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由於這種隔絕和短暫的歷史，其結果是，對民族敘事和歷史中對政治功能的質詢在澳大利亞相對較晚纔出現。歷史和文學學科二者在獲取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理論的益處上均顯得反應遲鈍。其結果是，盡管歷史和文學研究對於“民族性”產品感興趣，但卻沒有可能使其繼續研究下去的理論工具。然而，從80年代開始，隨著人們對後結構主義和敘事學更為了解，文學學者（以及後來歷史學家們）開始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民族性或許是文化虛構、敘事以及巴特概念上的神話的相當不確定的產物。這一次出現了在理論上的首次嘗試，將澳大利亞文學視為一種文化產品提供了解釋方式（Hodge and Mishra；Schaffer；Turner，《民族小說：文學、電影和澳大利亞敘事的構建》；White），其中在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澳大利亞歷史研究和澳大利亞文化研究之間有一種清晰可見的跨學科的促進方式。
在這一時期英國文化研究傾向於“避免命名（exnominate）”民族性領域，追隨這一潮流的澳大利亞人卻明確無誤地關注民族文化所附加的意義，關注通過這些意義所強加的包容和排斥的模式及其為之服務的利益。倘若80年代英國文化研究將“民族文化”視為某種完全吸引了保守派文化政治的東西，因而並不值得為之費心的話，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則將其視為完全值得論爭的東西。所以，許多早期的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集中研究“澳大利亞”在所有文本和媒體中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這些表征的後果及影響。這類研究的焦點包文化主義之下對本土澳大利亞人以及非盎格魯一撒克遜族裔的表征。澳大利亞文化研究逐漸地融入國際論壇有助於在90年代後期擴展這些論爭，使其成了一個並不那麼帶有民族主義傾向且在政治上更加多樣的探索領域。
英國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的影響盡管僅僅隻是眾多彙入的分支，然而的確是有意義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對意識形態的理論化，以及稍後對葛蘭西霸權的解說曾經影響巨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依然保持著影響。首先，斯圖亞特·霍爾以索緒爾和巴特符號學的方式對文本解碼與編碼的論述，是一種根本性的分析工具（Fiske，Hodge，and Turner）。然而其他並非源自伯明翰的傳統也具有影響或穿透力。例如，本土電影和媒體分析傳統就是70年代與政府資助的澳大利亞電影工業復興並行發展起來的。該傳統在開始時也是由民族主義所支配，或至少是由反帝國主義政治及為本土受眾保護本土電影產品的宗旨所支配。開始時，方法論的傾向是政治經濟，然而這一點後來最終讓位於民族文化與電影、電影文本的文化政治與電影之間的聯繫（參見O'Regan）。在80年代並行的發展中，這一發展與文學和文化理論的論述推進相關，有一種理論論述上的成熟，這些論述受到梅斯符號學和拉康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論挪用的影響（參見雅克·拉康、關於克裡斯蒂安·梅斯的相關內容，請參見電影理論與批評）。
……
