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公理化詮釋（中英文對照）》：
我們在這章闡明了“中庸”與“孔孟之道”的內在邏輯，認為“中庸”同樣是建構孟子思想體繫的出發點，接著概述了《孟子》公理化詮釋的目標和內容，把整個《孟子》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性善篇”、“養氣篇”、“民本篇”、“仁政篇”和“王道篇”。考慮到孔孟所處的時代和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變化，我們將《（論語）的公理化詮釋》給出的基本假設、定義和公理進行了調整、補充與完善，確定了7個基本假設、16個定義和7條公理，並具體予以說明。
一、“中庸”與“孔孟之道”——建構孟子思想體繫的出發點
關於先秦儒學及其核心或者本質的問題，目前學術界的看法並不統一。總的來說，對儒家而言，“仁”、“義”、“禮”三者構成一個有機而統一的完整思想體繫，而且此三者之間前呼後應、互聯互通，不可截然分離。隻是在孔子、孟子、苟子那裡，各自因其所處的具體歷史時代不同而對此三者各有側重而已。我們認為，與其說先秦儒家的核心是“仁”、“義”、“禮”這些道德的表征，倒不如說先秦儒學的核心就是“中庸”。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總體上可以歸結為“道”，它既可以說是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德”之“道”，也可以說是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中庸之道”的“道”。李澤厚先生主張將“道”的狀態具體定義為“度”，並且認為，這個“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就是“中庸”，就是“過猶不及”，就是中國的辯證法，就是難以言說卻可掌握的實用真理。與此同時，他認為，所謂“中庸之道”就是所謂“度的藝術”。“度並不存在於任何對像中，也不存在於意識中，而首先是出現在人類的生產一生活活動中，即實踐、實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種創造，一種制作。”因此，“度”纔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第一範疇”。而儒家智慧就是掌握和體現“度”的分寸與境界的“中庸之道”。
從儒學發展的歷史進程看，孟子作為孔子之後對儒學發展有著突出貢獻的哲學家，在孔子所確立的儒家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要求與變化，以其獨到的關注視野與個性言說方式，為儒學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縱觀孟子思想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點，孟子所著力闡發的性善、養氣、民本、仁政與王道的核心思想，無疑是孔子“仁者愛人”、“為政以德”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為此，從孔子到孟子思想的發展中，是否存在一個貫徹始終的內在邏輯，這是認識“孔孟之道”乃至繫統地把握儒學思想脈絡的關鍵問題。
我們認為，儒家思想在各個時代和不同理論家的闡發中各有不同，但作為具有思想體繫特征的儒家學說，應該存在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馮友蘭先生也認為，在諸子的著述中，雖然沒有“形式上的繫統”，但有“實質上的繫統”，不過這需要我們去加以梳理。我們把《論語》中孔子思想的邏輯起點，認定為孔子所崇尚的“中庸”境界，也就是指孔子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和關注點，往往聚焦在矛盾量變階段中矛盾變化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換言之，就是矛盾的中庸狀態。當然，就《論語》體現的思想來看，孔子並不否定事物的質變，但他最關注的還是社會矛盾發展的中庸狀態。《論語·雍也篇》雲：“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作為“至德”，在《論語》中不僅是統貫“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範疇的主導精神，而且也代表了基本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並貫穿於人的最基本行為準則和最高的道德境界之中。而《禮記·中庸》提出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無疑是對孔子中庸“至德”思想的詮釋。
孟子繼承與發展了儒學，並努力由“中庸”出發追求思想精神與行為中的“中道”境界。作為“中庸”的具體形態，孟子的“中道”思想，無疑是孔子乃至先秦“中庸”思想的展開和升華。董祥勇指出：孟子的“中道”思想，主要體現為以“中”、“時”等為其核心內容，以“經”和“權”的關繫為總則，以“合宜”、“適度”為形式追求，以合乎德性之道為根本旨歸，“中道”意義的這些構成性內容，在賦予它以具體性和豐富性的同時，也使之獲得了濃郁的本體意味。而性善是孟子哲學本體論的要點，也是“中道”得以展開的基本依據和根本旨歸。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的“性善論”，一方面有著濃郁的先天既成色彩，但另一方面孟子同樣非常強調後天的擴充善端的意義與價值。如果說，性善是先天的種子，而向善則是需要後天不斷通過內心“至誠”的努力，使善端持續地向善擴充，以致成為“充盈”於天地間的“浩然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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