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作者之所以決心寫下這冊《思念集》，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作者的確不時念著他們，而另一方面，《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作者也認為這些人的事跡是值得除我之外的更廣大的人群懷念的。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為數眾多的曾為人類作出貢獻的人們，但作者不曾有機會和幸運同他們相識或相聚。
今天在這本《思念集》中記下的，是我自己親身有過接觸或曾有過神交的人們。
《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中這些文章不少是在報章上刊登過的，它們當時的讀者，不論是前輩、師長、同窗或親朋，都曾向者表示喜愛，都曾說作者在文章中傾注了感情，並都曾說它們值得保存下來。應該說，他們的評價是中肯的。當初我寫這些文字，以及這次為這集子而新寫的，的確是出自對這些人物的敬慕和思念，是動了情的。
說得多了，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看一看《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裡所涉及的人們，是不是值得我們今天來思念呢？

陳琳，祖籍江蘇揚州，1922年5月出生於北京。1937年隨家避難至四川，先後在重慶及成都上學。1944年就讀燕京大學時，應招為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任翻譯，輾轉於成都、昆明及密支那各地。在成都新津機場時曾得一少校機長同意，隨其所駕B-29飛機轟炸東京。但被上校大隊長得知，遭禁止並受批評，未能如願，至今引為憾事。（此機安全返航，但同行一架在日本上空被擊落，另一架被擊中後迫降蘇北新四軍駐地。）他為自己能有機會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了一點工作而終身感到欣慰。
抗戰勝利後，陳琳隨家到南京。1946年夏轉學入南京金陵大學三年級。其間半工半讀，在明德女中及中華女中兼教英語。1948年夏畢業，被聘為金陵大學外文繫助教。
1949年8月離南京，入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短期學習後，在北外學習與任教至今。其間，於1956年奉教育部命主編新中國首套大學英語課本。1961年參加教育部外語教育改革會議時，聆聽了周恩來總理有關外語教育應實施“多語種，高質量，一條龍”方針的指示。其後，奉教育部之命主持供全國各外國語學院附屬學校使用的英、俄、德、法、西、阿拉伯六語種的“一條龍”式教材的編撰工作。從此數十年來堅持從事“一條龍外語教育模式”的研究與實踐。

前言
懷念周培源先生
憶季羨林師
紀念王佐良先生
憶佐良師
逝後——憶王佐良師
在王佐良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上的講話
憶玨良
憶裕光校長
與明經老師相處的日子
悼瑞源老友
憶素我大姐
憶張彥老友
念艾培
懷念大衛·柯魯克
紀念索爾·艾德勒
Sol Adler， a soulful friend
在艾德勒同志追思會上的講話
紀念帕特·艾德勒
In memory of Pat Adler
China Daily and I- In memory of my old friends at the paper
懷念我的哥哥陳忠經，並憶“後三傑”
揚眉雪恥日憂民愛國魂——“密蘇裡號”艦上的受降與
紀念丁寶楨
晚清重臣丁寶楨：為官一生勤為民
The man who gave us Gongbao chicken
蔣彝筆下的世界與故園——喜見“啞行者繫列叢書”雙語 版問世
莎士比亞和他的環球劇院
二百二十年了，想起彭斯
紀念保羅·羅伯遜31l
保羅·羅伯遜生平
The life of Paul Robeson
在保羅·羅伯遜紀念會上的講話（節錄）
Speech at the Paul Robeson Memorial （Abridged）
後記
二版後記
作者簡介
教育部關於授予陳琳同志“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的決定

