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明與氣候變化
新年伊始,許多媒體相繼報道了一條很有趣的科技新聞:8世紀和9世紀之間,世界範圍內的干旱可能促成了中國唐代文明和墨西哥瑪雅文明的衰落。有的媒體的報道更是直截了當:“罕見的季風期異常導致唐王朝統治晚期災荒連連,進而作為引發農民起義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滅亡。”這一結論是由德國、中國和美國學者共同完成的,科學家們對中國南方瑪珥湖和委內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積物進行了研究,以期尋找古代氣候變化的規律。他們的論文發表在2007年1月4日出版的《自然》雜志上。
據報道,中國南方瑪珥湖位於廣東湛江市西南18公裡處的湖光岩國家地質公園內,湖光岩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保護最完整的瑪珥湖。1997年,經中德科學家考察確定,湖光岩是距今14—16萬年前由平地火山爆炸後冷卻下沉形成的瑪珥式火山湖,面積2.3平方公裡,由火山口湖與火山熔岩組成,湖深400多米。湖水在四周火山堆的保護下,不受外界水繫干擾,長期自然沉積形成的湖底沉積層,是十幾萬年地球演變留下的“天然年鋻”。研究這部“天書”,可以了解近10萬年來動物的興衰、植物的演替、人類活動的影響及一些重大古氣候突變事件的過程。
眾所周知,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界,在漫長的地質年代是不斷發生變化的。“百川沸騰,山塚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經》),海陸變遷的現像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伴隨著地殼運動,全球的氣候也發生巨變,生物界也因為環境的攺變中或進化或滅亡,不斷繁衍出新的種群。不過,除了驟然出現的火山爆發、大地震、雪崩、泥石流帶來的劇變而外,這裡所說的變化,通常是指大範圍的地理空間,其時間的跨度多數是很長的,往往是幾千萬年或上億年。地質學家根據各地的地質構造、岩石特征、生物化石等信息遺存,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可以揭開地球的變化規律,給我們描繪出遙遠的地質時期地球的面貌。
這次由德國、中國和美國學者對中國南方瑪珥湖和委內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積物進行的研究,通過地質記錄揭示氣候演變的趨勢,之所以引起媒體的關注,我認為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於科學家通過地質記錄來研究氣候的變化,己經精確到一千多年的尺度,也就是說,涉及到了人類歷史時期環境的變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地質學家還進一步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結合起來,進而提出:從采集自中國湖光岩瑪珥湖的沉積物中發現8世紀和9世紀期間,亞洲夏季風變弱,發生了干旱,而這個時期也是中國唐朝從輝煌走向衰落的過程。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模型非常類似於同一研究小組在此之前對采集自委內瑞拉海岸附近的Cariaco盆地沉積物的研究結果,他們由此推測類似的干旱也可能發生在附近的墨西哥。在美洲誕生的瑪雅文明,經過70多年的衰落830年結束了,瑪雅人留下的最後石刻日歷記909年。科學家認為,夏季雨水的缺少可能與這些文明的急速衰落有關。導致這兩次干旱的原因可能均是向南遷移的雨季模式剝奪了整個北部回歸線地區的夏季雨水,而干旱帶來的災害也成為這兩種文明衰落的一個主要因素。
自20世紀以來,對於人類有文字記錄以來的歷史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已經越來越引起科學家的關注。過去,限於科技手段的落後,更多的還是傳統的觀念,人們普遍以為,人類有文字記錄以來的歷史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是微不足道的。按照一個經典的比喻,如果把地球誕生以來比作24小時,人類出現以來的歷史不過幾分鐘,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跨度內,自然界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現在,越來越多的發現證明,這種看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盡管人類的出現隻有短短的幾萬年,有文字記錄的歷史纔幾千年,但是在這個時期,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變化,人類的活動也極大地攺變了地球的面貌:開墾荒原,興修水利,馴養家禽家畜,砍伐森林,興建居民點和城鎮等等,都打破了自然界固有的格局,加快了自然界變化的進程。由此,也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歷史地理學,它的研究對像是人類出現以來的歷史時期地球自然環境的變化,其中特別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深刻影響。
歷史地理學包括許多分支,如歷史氣候學、歷史地貌學、歷史動物學、歷史植物學以及與人文學科交叉的歷史人口學、城市歷史地理、疆域沿革、自然災害等。這門學科誕生時間不長,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進程日益加快,人類對自然界干預的手段不斷強化,地球環境的變化日趨加劇,認識並進一步揭示人類出現以來的歷史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規律,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性了。在某種意義上,開展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有著“古為今用”、“以史為鋻”的目的,它將成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供決策的科學依據。
