955年，與《鏡與燈》的出版前後相差不過兩年，而最後一卷直到1992年纔出版。全書共八大卷，耗時 37年，是韋勒克耗費畢生心血的著作，據說，最後兩卷是作者在病床上口述完成的。《近代文學批評史，1750—1950》篇幅巨大，但覆蓋的時間跨度僅為近現代兩百年的歐洲文學批評史。編年史或通史完全受制於物理時間的框架，表面上看，逐年逐代記錄文學批評史上的進程完全依循了自然的敘述順序，然而，思想發展的進程並不總是依照時間的進度而進步，排列批評史上的人事、觀點、文本，未必能準確把握真實的思想史進程。
顯然，艾布拉姆斯在導論中刻意回避了編年史的書寫模式，不以物理時間為敘述架構，而是以精心提煉的“四要素”為討論起點和敘述框架，梳理批評思想的繼承和轉換、蛻變和革新，追溯文學理論的內在邏輯和走向，在此基礎上總結歸納出與“四要素”相對應的批評理論：“模仿說”“實用說”“表現說”和“客觀說”。擺脫了物理時間上的限制，艾布拉姆斯意外地獲得了更多思辨的空間和主體的自由。以觀念要素為敘述框架要求作者自覺超越敘述討論中可能涉及的特定的批評家、文本、時段和地區等細節，將注意力聚焦批評思想和觀念本身，因而作者可以在相對抽像的觀念層面上，跳躍性地展示批評流派的異同和轉變。讀者盡可按照艾氏描繪的批評路線圖，為書中提及和未提及的批評家和文本找到合適的位置。
“批評理論的總趨向”對歐洲批評理論史中思潮流派的分類基於觀念，但毋庸置疑，其結論是歷史性的。這不僅因為該章之宗旨是為接下來討論和定義浪漫主義批評思想搭建平臺和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依據“四要素”整理歸納出來的四組極具代表性的文學批評理論皆為歷史的產物，隻有在具體語境中方能充分顯示其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的影響和作用。它們如同四大區塊，共同拼構出歐洲文學批評思想史的版圖。大致可以這麼說：前兩種理論，“模仿說”和“實用說”及其相應的批評實踐盛行於18世紀末以前，而後兩種批評理論中的“表現說”興於18世紀末，盛於19世紀上半葉，是浪漫時期占據主流的批評思想。最後，以文本為中心的“客觀說”流行於20世紀上半葉，直至《鏡與燈》出版之際，仍然主導著學界解讀文學作品的實踐。歐洲長達2500多年的文學批評史就是這樣被艾布拉姆斯輕松直觀地嵌入“四要素”構成的三角圖形中，歷史上曾經紛繁混亂的批評思想開始變得井然有序。
毋庸諱言，艾氏的“四要素”也有其局限性。首先，經過如此劃分呈現的文學批評思想史固然清晰明了，易懂易記，但終究還是粗線條的速寫，不免失之粗疏，必然遺漏省略了豐富的歷史細節，因而極有可能將錯綜復雜的批評思想史簡單化。其次，以“四要素”建構的框架帶有理論上的預設，而這預設是否可靠，值得深入思考。在“四要素”制約下，四種批評理論傾向或流派似乎隻能分別源於其中的某一個要素，否則，便無從獲得充分的自我定義和自我實現。例如，“模仿說”隻能強調“四要素”中的“世界”，忽略不計其他三要素；“實用說”隻關注受眾，與其他要素似乎並無實質的關聯。如果說以作品文本為中心的批評理論即為“客觀說”，這是否意味著作者和讀者的主體性已然降至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而“模仿說”中的作者，夾在“世界”與“作品”之間，其功能猶如一條通道，毫無能動性創造性可言，這樣的“模仿說”豈非更像