《思念集（2018年修訂版）》：
在追憶了佐良師在英國文學、文史學、詩學以及翻譯事業諸多領域的重大成就後，我們不能忘記：他一輩子是一位教師。
佐良師在清華、西南聯大就學期間就已為生活之需而兼任教學工作。畢業後留校任教。1949年回國後，被安排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擔任教授、教研室主任、繫主任、副院長、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校長顧問等職務；並先後擔任本科、碩博士研究生的教學和導師工作。
我在課堂上受教於佐良師的時間不長，不久就被調出參加教學工作。但在以後幾十年的歲月中，無論是在教學還是教材編寫或科研工作中，始終得到佐良師的幫助和指導。佐良師是我終身的老師。
給我印像最深的，是佐良師授課的方式。他永遠以一個共同探討者的身份與學生“交談”，而不是“教授”。他善於就所學內容提出問題，讓學生發表意見，在探討中不時插入一些自己的帶啟發性的觀點，引導學生能更深入地思考。但是，在這樣的課堂研討活動的最後，他總會以似乎是在總結學生意見的態度和方式來提出結論。這些結論，實際上是將學生引導上了一個更高的認識層次，但又使學生感到有自己的意見在其中；這就是佐良師的教學藝術。重要的是，這裡充分體現了對學生的尊重，更是對發揮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有效引導。
對中青年教師的幫助、引導甚至“提攜”是所有曾受益於佐良師的人都永遠不會忘記的。許多後輩教師在他的指引下選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甚至明確了自己在學術生涯中的最終目標。在主持編寫許多大部頭“文集”時，他總不忘主動邀請中青年教師參加編寫工作，並要求他們獨立自主地編著一定篇章，使他們得到鍛煉成長的機會。尤其應當提到的，是他對中青年教師的尊重。在他擔任外國文學所所長期間和以後，每次有教師自國內外學習或參加學術會議歸來，他總要召開專門會議，聽取他們的體會心得和信息，仔細記筆記，提出啟發思考的問題，並常說從中受益。
佐良師的誨人不倦、樂於助人的精神是所有他的學生和同事都深有體會的。1976-1978年間，我奉調到毛澤東著作翻譯委員會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英譯工作（佐良師因身體原因未參加）。那時，我雖已從事英語教學和教材編寫工作多年，也做過一些口筆譯工作，但翻譯“毛著”對我卻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一次，在遇到一個十分難譯的概念以及涉及的句子的譯法時，我打電話給佐良師向他求教。他當時在電話中就給了我一兩個可供選擇的譯法，我已覺大為受益。
……

顧名思義，“思念集”就是思念故人的文字。
人老了，不免懷舊。近年來，常常憶起先後逝去的授業者、前輩哲人、同輩親人、國際友人、老同學，甚至包括長年敬慕不忘但未曾有幸謀面的中外人士。
我多年來的一個毛病，就是上床後不易入睡。於是，與這些作古人們相處的時光就成了我最珍貴的回憶。有時竟會勾出來一些平日絕不會想起的極為細小的往事，令自己都感到驚訝。
這些逝者生前都曾為人們作出過各種不同的奉獻。他們之中，有自己不願如此被稱呼的大師巨匠，有曾為人類進步事業出生入死過的革命前輩，有曾為人類文化事業留下永不會被忘記的珍貴遺產的文化人，有給了我良好教育使我今天還能為人們做點事情的大學校長和老師，還有國際友人。
我之所以決心寫下這冊《思念集》，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的確不時念著他們，而另一方面，我也認為這些人的事跡是值得除我之外的更廣大的人群懷念的。當然，在人類歷史上，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為數眾多的曾為人類作出貢獻的人們，但我不曾有機會和幸運同他們相識或相聚。我今天在這本《思念集》中記下的，是我自己親身有過接觸或曾有過神交的人們。
同時，我又必須坦白地說，我之所以要記下他們，是因為在過去的歲月中，他們之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曾在一些不同時期或不同場合受到過某些不公正的待遇。我自己作為一個友人，雖然不曾對這些故人做過什麼今天應當感到虧心的事，但總覺得應當有個什麼機會來對他們表示些歉意。以本集子中寫到的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為例。在1937年，他就曾在美國和加拿大等地的演唱會上用中英文歌唱《義勇軍進行曲》，將募捐所得通過宋慶齡先生轉給中國人民，以支持我們的抗日鬥爭。在1949年10月1日，當他在羅馬旅途通過廣播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消息時，就拉起朋友走上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然而，這樣的一位中國人民的朋友，在20世紀60年代初表示想到中國訪問時，隻是因為他在此前曾到赫魯曉夫任最高領導人的蘇聯訪問，就未被邀請前來中國。這使我多年來覺得，我們中國人欠了這樣一位朋友一個人情。這也正是我在2008年發起組織了一次紀念羅伯遜的活動的原因。在這個《思念集》中，我把當年我寫的紀念他的文章也包括進來了。
又如，集子中有一篇是關於一位臺灣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的紀念文章。我在寫時，雖了解這位將軍一向對我黨抱有好感，而且親民，但同時也意識到這件事情涉及微妙的關繫。文章送到《光明日報》後不久得到回音，說這篇文章須送到“上級”審核。過了約半個月，我得到報社總編室回復，說上級同意原文照發，而且將我原送去時的題目作為副標題，正標題改為《揚眉雪恥日憂民愛國魂》。對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將領給予這樣的肯定，也是很不尋常的事。因此，我也決定把這篇文章轉載入《思念集》中。
這些文章不少是在報章上刊登過的，它們當時的讀者，不論是前輩、師長、同窗或親朋，都曾向我表示喜愛，都曾說我在文章中傾注了感情，並都曾說它們值得保存下來。應該說，他們的評價是中肯的。當初我寫這些文字，以及這次為這集子而新寫的，的確是出自對這些人物的敬慕和思念，是動了情的。
說得多了，還是讓讀者自己去看一看這個集子裡所涉及的人們，是不是值得我們今天來思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