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中國,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舞臺。這是因為作為文明古國的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農耕社會,地理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另外,自古以來,我國歷朝歷代都有修撰志書的傳統,各種史書方志對於氣候變異、自然災害、地域沿革、人口遷徙等均有記載,這些歷史資料,加上考古發現、碑記石刻等實物,結合現代科技手段如孢粉分析、碳同位素、湖相沉積物和冰層素分析等,對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以歷史氣候學來說,著名氣候學家竺可楨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是這方面的開山之作。此外,我國氣候學家、地理學家對某一地區旱澇規律、冷暖變化、大雪嚴寒、氣像災害的歷史研究,也取得可觀的學術成果。讀徐近之教授《我國歷史氣候學概述》得知,陝西氣像局氣像臺1976年編印的《陝西省自然災害史料》載:“陝西全省旱災以八和十五世紀為多,八世紀有20年全省旱,十五世紀多至28年,夏秋旱災頻率為36%,次為春旱為19%,春夏連旱也不少,為11%,秋旱不過8%。”(參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一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 30前由中國學者提出的科學結論(即陝西全省旱災以八世紀為多,有20年全省旱),和這次媒體報道的中外學者對中國南方瑪珥湖和委內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積物進行的研究結果是完全一致的。當然,由此是否能下斷語,唐朝的滅亡和瑪雅文明的消失肯定是氣候干旱引起的,我沒有看過原文,對此尚存疑問。不過,這無疑是頗有新意、值得關注的見解。
對古代文明的興衰歷史的研究,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往往注重政治、經濟、軍事的決定性因素,這固然無可非議。但是也要看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是多種因素起作用的,“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把這個“天算”撇開迷信的外衣,那麼自然界不可預測的天災導致的人禍,或是人禍導致的天災,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以致影響甚至攺變歷史的進程。多年前,我在本刊發表的《多瑙河畔憶匈奴》一文中寫道:“值得一提的是,近現代科學研究也開始用新的眼光去探究人類歷史上發生的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的戰爭,以及民族大遷徙的問題。具體說來,發生在中國古代遊牧民族向漢族農業地區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一些歷史學家、地理學家也開始關注人類歷史時期氣候和環境的突然變化。由於氣候干旱或者突然變得寒冷,致使草場大面積遭災,以牲畜為生計的遊牧民族面臨生存的威脅,於是他們不得不向氣溫溫和、土地富庶的漢族農業區域尋找生路,這就導致了民族間的武裝衝突而爆發了戰爭。這種觀點的提出,別開生面,啟發了人們對歷史研究的新思路,當然要真正證明這一點還需要提供足夠的證據,特別是人類歷史時期氣候的變化、氣溫、降水、降雪量的逐年變化的精確數據,而恰恰是這一點,僅靠文獻記載恐怕還遠遠不夠,需要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測試手段。”
文中還提到:我們從古代文獻的片言隻語中發現,匈奴人在軍事上的失利,天時不利也不容忽前71年,漢朝軍隊聯合烏孫共同夾擊匈奴,致使匈奴一部受重創。當匈奴單於統兵擊烏孫返回時,史載由於天氣突然寒冷,天降大雪,雪深丈餘,匈奴人畜凍死無數。結果處於困境的匈奴遭到烏孫及漢軍的東西伏擊而遭慘敗封六年鼕,匈奴大雪,畜多饑寒死;誅貳師後,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本始二年,單於自將擊烏孫,欲遷,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虛閶權渠單於之立,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漢書?匈奴傳》)”46年,匈奴所在的漠北草原“連年旱蝗,赤地數千裡,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諸如此類的記載,無不使人對歷史的復雜性增加了更深的理解與思考。”
由此也可以看出,對古代文明興衰的研究,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對於揭示歷史的真相是十分重要的。
今天,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所出現的變化,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變化之外,由於人類經濟活動造成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環境污染、有害生物物種的遷徙、疾病的傳播、沙漠化、原始森林大面積消失等等帶來的負面影響,加劇了全球氣候變化,目前出現的暖鼕、海水上漲、南北極冰層融化、高山冰川的迅速消退、埃爾尼諾現像導致的旱澇災害……都在威脅人類的生存,這既是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新課題,也更是各國政治家必須認真應對的嚴峻現實,不可掉以輕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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