“客觀說”？讀者難免會心生疑慮：一種理論為何不可同時兼顧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要素呢？歷史上的批評思想理論流派果真這般整齊劃一，以至於史學家可以干淨整齊地歸類、界定、命名它們？這樣分類歷史上的理論思潮真能反映無限豐富的批評思想史嗎？艾布拉姆斯將浪漫主義文藝思想定義為“表現說”，然而，我們知道，華茲華斯在強調詩歌作為詩人自我情感延伸的同時，極為重視詩歌語言和詩歌形式的獨特作用和價值，反復強調外部世界對於詩歌創作的重要性，從未忘卻或輕視過文學的巨大的道德作用和社會功能，視詩歌為捍衛人類文明的最後防線。他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對這些立場和觀點都一一做了清晰而有力的表述。華茲華斯的詩論已然如此豐富，考慮到同期其他主要詩人的觀點和思想，英國浪漫主義批評思想的實際情況必然更加復雜，豈是簡單的“表現說”三個字所能概括？
當然，艾布拉姆斯的目的並非以一種理論概括整個時代的文學思想和批評實踐，他對“四要素”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認識，隻是在研究寫作的實際過程中目睹文學批評思想史研究中的混亂，他感到有必要想像建構一套“既簡潔又靈活的參照繫”，以最直接的方法、最明了的語言去討論涵蓋“盡可能多的藝術理論體繫”。真實的歷史世界裡並無先驗的研究套路、現成的解讀框架，所以，最易達至目的、最是一目了然的分類法，便是最好的分類法。 艾布拉姆斯從錯綜復雜的文學批評史中提煉出“四要素”，並作為概念依托和敘述切入點，這看似簡單，卻是高度抽像和宏觀綜合的結晶，蘊含著深厚的學養，展現出典型的英美實用主義的研究傳統：化繁為簡，舉重若輕，明了直接。果然，以“四要素”觀照歐洲批評思想史，迷霧盡散，眼前一片晴朗。這樣的歷史書寫模式令艾布拉姆斯備感興奮，多年後，他回憶起當年寫作《鏡與燈》第一章的情形，欣喜之情仍溢於言表，“突然間，可以將混亂的批評理論分門別類，而一旦將它們分門別類，就可以看到它們如何彼此相伴而行，如何各自講述著屬於自己那部分的故事”，又如何共同講述著一個完整的批評史故事。對於在文學思想史的混亂無序中艱難跋涉的讀者來說，“四要素”不啻為一把利器，可供他們清除枝蔓纏繞，尋找前行的路徑。這篇導論惠及了幾代讀者，它在讀者心目中的價值和地位頗高，這絕非沒有理由。
艾布拉姆斯多次指出，“四要素”服務於《鏡與燈》的論述主旨，導論原為輔助性章節，然而，不無諷刺的是，這篇導論的影響超過了《鏡與燈》本身，頗有些喧賓奪主的意味。不僅如此，導論被收入多種文學批評文集，成為研習文學理論批評史的重要文本和教材，“四要素”及其相關的四種理論分類也常被誤讀為原創性的文學批評方法，對批評理論歷史的解讀竟被混淆為原創性批評理論。其實，艾布拉姆斯並未試圖提出自己的批評理論，他本人對導論的巨大成功和影響始料未及，喜憂參半。一方面，導論大大提高了《鏡與燈》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導論的影響使得這部研究浪漫主義文學的學術專著超出了其預設的學術範圍和讀者群，在一定程度上掩蓋、削弱了《鏡與燈》的理論主旨和學術價值。讀者津津樂道“四要素”時，已無暇顧及本書的核心關切，而對浪漫主義詩學無特別專業興趣的讀者讀畢導論，似乎沒有必要繼續研讀下面的章節。直到晚年，艾布拉姆斯對《鏡與燈》接受過程中出現的這種情況仍然耿耿於懷，他抱怨道，談到《鏡與燈》，“人們更願意記得第一章”，還有就是本書的題目“鏡與燈”，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在公共學術空間認真討論這部專著的核心關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